摘要：黑格爾的法哲學試圖通過尋求中介的方式克服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這種對中介的尋求最終驅使黑格爾走上了重構代議制的道路。不滿于黑格爾思辨調和式的解決方案，馬克思在深入思考現代國家實質的基礎上，提出了“真正的民主制”，從而實現了對黑格爾代議制構想的揚棄。站在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基本立場上，不難發現，黑格爾對代議制的重構存在著根本性的理論困境。只有徹底超越抽象國家形式的范圍，才談得上對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分離的真正克服。“真正的民主制”的提出標志著馬克思給出了一條激進的、革命性的政治批判進路，這一政治批判也為他后來區分政治解放與人類解放進而轉向共產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
關鍵詞：馬克思；黑格爾；代議制；《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在馬克思早期思想發展歷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義。一方面，它標志著馬克思從宗教批判轉向了系統性的政治批判，從而在理論上開啟了對作為宗教意識之基礎的現實世界本身的批判性考察。另一方面，正是經由這一文本的寫作和思索，馬克思重新思考了法的關系、國家的形式與作為物質關系總和的市民社會之間的關系，解剖市民社會的必要性由此提示出來。以往對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研究，更多地強調了其對于馬克思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推動作用，而對于這一文本提出的“真正的民主制”思想往往較少關注。從馬克思早期思想發展的歷程來看，“真正的民主制”無疑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思想環節，并且構成馬克思通向唯物史觀建構的重要樞紐。它一方面表明馬克思已不滿于黑格爾以重構代議制的方式來克服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馬克思給出了一種不同于黑格爾的理解個人和國家關系的新思路。盡管黑格爾通過對現代國家制度的精巧構思，展現出克服現代國家內在困境的巨大努力，但站在馬克思的立場上，他做的是遠遠不夠的，其所提出的解決路徑并不足以解決他的問題。而只有用“真正的民主制”取代和揚棄各種版本的代議制，才能實現民主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才能最終通向人的解放。
一、代議制的德國變體：黑格爾對代議制的重構
早在寫于1802年的《德國憲制》一文中，黑格爾就展現出對德國政治現代化的深入思考，而對于代議制民主的批判性審視則構成這一思考的關鍵部分。一方面，黑格爾將代議制視作現代國家的標志；另一方面，他對以英國為代表的現存代議制民主制度的缺陷有著清醒的認識。代議制在歷史上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君主為解決財政危機而召開的等級會議，但真正使得代議制變得不可或缺的還是伴隨市民社會興起而來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在黑格爾看來，正是這種分離要求代議制發揮中介功能。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分離是現代社會分工發展的自然結果，這一分離首先表現為公共事務的集中化，“隨著倫常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個人都更多地從事自己私人的事情，應付自己的急需了。……在這些情況下，國家民族事務的處理就愈來愈緊密地集中到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就是君主和各等級代表”。在產業等級力量日益強大的背景下，黑格爾將代議制視為一種適當的表達他們利益的政治安排。
黑格爾在批判性重構代議制時首先抓住的是作為現代代議制民主基礎的原子式個人。在寫于1817年的《論符騰堡等級議會》的論文中，盡管總體上站在支持國王憲法的立場上，但就憲法建議稿中涉及到直接的、無差別的代議制的部分，他仍有所保留。在黑格爾看來，直接的、無差別的代議制意味著個人不是以同業公會等市民社會內部組織的成員身份而是作為原子式個人參與政治生活。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個人與政治體沒有實際的聯系，并且在面對政治國家時感到無能為力。“公民們只是作為孤立的原子而出現，選舉集會表現為混亂而無組織的聚集，整個民族分解成了一堆人。這是共同體在著手行動時決不應該采取的一種形態。”黑格爾的上述觀點與其后來在《法哲學原理》中對待代議制的態度一脈相承。在《法哲學原理》中，他十分明確地將以原子式個人為基礎的代議制的缺陷概括為如下兩個方面：政治生活失去根基與政治冷漠。
其一，黑格爾認為，以原子式個人為基礎的代議制使得政治生活建立在偶然性和個人性的基礎上，從而導致普遍與特殊的分離難以克服。只有當個體組織起來并作為特定組織的成員參與政治生活，普遍與特殊的統一才是有可能的，政治生活才有其穩固的基礎。黑格爾指出：“以上述集團為存在形式的各種共同體進入了政治領域，即進入最高的具體的普遍性領域的時候，竟有人想把這些共同體重新分解為個人組成的群體。因而這種想法就把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彼此分割開來，并使政治生活懸在空中。”這里，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把市民社會的特殊利益整合進政治國家對普遍性的追求之中。而缺乏根基的政治生活則一方面意味著市民社會的利益在原子式個人的分裂和對抗中無法得到有效表達，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原子式個人構成的“烏合之眾”在面對政治國家時無法形成足夠的力量，因而在參與政治生活時往往傾向于消極地接受，而非主動地參與政策的制定。黑格爾以驚人的洞見把握到了直到20世紀的代議制民主實踐中才凸顯出來的問題。泰勒認為，黑格爾在這里對代議制民主缺陷的洞察與托克維爾對現代民主制的診斷有著內在的一致性：“這是托克維爾設法解決的同一個困境，只是在表達方式不同罷了。他認為諸多健全的組元群體共同存在于一分散的權力結構中，這對于民主政治，關系至為重要。”
其二，黑格爾注意到，由于行使選舉人的職責一般是個別的、轉瞬即逝的行動，并且在兩次投票之間往往間隔幾年，這就容易導致選舉人對這類職責失去興趣。不僅如此，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里，單個選舉人所投下的選票對于最終結果所起的作用無論如何也不是重要的，勢必會導致有投票權的人對于他們的這一權利漠不關心。如果民眾不愿去投票，那么，代議制的運作本身就會陷入困境。如果民眾去投票，但對于投票本身抱著漠不關心甚或隨意的態度，那么，就會讓偶然的、特殊的利益成為政治運作的決定性因素。黑格爾看到的參與率低的問題正是困擾當今西方民主的現實難題。不言而喻，政治冷漠及與之相伴隨的參與率低將會為少數特權集團操作選舉結果打開方便之門。當民眾認為自己的選票無足輕重之時，也就是選票最容易被收買之時，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也將因此走向自己的反面。
為了克服以原子式個人為基礎的代議制的上述弊病，黑格爾力圖用同業公會等市民社會的內部組織來取代無定形的原子式個人。這樣一來，個人就不是直接參與政治生活，而是以他所屬的同業公會等為中介來參與政治生活。由于個體已經組織起來，他們就不會因為分散而顯得無足輕重，從而能夠對政治運作及公共政策施加影響。不僅如此，同業公會等團體內部推選出來的代表也不再是利益相互沖突的孤立個人的代表，“而是社會生活的某一重要領域的代表，是這一領域的巨大利益的代表”。黑格爾對代議制民主第一個層次的重構意味著，他將“整合功能注入傳統代議制理論賦予議會的代議功能之中”。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人民能以合法的程序和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并使自己的特殊利益在與國家普遍利益妥協一致的基礎上被貫徹到現實的政治決策之中。
表面上看，當代議制被引入現代國家的基本建制之中，而等級要素被作為溝通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中介之時，普遍與特殊的統一就得到了實現。從思辨哲學的立場出發，黑格爾正是將尋求中介視作實現統一的可靠路徑，但仔細考察起來，這只是對于問題的表面的解決。與其說等級要素消除了對抗的可能性，不如說只是將對抗置于議會的范圍內。這意味著，單純有代議制的存在并不能確保市民社會的私人等級被有效整合進國家有機體中，因為“對整個王權原則或君主制原則說來，（各等級）是經驗普遍性的極端，這種經驗普遍性的地位對這一原則來說包含著一種適應的可能性，因而也包含著敵對的可能性”。既然等級要素包含著與王權所代表的普遍性原則“敵對的可能性”，那么，就需要進一步尋求中介使得“敵對的可能性”被消除，以便真正實現普遍與特殊的統一。不言而喻，正是這種要求驅使著黑格爾走上了在第二個層次上重構代議制的道路。
黑格爾將目光轉向了以長子繼承權作為自身基礎的土地貴族等級。在他看來，長子繼承權的設置將會使土地貴族等級擺脫市場需要的束縛及國家的直接干涉，因此比那些較少獨立性等級的成員更適合擔任公職。隨著建立在長子繼承權基礎之上的土地貴族等級被引入政治生活，等級要素分裂為實體等級的代表和產業等級的代表兩大部分，實體等級就從與王權相對的極端搖身一變成為處于王權和產業等級之間的中介環節。黑格爾對此解釋道：“這是最重要的邏輯真理之一，就是作為對立面而處于極端地位的特定環節，由于它同時又是居間者，因而就不再是對立面，而是一種有機的環節。”這里，十分明顯的是，黑格爾力圖用等級要素的土地貴族部分即議會上院壓制和抵消等級要素中的同業公會代表即議會下院，由此，等級要素即議會最終能夠做出的決定就不會體現出直接反對政府的立場。換言之，等級要素不會為了特殊利益而犧牲普遍利益。
總體來看，黑格爾對代議制第二個層次的重構不僅表現在賦予議會上院的土地貴族等級以中介的職能和意義，以此來限制工商業等級將特殊性凌駕于普遍性之上的傾向，而且也表現在將立法機關變成了實際上由國家官吏主導的機關。這樣一來，等級要素和代議制就被弄得面目全非了，“它的形式不符合意義，意義也不符合形式，而且既不是形式獲得自己的意義并具有真正的形式，也不是意義獲得形式并成為真正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4頁。。馬克思指出，在黑格爾的國家構思中，由土地貴族等級組成的議會上院和由工商業等級構成的議會下院，并不是同一原則的不同存在，而是代表著兩種本質上不同的原則。
二、馬克思對黑格爾代議制構想的批判
借助于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對黑格爾國家學說的批判，可以發現，黑格爾對代議制的重構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理論困境：其一，用同業公會取代原子式個人作為代議制的基礎，不僅意味著邏輯上的混亂，而且必然陷入時代的錯亂。由于同業公會在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已經喪失了現實性，這就決定了以之為基礎重構代議制只是一種幻想。其二，黑格爾通過為土地貴族等級賦予中介地位來重構代議制及等級要素的做法，并不能真正克服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他所建構的以兩院制為核心的代議制恰恰確證了分離本身的存在。其三，代議制在黑格爾那里僅僅意味著在形式和外觀上引入了民主因素，換言之，黑格爾所構思的民主制僅僅在象征意義上實現了民主，其存在的理由更多是由思辨哲學的邏輯提供的。
首先，既然黑格爾是以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為前提，這就決定了人們不可能是以特殊集團的成員身份來參與政治生活，而必然是以抽象的原子式個人即公民來參與。當黑格爾批判以原子式個人作為代議制的基礎將會使政治生活懸在空中時，馬克思明確指出，問題并不在于原子式個人，“而是政治生活就是懸在空中的生活，是市民社會的超越塵世的領域”。在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離的二元框架下，當人們參與政治生活時，市民社會的一切規定事實上都被抽象掉了。換言之，政治生活必然是以抽象的原子式個人作為基礎的。正如馬克思所言：“市民社會在自己的政治行動中所陷入的原子論，必然產生于下述情況：個人賴以存在的公團、共同體，市民社會，是同國家分離的，或者說，政治國家是從市民社會中得出的抽象。”因此，黑格爾對代議制的原子式個人基礎的批判盡管把握到了現代民主政治的癥結所在，但若是不打破現代世界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離的二元結構，問題就是不可解決的。反過來說，只有在超越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分離的基礎上，消解政治生活中的原子式個人才是可能的。黑格爾的問題在于，他把抽象原子論的觀點視作理性的迷誤，未能看到這一觀點只不過是現實抽象的反映罷了。
不僅如此，黑格爾以之作為政治生活基礎的同業公會，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最終被政治革命所瓦解。一方面，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先進生產力成為同業工會所代表的落后生產力消亡的現實基礎。另一方面，政治革命的基本成果之一即同業公會的瓦解。“這種革命必然要摧毀一切等級、同業公會、行幫和特權，因為這些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體相分離的眾多表現。于是，政治革命消滅了市民社會的政治性質。”在馬克思看來，近代西方歷史上的資產階級政治革命實際上起到了雙重效果：一方面使政治生活擺脫了私有財產、宗教等的束縛，換言之，政治身份和政治資格不再以上述市民社會的要素為前提。另一方面也消除了市民社會的政治性質。由此帶來的結果是，“特定的生活活動和特定的生活地位降低到只具有個體意義。它們已經不再構成個體對國家整體的普遍關系”。面對作為政治革命之歷史性結果的原子式個人，黑格爾無視歷史發展帶來的現實境況，強行以同業公會這一舊時代的元素作為現代國家機體的基礎，這不能不說是時代錯亂。
其次，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通過中介機制來克服分離的做法，從根本上說是行不通的。不僅作為市民社會政治代表的等級要素無法克服分離，即使引入土地貴族等級作為最終的中介也是無濟于事的。等級要素實際上意味著市民社會的私人等級被賦予了政治意義，“即一種與它的實際意義不同的意義”。這樣一來，等級要素就變成了它所不是的東西。換言之，它本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矛盾：不僅未能實現黑格爾所期望實現的同一，反倒是確證了分離的存在。馬克思寫道：“在這里，政治上的等級要素不外是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現實關系的實際表現，即它們的分離。”黑格爾試圖復活中世紀的等級制，并以此來重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統一。但是，由于黑格爾的出發點是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這種統一自然是不存在的。因此，黑格爾最終只能以一種神秘主義的方式，強行為市民社會的私人等級賦予政治效能和政治意義，從而虛構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統一。
在意識到等級要素這一中介不僅未能克服分離和對立，反而使對立“達到隨時準備交戰的地步”之后，黑格爾不得不求助于等級要素的二重化，并由此引入了建立在長子繼承權基礎之上的貴族等級。貴族等級的引入表明黑格爾將現代國家的代議制變成了一種面目全非的“混合物”，在黑格爾所構思的國家機體中，既有對中世紀等級制的保留，又有對現代代議制民主的承認。不過，在馬克思看來，即使有等級要素二重化，問題的解決也絲毫沒有向前進展一步。問題不在于黑格爾所尋找的中介是否適當，而在于以尋求中介的方式克服對立和分離的方式本身是有限度且是神秘主義的。這是因為，“真正的極端之所以不能互為中介，就因為它們是真正的極端。但是，它們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因為它們具有互相對立的本質”。馬克思區分了本質之間的差別與存在上的差別或本質范圍內的差別，前一種差別是諸如極和非極、精神和物質之類的差別，后一種差別則是類似北極和南極、女性和男性這樣的差別。在馬克思看來，作為本質之間差別的對立極端是無法通過尋求中介的方式調和的。而黑格爾之所以陷入困境，根本原因是他混淆了上述兩類差別，如果沒有這種混淆，就可以避免“企圖用中介來調和它們（本質間的差別——引者注）”的錯誤。
最后，黑格爾在引入等級要素時曾明確強調，作為市民社會向政治國家派出的代表團，等級要素的首要意義在于使主觀的形式自由這一環節獲得定在。“等級要素的作用就是要使普遍事務不僅自在地而且自為地通過它來獲得存在，也就是要使主觀的形式的自由這一環節，即作為多數人的觀點和思想的經驗普遍性的公眾意識通過它來獲得存在。” 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并不是要讓民主因素在現代國家中真正實現出來，而只是從形式上肯定和承認了它。這意味著，等級要素存在的理由在于其邏輯學上的重要性。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指出：“黑格爾需要等級要素這一奢侈品，只是為了迎合邏輯。黑格爾不去尋求‘普遍事務的自為存在’的恰當實現，卻滿足于找出一個可以融入這種邏輯范疇的經驗存在。于是，就有了等級要素。”借助于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哲學“主謂顛倒”邏輯的批判，馬克思深刻揭示了黑格爾思辨哲學用邏輯和概念吞沒現實事物的神秘主義本性，從而為超越黑格爾式的思辨調和道路奠定了基礎。
從思辨哲學的角度為等級要素賦予存在的意義，實際上意味著等級要素在現實政治運作中的作用被削弱了。與之相適應的是，作為王權代表的官僚等級在立法權中的重要性得到凸顯。一方面，黑格爾明確反對將國家官員從立法機關中排除出去的法國模式，而對英國內閣大臣必須是國會議員的英國模式給予高度肯定。另一方面，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私人等級在推選議員時，應該著眼于議員資格的客觀方面。換言之，議員應具備在實際擔任國家公職的過程中培養和鍛煉起來的技能、知識以及實踐智慧。這意味著，只有曾經擔任過公職的人才有資格成為等級要素的成員。不僅如此，由于“國家的高級官吏必然對國家的各種設施和需要的性質具有比較深刻和比較廣泛的了解”，而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因此，黑格爾理想中的立法機關顯然是由國家官吏主導的。盡管有代議制，市民社會的各私人等級由此可以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但這種參與及其發揮的作用在黑格爾對立法權的構思中顯然是十分受限的。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在黑格爾的現代國家構思中官僚等級的權力是沒有節制和制衡的。“法國大革命的教訓值得深思，黑格爾認為，那就是因為機械地對待各種權力，沒有看到各種權力之間相互有機的和諧關系。”換言之，黑格爾試圖用一種全新的制衡模式取代三權分立原則提供的制衡和約束。
歸根結底，對等級要素作用的限制即對人民參政議政權利的限制。因此，究其實質，馬克思與黑格爾在此問題上的對立，可以歸結為人民主權與君主主權的對立。馬克思指出：“問題在于，那集中于君主身上的主權難道不是一種幻想嗎？不是君主的主權，就是人民的主權——問題就在這里。”站在青年馬克思政治批判的立場上，黑格爾對等級要素的討論不僅充斥著神秘主義，而且顯示出對于政治生活中市民社會成員參與民主政治的警惕和質疑。事實上，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態度是復雜而曖昧的：一方面，市民社會被視作現代世界的偉大成就；另一方面，黑格爾又對市民社會的利己主義蔓延感到十分憂慮。這種利己主義意味著每個人都將自身利益的考慮置于最高位置，其他一切都是虛無的。在市民社會利己主義精神的支配下，作為市民社會代表的等級要素本身也極有可能為獲得特殊利益而犧牲普遍利益。正是因為意識到了這一點，黑格爾才會要求到國際關系和世界歷史的領域中去解決尚未在“國家法”部分得到解決的普遍與特殊分離和對立的問題。在黑格爾看來，借助于國與國的戰爭，在殘酷的生死之中將能夠使人從他的特殊性中超拔出來；進一步在世界歷史中，借助于精神在時間中的顯現，也會繼續實現對人的教化。黑格爾對市民社會及其代表（等級要素）是不信任的，因此，無怪乎他要為作為代議制民主基本環節的等級要素僅僅賦予形式上的意義，也無怪乎他要將問題的解決寄托在國際法及世界歷史的領域中。
三、以“真正的民主制”揚棄對代議制的重構
馬克思對黑格爾重構代議制時所陷入的理論困境的分析和診斷，一方面揭示出通過中介機制克服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的做法存在著根本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為他揚棄黑格爾的代議制構想提供了契機。無論是對原子式個人的超越，還是消除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對抗，都只有在突破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二元分離的前提下才能實現。換言之，必須探索一種建立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統一之基礎上的政治構想。在馬克思寫于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這一政治構想被冠之以“真正的民主制”的名稱。盡管馬克思的這一構想因為這一時期總體語言風格晦澀以及思想本身的模糊性和未完成性而受到爭議和詬病，有學者甚至認為，所謂“真正的民主制”可以被視作“建了一半的房子”。但不得不承認的是，“真正的民主制”的提出構成了馬克思早期思想發展邏輯進程中的重要突破和嘗試。其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這一構想是馬克思與黑格爾思想交鋒的結果，更重要的是，這標志著馬克思開始嘗試走出自己的政治批判道路，即用一種激進的以革命為旨歸的“真正的民主制”路徑超越了黑格爾式的以改良為旨歸的思辨調和路徑。代議制不管如何重構和優化，都假定了權力在人民之外。“真正的民主制”則意味著要將政治權力收回到人民自身。換言之，人民才是主體，政治的建構及實踐都是人民主體的特殊存在形式。
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爾的王權觀念時提出“真正的民主制”。表面上看，他只是在政治立場上用人民主權取代專制王權，因而可以被視作近代以來民主觀念和制度擴張并取得勝利進程中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之一。正如卡爾·施密特所言：“19世紀的政治和國家學說的歷史，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民主制的勝利進軍。……蘭克把人民主權的思想稱為這個時代最強大的觀念，它同君主制原則的沖突是該世紀的主流。自從那時以來，這種沖突以民主的勝利告終。”但仔細考察起來，馬克思所說的“真正的民主制”顯然具有超出一般意義上的民主觀念的意涵和指向。若僅僅把馬克思歸于近代以來民主思潮中的一分子，就會矮化馬克思的“真正民主制”構想并使其喪失全部的激進性和革命性。如果說現代代議制民主的諸類型都可以視作政治解放的產物，那么，馬克思所謂“真正的民主制”指向的是對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超越。在他看來，無論是立憲君主制還是共和制都從屬于抽象國家形式范圍內的民主制，因此，不能將馬克思所說的“真正民主制”理解為立憲君主制或共和制意義上的民主構想。
抽象國家與抽象市民社會具有共生關系，正是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元分離中雙方走向了各自的抽象形態。因此，當“真正的民主制”超越了抽象國家形式，也就同時意味著對與政治國家分離的抽象市民社會的超越。在此意義上，馬克思寫道：“現代的法國人對這一點是這樣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國家就消失了。這可以說是正確的，因為在民主制中，政治國家作為政治國家，作為國家制度，已經不再被認為是一個整體了。”這里，政治國家的消失恰恰意味著，不再存在作為管轄和規定特殊東西的普遍東西的政治國家，而只存在作為人民的自我規定和人民的特定內容的政治國家。這樣一來，國家就不再是與市民社會有本質區別的內容，而是可以“不斷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并被設定為人民自己的作品”。因此，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普遍和特殊的分離就消失了，因為現在只有人民才真正稱得上普遍性，而國家和市民社會不過都是人民這一普遍性的特殊存在形式。
不言而喻，人民概念是理解馬克思所說的“真正的民主制”的關鍵性概念，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與黑格爾有著原則性的區別。在黑格爾看來，“如果沒有自己的君主，沒有那種正是同君主必然而直接聯系著的整體的劃分，人民就是一群無定形的東西，他們不再是一個國家，不再具有只存在于內部定形的整體中的任何一個規定，就是說，沒有主權，沒有政府，沒有法庭，沒有官府，沒有等級，什么都沒有”。換言之，黑格爾認為，人民只有組織起來、生活在國家之中，才能獲得自身的形式和規定性。因此，國家是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人民只能是無定形的群氓。馬克思的觀點則與之正好相反，他明確強調，國家本身不過是人民的作品，是人民自我設定的產物。當黑格爾將人民主權視作以人民的粗陋觀念為基礎的混亂思想時，馬克思反駁道，“在這里，有‘混亂思想’和‘粗陋觀念’的只是黑格爾”。對黑格爾而言，真正的主體是絕對觀念，國家的形式、政治的機體都不過是絕對觀念借以表現自身的形式。換言之，觀念本身成為真正的內容，這樣一來，必然會將現實的人、現實社會等理解為無形式、無定形的東西。
在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馬克思已經意識到了社會特質才是人的基本特質，構成人民的恰恰是具有社會性的人，而家庭、市民社會乃至國家的各種職能不過是人的社會特質的表現形式和存在方式。當黑格爾把人的特殊個體性與國家的各種職能對立起來的時候，馬克思十分敏銳地指出，“他忘記了特殊的個體性是人的個體性，國家的各種職能和活動是人的職能；他忘記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質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體，而是它的社會特質，而國家的職能等等只不過是人的社會特質的存在方式和活動方式”。因此，不應當再把國家看作外在于人的普遍性領域，而應該將以政治力量的形式異化出去的社會力量收回自身并組織起來。在談及代議制中的政治參與問題時，這種對社會性的強調再次顯露出來：“‘不是全體人員都應當單個地參與國家的普遍事務的討論和決定’，因為‘單個人’是作為‘全體成員’，即在社會的范圍內并作為社會成員參與普遍事務的討論和決定。”換言之，政治生活反映的恰恰是個體的社會性及普遍性，而孤立的原子式個人是無法完成國家行動的。總體來看，馬克思對人民概念的解讀是置于社會性這一基礎上來展開的，他堅決反對用孤立的原子式個人遮蔽人的社會性本質。正是基于對人的社會特質的把握，馬克思才重新定義了人民概念，進而獲得了揚棄黑格爾代議制構想并提出“真正的民主制”的基本前提，不言而喻，這一對人的社會特質的理解也為他后來重新理解共同體和個體關系提供了基本定向。
四、結語
縱觀青年馬克思從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思想發展歷程，“真正的民主制”思想無疑構成了重要的思想環節。一方面，“真正的民主制”的提出標志著馬克思開始真正走出黑格爾理性國家觀的巨大陰影，從而對他曾經有過的思想立場做了一定程度的清算；另一方面，從“真正的民主制”到人的解放再到共產主義，馬克思始終是在回應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分離問題的意義上展開他的理論建構的。換言之，無論是人的解放思想還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建構，都處于“真正的民主制”思想的延長線上。不僅如此，由于“真正的民主制”重新思考了個體和國家的關系，并強調要將人的社會性作為出發點和前提，從而為馬克思后來的社會理論建構打下了堅實基礎。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盡管和馬克思后來的研究相比尚顯粗糙，‘真正的民主制’仍然是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具有深遠意義的一環。”
總體來看，在對待代議制民主這一問題上，馬克思與黑格爾顯示出截然不同的理論氣質。黑格爾以一種思辨調和式的態度將中世紀的等級制度、同業工會等組織形式與現代代議制民主的基本建制拼接起來，以此實現了對代議制民主的批判性重構。與之相反，馬克思則以一種激進的態度堅決要求廢除建立在資產階級政治解放基礎之上的諸種民主形式，并代之以“真正的民主”。從存在論的視角來看，馬克思之所以能夠超越黑格爾克服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離的思辨調和式進路，根源在于這一時期的馬克思已經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自覺展開了對黑格爾“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的批判。對馬克思來說，只有在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中，才能找到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分離的根源。既然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不再是精神自我活動、自我區分的產物，那么，自然無法通過思辨調和的方式克服上述分離。通過把法的關系和國家的形式導回到其世俗基礎，馬克思所面對的不再是被思辨唯心主義神秘化的現實，而是作為物質生活關系總和的市民社會。正是在對市民社會深入解剖及與之相伴隨的對國民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馬克思才開啟了哲學存在論上的革命并最終體現為唯物史觀的積極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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