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與布爾什維克

　　原編者按

　　今天是列寧逝世101周年。然而，有一個問題似乎時至今日都懸而未決：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究竟是什么？

　　本文作者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和常識稍微不同的故事：它與考茨基早年的社會民主主義一脈相承（而非如大家想得怎么斷裂），它將民主革命與“人民政權”作為首要目標，它甚至將政治自由視作自己的立身之本。作者挑戰(zhàn)了對十月革命的“不斷革命解釋”（十月革命是對二月革命的否定和超越），而將《四月提綱》視作在列寧“工農(nóng)民主專政理論”的延長線上，而后者與第二國際主流的“革命社會民主主義”沒有任何沖突。列寧和社會民主主義決裂的神話，被作者看作是他對“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忠誠。十月革命之后，列寧稱考茨基是“叛徒”，但考茨基在這里背叛的是他早年的“革命社會民主主義”。

　　在作者看來，列寧主義是一種缺乏原創(chuàng)性的堅持，在革命第二天面臨種種困境時，就異化成為壓抑了政治自由的“國家宣傳機器”。某種程度上，這忽視了列寧主義的世界影響。列寧主義第一次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愿景和農(nóng)民、小資產(chǎn)階級以及被壓迫民族的現(xiàn)實結合起來，使得“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超越了無產(chǎn)階級的主體限制，成為將“人民革命”和“世界革命”接合起來的領導權話語。

　　如果在考茨基那里，“人民革命”只不過是“無產(chǎn)階級社會革命”的補充，那么在列寧那里，“人民革命”將成為“社會革命”得以可能的出發(fā)點。我們可以看到，這也正是季諾維也夫和葛蘭西提出“領導權”理論的思想起源。

　　文| Lars T. Lih

　　譯校| 丸久須、杰明

　　按| 杰明

　　1938年，蘇聯(lián)政府出版了一本極具影響力的教科書：《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約瑟夫·斯大林直接參與了《簡明教程》的寫作。他不僅全面掌控了編輯工作，還親自撰寫了該書的關鍵部分。《簡明教程》的整個解釋框架都是圍繞著一個核心觀點構建起來的，即列寧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型政黨”，即“列寧的黨，布爾什維克黨”。這一新型政黨與早期的西歐社會民主黨形成了鮮明對比。后者“容忍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和公開的機會主義者混入其內(nèi)部，使第二國際陷入腐化和毀滅”。 《簡明教程》強調(diào)，新型政黨通過不斷清除“機會主義的污垢”來成長和壯大。因此，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被描繪成一系列挑戰(zhàn)、分裂和清洗的過程。列寧在構建這一新型政黨中發(fā)揮了“基礎和決定性作用”。《簡明教程》的解釋受到列寧崇拜的影響，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主要是偉人自上而下的有意識創(chuàng)造。書中專注于列寧與各種社會黨論敵之間的論戰(zhàn)，而完全沒有提到他從西方社會民主黨人中獲得的巨大且積極的啟發(fā)。在這本《簡明教程》中只強調(diào)了列寧的創(chuàng)新以及他的思想與社會民主黨人的斷裂，而列寧與社會民主黨人的連續(xù)性則幾乎沒有被提及。

　　人們已經(jīng)不再閱讀《簡明教程》，但該書提出的“新型政黨”框架仍然是布爾什維克黨史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路徑。這在西方主流學術界也是如此。然而，西方學術界對舊政黨和新型政黨的對比有著非常不同的看法。在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被描述為一個建立在對工人充滿樂觀主義的信心的基礎之上的大眾民主運動。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則被描繪成一個精英主義的密謀政黨，它建立在對工人革命傾向的焦慮甚至絕望之上。西方歷史學家常常將列寧的觀點追溯到俄羅斯的革命民粹主義，特別是像謝爾蓋·涅恰耶夫這樣的暴力和缺乏道德的角色。因此，列寧在俄羅斯革命傳統(tǒng)中的思想根基被用以進一步強化他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立。通常這種對比還會援引關于歐洲“現(xiàn)代文明”與俄羅斯“野蠻落后”的刻板印象。

　　各種版本的“新型政黨”雖然有很多切實的見解，但當我們閱讀列寧自己的著作時，卻發(fā)現(xiàn)了一種奇怪的脫節(jié)。列寧從未在公開場合使用過這個術語或概念來描述他的目標或成就。他并不僅僅關注政黨的結構和制度，而是將布爾什維克主義視為一個運動。這個運動基于對俄羅斯革命的特定愿景，而這一愿景則囊括了當下的局勢和未來的展望。當列寧談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本特征時，他強調(diào)的是與整個歐洲范圍內(nèi)的“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連續(xù)性和忠誠（而非斷裂與對比）。甚至他對“機會主義”的敵意也是源于這一點。在1914年之后，當他開始反對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既定領導人時，他攻擊對方的動機是聲稱他們（而非列寧自己）背叛了戰(zhàn)前的共識。

　　這些事實提示我們，應當采用一種不同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要求我們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更準確地置于“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背景下。我們尤其要關注卡爾·考茨基的著作，因為考茨基在俄國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列寧當然深深地扎根在俄羅斯革命思想的傳統(tǒng)當中，但要理解列寧思想中的這些因素，我們必須考慮俄羅斯革命傳統(tǒng)自身向社會民主主義演變的過程。布爾什維克主義并非列寧的獨創(chuàng)，盡管他是其主要理論家和代言人。無論在組織概念還是整體戰(zhàn)略方向上，布爾什維克主義都是一個試圖將歐洲“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植入專制土壤的俄國運動。列寧之所以成為這個運動的領導者，是因為他比其他人更好地表達了這個運動的愿望。正如常常發(fā)生的那樣，當人們創(chuàng)造性地嘗試引入來自外國的運動模式，往往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獨特結果。

　　卡爾·考茨基和德國社會民主黨模式

　　布什維克主義與西方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關系在卡爾·考茨基這個人物身上得到了精準的體現(xiàn)。考茨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二十年“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杰出代言人。在這段時間里，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尤其是布爾什維克，把考茨基視為他們的教師和導師。相較于任何一位俄國作家（包括列寧本人在內(nèi)），考茨基在普通布爾什維克黨員的社會主義教育中發(fā)揮了更大的作用。1917年，列寧慷慨而準確地闡述了考茨基與俄國布爾什維克之間的關系：

　　考茨基的著作譯成俄文的無疑比譯成其他各國文字的要多得多。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開玩笑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還多（附帶說一說，在這個玩笑里含有比開這個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歷史內(nèi)容：俄國工人在1905年對世界最優(yōu)秀的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中的最優(yōu)秀的著作表現(xiàn)了空前強烈的、前所未見的需求，他們得到的這些著作的譯本和版本也遠比其他各國多，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先進的鄰國的豐富經(jīng)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國無產(chǎn)階級運動這塊所謂新墾的土地上來了）。

　　當人們受到外國政治制度的啟發(fā)時，與制度本身進行直接接觸所帶來的影響通常比不過有關該制度的理想化模型進行的書面闡釋。19世紀90年代的年輕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就是一個例子，他們受到了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啟發(fā)。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對德國黨內(nèi)部邏輯的理解，主要來自考茨基的《愛爾福特綱領解說》。這本書是對SPD在1891年愛爾福特黨大會上通過的黨綱的評論。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剛剛迫使德國政府妥協(xié)，撤銷了將該黨視為非法的反社會黨人法。因此，這個黨在社會主義者中的國際聲譽特別高。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愛爾福特綱領》一直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基本教材。

　　考茨基

　　考茨基對基于馬克思的社會民主主義內(nèi)部邏輯的理解，被簡明扼要地總結為“社會民主主義是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這個公式在國際社會民主黨人中流傳甚廣。年輕的列寧將其描述為“考茨基的一個表達，重現(xiàn)了《共產(chǎn)黨宣言》的基本思想”。根據(j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無產(chǎn)階級肩負著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奪取國家政權，并利用這個政權建立社會主義。這意味著，只有工人自己才能實現(xiàn)自身的解放。然而，這一龐大的任務需要大量的準備工作。工人必須理解并接受他們的使命，隨后還需要組織起來，以便能夠執(zhí)行這一任務。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需要“結成共同體團結起來，并由知識引導”。如果要在整個社會中最廣泛的階級中實現(xiàn)這兩個任務（即組織與啟蒙），我們就需要政治自由。

　　費迪南德·拉薩爾最終將馬克思的宏偉愿景轉化為實際政治。德國社會民主黨尊崇拉薩爾為黨的創(chuàng)始人，他之所以配得上這個稱號，主要是因為一個關鍵的政治創(chuàng)新：不斷的運動。群眾政治運動是一種相對較新的政治工具，在拉薩爾之前，群眾運動往往只是在偶爾的和臨時的情況下被使用，比如為了廢除英國的谷物法（這直接啟發(fā)了拉薩爾）。拉薩爾的想法是利用并推廣宣傳和鼓動的運動技巧，夜以繼日地傳播社會主義信息：

　　你們應當組織一個全德工人聯(lián)合會，為在德意志各邦實行普遍的、直接的選舉權而進行合法的、和平的但又是孜孜不倦的，不停頓的鼓動。這個聯(lián)合會從那怕只擁有十萬名德國工人的時刻起，它就會成為一支任何人都得重視的力量，你們要將這個號召傳播到每個工場、每個鄉(xiāng)村、每個茅屋里去!讓城市工人把他們較高的見解和教養(yǎng)灌輸?shù)睫r(nóng)村工人那里去。你們要像英國反對谷物法的偉大鼓動那樣，在和平的、公開的集會上和私人的接觸當中，隨時隨地無休無止地爭論、討論普遍的、直接的選舉權的必要性。

　　持續(xù)性運動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最顯著的特點，這個政黨完全配得上“新型政黨”的稱號。在愛爾福特大會后的二十年里，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為德國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在國際社會主義中享有無與倫比的聲望。其杰出的政治發(fā)言人，例如黨首奧古斯特·倍倍爾，被認為是歐洲最優(yōu)秀的演說家之一。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黨代會、豐富多樣的中央和地方報紙、鼓舞人心的集會，以及廣泛的文化社團，都是為了創(chuàng)造一種（如弗農(nóng)·利特克所說的）以無產(chǎn)階級團結和對德國體制的敵意為基礎的“替代文化”。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所以能夠實現(xiàn)這樣的成就，主要是因為德意志帝國相對的政治自由。因此，考茨基的《愛爾福特綱領》強調(diào)了政治自由對無產(chǎn)階級的極端重要性：

　　這些（結社，集會和出版）自由，對無產(chǎn)階級說來，有重大意義；這是對他們的發(fā)展絕對需要的他們的生存條件。它們對于無產(chǎn)階級來說是陽光和空氣。不論誰，凡是削弱或剝奪工人階級的這些自由，或是竭力阻止工人為獲得這些自由和擴大這些自由而斗爭的人，不論他是真愛還是假愛無產(chǎn)階級，不論他自命為無政府主義者，或自命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還是什么人，都是無產(chǎn)階級最兇惡的敵人。

　　政治自由對于無產(chǎn)階級來說是光和空氣這一觀點，成為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基本政治戰(zhàn)略的核心前提。然而，這一觀點對于生活在沙皇專制壓迫之下，分散且孤立的俄國活動家，比如列寧來說，究竟有什么實際意義呢？

　　穿越苦海走向馬克思：俄國民粹派與社會民主主義

　　要在落后且在存在政治壓迫的俄國實施社會民主黨的策略，需要實現(xiàn)三個條件，而這三個條件是很難想象的。首先，“將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目標，需要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能夠抵御資本家和政府的反擊。其次，這一策略需要一個非法的地下組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德國社民黨開創(chuàng)的宣傳和鼓動技巧，將社會主義信息傳遞給工人。第三，要實現(xiàn)推翻沙皇的革命夢想，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就必須建立某種全國性的政治結構。在接下來的十年里，一整代分散在俄國各地的，絕大多數(shù)采取匿名工作的活動家努力承擔了這一艱巨的任務。列寧本人是這一代活動家當中的佼佼者，但他并沒有主導這一整個集體的試錯與求索過程——事實上，他受到了這一過程的啟發(fā)。

　　在19世紀90年代，激進且有組織的工人抗議活動開始在沙皇專制的俄國產(chǎn)生影響。一個轉折點是1896至1897年在彼得堡發(fā)生的罷工，這促使沙皇政府頒布了勞動保護的相關立法。工人們驚人的紀律性讓俄國公眾感到震驚，并極大鼓舞了那些對本土俄國工人運動抱有希望的年輕社會民主黨人。布爾什維克活動家M. 利亞多夫曾問道：“是否有可能在盡量擴展密謀組織框架的同時，保持黨的密謀特性，并將其與更多社會網(wǎng)絡當中的群眾相結合？”利亞多夫所使用的“密謀”（конспирация）一詞對理解新地下組織的邏輯至關重要。這個詞并不意味著“陰謀”（在俄語中是заговор）。舊的民粹主義地下組織旨在通過成功的陰謀推翻沙皇政權，因為他們認為警方的鎮(zhèn)壓使任何群眾組織都變得不可能。相反，конспирация包含了群眾組織的內(nèi)容。雖然這一詞源于法語單詞conspiration，但конспирация獲得了與之截然不同的意義，指的是躲避警方的所有實際行為規(guī)則，同時保留與更廣泛社區(qū)的聯(lián)系。社會民主黨的地下活動者們意識到，他們的活動只是對強大的德國社民黨的微弱模仿，但他們?yōu)樵谏郴识韲軌驅Φ聡缑顸h的策略進行任何形式的模仿而感到無比自豪。這些年輕活動家共同創(chuàng)造的，正是一個新型的地下組織。它并不試圖通過陰謀進行政變，而是努力建立一個由密謀規(guī)則保護的群眾運動。

　　到19世紀90年代末，社會民主黨的地下組織在大多數(shù)俄國大城市中都已存在。此時，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面臨一個生死攸關的選擇。它應該繼續(xù)致力于為地方工人抗議提供人員支持，并傳播社會主義信息，直到俄國獲得足夠的政治自由（無論是法律上的還是事實上的）以便能夠公開運作，還是應該承擔起在推翻沙皇的政治革命中發(fā)揮重要、甚至是領導角色的責任？拒絕地下社會主義政黨領導反沙皇革命的可能性的思潮，被其對手鄙視地稱為“經(jīng)濟主義”。這一思潮被其對手掀起的激烈論戰(zhàn)擊敗。更重要的是，1901年爆發(fā)了新一波政治化的工運浪潮，這也進一步挫敗了“經(jīng)濟主義”思潮。這些事件為活動家們創(chuàng)建一個能夠引導和放大工人抗議及社會廣泛不滿影響的全國政治結構的努力提供了新的動力。

　　在1900年末，一群致力于這一雄心壯志的流亡者聚集在一起，創(chuàng)辦了一份名為《火星報》（Искра）的社會民主黨報紙。在《火星報》的編輯委員會中，一半來自老一代（如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薇拉·查蘇利奇、帕維爾·阿克雪里羅得），另一半則來自年輕一代，在俄國國內(nèi)有豐富經(jīng)驗的活動家（如列寧、尤利·馬爾托夫、亞歷山大·波特列索夫）。《火星報》團隊的目標，不僅是使這份報紙成為社會民主黨地下組織的全國性政治聲音，還希望利用這份報紙作為組織黨代會的工具，以建立持續(xù)性的中央機構。列寧在這次《火星報》運動中擔任發(fā)言人，撰寫了他著名的《怎么辦？》。西方學者基于《怎么辦？》中的一些抽象的論戰(zhàn)公式，將列寧所謂的“對工人的擔憂”視為其觀點的核心。他們認為，列寧對工人的觀點、黨的使命、組織結構和政治策略都源于對工人與生俱來的改良主義的失望和悲觀。根據(jù)這一思路，列寧對工人的擔憂被視為布爾什維克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之間存在對立的根源，同時也是“新型政黨”的特點。這一解釋深刻扭曲了列寧的觀點，也阻礙了人們對世界共產(chǎn)主義根源的真正理解。列寧確實相信黨有使命將社會主義信息傳遞給工人，但這是他直接從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繼承下來的信念。在19世紀90年代的辯論環(huán)境中，認為俄國工人能夠接受和內(nèi)化社會民主主義信息的說法，本身就是一種過于大膽的樂觀主義。對列寧在撰寫《怎么辦？》之前、期間和之后所寫的眾多《火星報》文章進行簡要回顧，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段落，例如以下這一段：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汲取力量的主要源泉，正是工人群眾的反抗精神，工人被經(jīng)常受到的壓迫和暴力逼得走投無路，他們的反抗精神有時不能不爆發(fā)成為殊死的斗爭。這種突然爆發(fā)的斗爭喚起受貧困和愚昧壓抑的廣大工人階層去自覺地生活，使他們普遍地對壓迫者、對自由的敵人產(chǎn)生正當?shù)脑骱蕖?/p>

　　火星報

　　當閱讀《怎么辦？》時，這種情感顯然才是列寧寫作時的基調(diào)。列寧在《怎么辦？》中對完美地下組織的描述，是對通過積累經(jīng)驗和試錯而建立起來的密謀地下組織的一種理想化版本。列寧總結了這一成就，并以英雄主義和激勵人心的形式將其傳達給基層的活動家們。

　　在1902年，過去十年的三個發(fā)展——工人運動的增長、可行的密謀地下組織的創(chuàng)建，以及全國社會民主黨的籌備工作——都在朝著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邁進。這個時刻將震動沙皇俄國的統(tǒng)治基礎，至少在《火星報》編輯委員會的熱情成員看來是這樣。 1903年8月，期待已久的第二次大會通過了一項反映《火星報》正統(tǒng)思想的綱領，并成立了一個中央委員會和一個官方編輯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與編委會的成員構成反映了《火星報》所代表的立場的勝利。然而，就在第二次大會期間，情況開始變糟，因為《火星報》團隊內(nèi)部發(fā)生了嚴重的分裂。這之后一年里，激烈的論戰(zhàn)和組織內(nèi)斗接連不斷。盡管在這些爭吵中，爭斗雙方被稱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但二者之間在觀點和政治戰(zhàn)略上的深刻差異，直到1905年革命期間及其后才顯露出來。

　　老布爾什維克情境

　　雖然“老布爾什維克”這一術語最初是列寧為了論戰(zhàn)而創(chuàng)造的，但它實際上是一個有用的標簽，可以用以指代1917年之前的布爾什維克。在這一階段，布爾什維克主義仍然主要是針對俄國問題提出俄國版本的解決方案，盡管這個問題的框架是由國際“革命社會民主主義”設定的。這個問題是關于持社會主義立場的無產(chǎn)階級在希望推翻沙皇政權和實現(xiàn)政治自由中所扮演的角色。布爾什維克的解決方案體現(xiàn)為一種英雄主義的情境。這一情境既是對1905年革命的理想化版本，也為規(guī)模更大，更好的1905年革命創(chuàng)造了模板（布爾什維克希望這個新版本能夠徹底結束沙皇政權）。列寧創(chuàng)造了許多公式，以強調(diào)布爾什維克戰(zhàn)術的不同方面，如“武裝起義”、“臨時革命政府”、“無產(chǎn)階級霸權”和“無產(chǎn)階級與農(nóng)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所有這些口號都指向同一個基本情境：持社會主義立場的無產(chǎn)階級創(chuàng)造出一個“人民政權”（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這樣一個“人民政權”能夠將“人民革命”（народ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進行到底。

　　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可以直接翻譯為“人民政權”(power of the people)，但這個英語翻譯的內(nèi)涵與俄語原文相去甚遠。народ意為“人民”，與受過教育的社會團體相對立（在當時的俄國社會，這兩者之間的分界線非常明顯）。而власть則是主權和權威的來源，是推動國家及其機構運作的指令性力量。這個詞在我們最熟悉的短語中出現(xiàn)，即“蘇維埃政權”（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對布爾什維克而言，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在實際意義上與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是同義的，指的是以工人和農(nóng)民為階級基礎的權力。老布爾什維克情境設想的革命被期待為народная，也就是說，是由人民進行并滿足人民利益的革命。然而，由于народ不僅包括工人，還有農(nóng)民，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場即將到來的革命不能被視為社會主義革命。因此，這場革命可以被描述為“資產(chǎn)階級革命”（強調(diào)其局限性）或“民主革命”（強調(diào)其積極內(nèi)容）。然而，布爾什維克主要強調(diào)即將到來的革命的積極內(nèi)容，認為其任務是對俄國社會進行深刻的民主變革。他們希望確保下一次革命能夠“徹底”進行（до конца），這是一句在布爾什維克修辭中非常關鍵的短語。

　　推動轉型的實際動力將是一個“臨時革命政府”。這個政府的廣泛任務在年輕的斯大林于1905年8月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詳細闡述：

　　它應當解除黑暗勢力的武裝，制裁革命的敵人，使他們不能再恢復沙皇專制制度。它應當武裝人民，促使革命進行到底。它應當實現(xiàn)言論、出版、集會等等的自由。它應當取消間接稅，施行累進的利潤稅和遺產(chǎn)稅。它應當組織農(nóng)民委員會來調(diào)整農(nóng)村中的土地關系。它還應當使教會和國家分離，使學校和教會分離……

　　除了這些一般的要求外，臨時政府還應當實現(xiàn)工人的階級要求：罷工和組織工會的自由、八小時工作制、實行國家勞動保險、保證勞動衛(wèi)生條件、設立“勞動介紹所”等等。

　　總之，臨時政府必須完全實現(xiàn)我們的最低綱領，并立即著手召開全民立憲會議，以立法手續(xù)把社會生活中所發(fā)生的種種變革“永遠”固定下來。

　　在老布爾什維克的情境中，立憲會議是在臨時革命政府完成“徹底”的民主革命變革之后召開的。因此，立憲會議標志著革命時期的結束和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的開始。持社會主義立場的無產(chǎn)階級將不再參與非革命的資產(chǎn)階級政府，盡管“民主農(nóng)民”很可能會主導新成立的民主共和國政府。

　　老布爾什維克情境描繪了革命所創(chuàng)造的人民政權（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內(nèi)部動態(tài)的詳細圖景。無產(chǎn)階級被賦予了領導者的角色：“我們無產(chǎn)者不僅要參與這場革命，還要處于革命的前列，指導它，并將其進行到底。”這一角色落在無產(chǎn)階級身上是有原因的，正因為有悖常理的是，“只有無產(chǎn)階級能夠以社會主義的名義提供一支真正的戰(zhàn)士隊伍，以完成在俄國實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性質(zhì)解放的任務。” “農(nóng)民無法進行農(nóng)業(yè)革命，因為這需要廢除舊政權、常備軍和官僚體系，而這些都與依賴于這一制度的地主（помещики，指的是鄉(xiāng)紳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根據(jù)布爾什維克的邏輯，如果可以依靠農(nóng)民將革命進行到底，那么我們就不可能指望反沙皇的自由派，因為他們會盡力阻止革命到達終點。出于多種原因——與地主的經(jīng)濟和社會聯(lián)系，以及對工人行動的恐懼——自由派最多只希望實現(xiàn)一個君主立憲制和有限的改革。因此，革命的命運取決于一個問題：誰將擔任領導角色，無產(chǎn)階級還是自由派？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又取決于另一個問題：農(nóng)民會跟隨誰？因此，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面臨的緊迫政治任務就是與自由派斗爭，以爭取農(nóng)民的政治忠誠。

　　沙皇尼古拉二世

　　老布爾什維克情境的批評者問道：馬克思主義是否能認可持社會主義立場的無產(chǎn)階級成為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領導者這一觀點？布爾什維克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們的回答實際上并沒有常說的那么不正統(tǒng)。即使在德國，資產(chǎn)階級無法將“資產(chǎn)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論斷早已被普遍接受。因此，爭取“資產(chǎn)階級”民主改革的任務落在了持社會主義立場的無產(chǎn)階級身上。老布爾什維克情境在俄國革命中的正統(tǒng)地位得到了卡爾·考茨基于1906年發(fā)表的開創(chuàng)性文章《俄國革命的動力及其前景》的確認。在這篇文章中，考茨基基本上贊同布爾什維克提出的由無產(chǎn)階級領導的工農(nóng)革命聯(lián)盟的戰(zhàn)略。

　　布爾什維克與考茨基保持一致，認定即將到來的俄國革命不可能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因為非社會主義的農(nóng)民占據(jù)了國家的絕大多數(shù)。然而，俄國革命發(fā)生在全球社會主義革命的背景下，并且很可能會激勵西歐的社會主義革命。因此，考茨基和布爾什維克都沒有預期俄國會經(jīng)歷一個漫長的平和資產(chǎn)階級發(fā)展時期。實際上，他們的希望是革命后的俄國盡可能不平靜。

　　實際上1905年的革命是一場巨大的震蕩，而老布爾什維克情境設想的革命應該更加壯大。然而，1907年至1914年間的俄國現(xiàn)實與實際發(fā)生的以及設想中的革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方面，重新加強的鎮(zhèn)壓幾乎摧毀了密謀地下組織。地下組織不僅遭到逮捕的嚴重打擊，還受到間諜和挑撥者的侵擾、知識分子對革命活動的“逃離”，以及工人的冷漠。另一方面，革命后的秩序似乎相對穩(wěn)定，并且至少潛在地對合法工人組織持開放態(tài)度。這引發(fā)了一個問題：反沙皇革命是否仍然在議程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俄國“革命社會民主主義”面臨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是是否“清算”其早期對密謀地下組織和反沙俄人民革命的承諾。列寧堅持認為，黨的革命目標仍然在議程上。這些目標可以用一些口號來概括，比如民主共和國、沒收土地所有者的地產(chǎn)和八小時工作制。他認為，后革命時期的沙俄政治家，如彼得·斯托雷平，只是延緩了俄羅斯的根本危機，而沒有真正化解它。因此，密謀地下組織必須被保留，因為它是唯一能夠繼續(xù)在俄國傳播社會主義信息的機構。盡管它目前處于虛弱狀態(tài)，但仍在播下未來革命危機中將要綻放的種子。

　　與5年之前的情況相比，1905年后，地下革命活動嚴重缺乏能夠履行各種必要職能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是受過教育的人。作為回應，布爾什維克自豪地強調(diào)，他們會招募更多工人進入地下的黨委會，以替代這些知識分子。這樣的回應給西方學術界關于“新型政黨”的解讀帶來了問題。這個解讀認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個核心特征是對革命知識分子的推崇，而工人則被認為是不可靠的。如果我們審視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分裂的完整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孟什維克的知識分子背景和聲望遠高于布爾什維克。他們指責布爾什維克依賴于對那些受教育較少和落后的工人提出煽動性訴求。布爾什維克的地下活動在運作和精神上，可能確實比孟什維克更具威權性，但這似乎更多是由于知識分子的稀缺，而不是過剩。布爾什維克的活動家更傾向于接受領導人的指導，而不是參與“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爭吵（至少從回憶錄的證據(jù)來看是這樣）。

　　走向世界布爾什維克

　　1914年8月4日，德國社民黨（SPD）在議會中的代表與資產(chǎn)階級政黨聯(lián)合投票，支持德國走向戰(zhàn)爭。這一投票被許多左翼人士，包括列寧，視為對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嚴重背叛。當其他交戰(zhàn)國的社會民主黨也選擇支持本國政府，而不是其他國家的階級兄弟姐妹時，這種背叛感愈發(fā)強烈。列寧的黨認為，這一令人羞恥的結果代表了社會黨內(nèi)的機會主義者在國際范圍內(nèi)戰(zhàn)勝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列寧曾樂于僅僅在俄國范圍內(nèi)擔任領導者，對更廣泛的問題則鮮有發(fā)言。但現(xiàn)在，他將自己視為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守護者，并把這一理念重新命名為“共產(chǎn)主義”。盡管如此，他在1914年后的全球視野，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根植于第二國際的“革命社會民主主義”。實際上，他采取了一種激進卻缺乏原創(chuàng)性的修辭立場，熱情地堅持自己只是在重述戰(zhàn)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共識。然而，從1914年開始，他主張國際社會主義內(nèi)部必須完全分裂，驅逐機會主義者，并基于純粹的“革命社會民主主義”創(chuàng)建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列寧堅持與世界上的社會黨切割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堅信戰(zhàn)爭的爆發(fā)開啟了一個全球范圍內(nèi)的革命時代。他并沒有隱瞞自己對全球革命動態(tài)的理解：

　　正是考茨基自己在一系列文章和在《取得政權的道路》這本小冊子里（1909年出版），十分明確地描述了正在到來的第三個時代的基本特征，指出了這個時代同第二個時代（昨天的時代）的根本區(qū)別。

　　早在1902年，考茨基就寫道：“我們必須估計到在可預見的時期內(nèi)爆發(fā)戰(zhàn)爭的可能性，但從而也估計到發(fā)生政治動蕩的可能性，這種動蕩若不直接以無產(chǎn)階級的奮起發(fā)難而告終，就至少畢竟能為這種奮起發(fā)難開辟道路。”（《社會革命》——譯者注）在1909年，他生動地描繪了即將到來的全球革命時代的輪廓：“現(xiàn)在,不僅在史普勒河和塞納河的兩岸,而且在哈德孫河和密士失必河、涅瓦河和達達尼爾海峽、恒河和黃河的兩岸，都正在進行著勞動人民和被剝削人類的解放斗爭。”（《取得政權的道路》——譯者注）

　　考茨基關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斗爭的評論尤其啟發(fā)人思考，因為這些評論闡明了后來的共產(chǎn)國際政策的基本邏輯。1909年，他寫道，反殖民叛亂者往往是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他指出：“但是這決不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會削弱歐洲的資本主義及其政府,并給世界局勢帶來政治動蕩的因素。” （《取得政權的道路》——譯者注）

　　列寧公開承認自己受到考茨基的影響，但他創(chuàng)造了“考茨基主義”（каутскианство）這個詞，作為對整個被鄙視的“中派”傾向的籠統(tǒng)標簽。在他看來，這一傾向拒絕將革命言辭與實際行動相結合。他對考茨基的個人攻擊幾乎達到了癡迷的程度，盡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斷表達對“還是馬克思主義者時的考茨基”的欽佩（即在1914年之前）。在1914年之后，他的大部分長篇作品，如《帝國主義論》（1916年）、《國家與革命》（1917年）、《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以及《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在很大程度上都強調(diào)了考茨基主義與“還是馬克思主義者時的考茨基”這兩者的對立。

　　考茨基提出的全球革命互動情景暗示了一個對于列寧在1914-1917年間觀點至關重要的動態(tài)，即革命傳播的動力。1915年8月，列寧設想了一國發(fā)生社會主義革命后的可能局面。他指出：“這（一）個國家的獲得勝利的無產(chǎn)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并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chǎn)，就會奮起同其余的資本主義世界抗衡，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發(fā)動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各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論歐洲聯(lián)邦口號》——譯者注）同年晚些時候，列寧進一步論述了民主革命的激勵作用。他認為，民主革命將“首先要推動歐洲的社會主義無產(chǎn)階級……舉行起義來反對本國政府。毫無疑問，俄國無產(chǎn)階級的勝利將會給亞洲和歐洲的革命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非常有利的條件。甚至1905年就已經(jīng)證明了這一點。”（《幾個要點》——譯者注）這個觀點對俄國布爾什維克來說意義明確：他們肩負的任務是完成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以點燃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的強調(diào)）。這種對革命擴散的期待，是1917年十月革命和1919年3月第三國際（又稱共產(chǎn)國際）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7年的列寧與布爾什維克

　　革命的1917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于布爾什維克與作為其領導人的列寧關系的，戲劇性的案例研究。現(xiàn)有的主流解讀強調(diào)了革命后的布爾什維克與老布爾什維克之間的斷裂。許多人認為，列寧的個人創(chuàng)新是在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強烈抵制的情況下推進的。根據(jù)這種說法，1917年4月，當列寧從歐洲的流亡中返回時，他迅速在他著名的《四月提綱》中宣布了一個激進的新方向。這一舉動令其他黨內(nèi)領導層感到震驚，他們紛紛表示對老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忠誠。到了10月，列寧堅持執(zhí)行強硬政策，并與列夫·加米涅夫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發(fā)生了對立。因此，他個人對十月革命的時機負責，也對新政權的一些基本特征負責，例如解散由民主選舉產(chǎn)生的立憲會議和隨后的一黨統(tǒng)治。

　　針對沖突和自上而下創(chuàng)新的圖景，我們將講述另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列寧是一位有效的領導者，因為他在很大程度上達成了布爾什維克黨內(nèi)的共識，這一點常常被忽視。此外，一系列重大結果（例如解散立憲會議）更多是由當時形勢的客觀動力所驅動，而不是任何一位領導者（包括列寧）刻意追求的結果。

　　1926年，弗拉基米爾·涅夫斯基出版了第一本基于事實材料的布爾什維克黨史著作。涅夫斯基的書籍正是在收集了主要資料后的短暫時期內(nèi)出版的，但在新的斯大林主義“新型政黨”正統(tǒng)觀念結束了真正的歷史辯論之前。涅夫斯基對《四月提綱》進行了論述：

　　我們強調(diào)，即使在我們黨的內(nèi)部，也有一些人最初錯誤地理解了這些提綱。他們把這些提綱看作是立即實施社會主義的號召，盡管有明確的【與此相反的】解釋。

　　事實上列寧在《四月提綱》中的立場是他早在我們黨歷史早期階段就已經(jīng)形成的理論的自然發(fā)展。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個基本命題是在第一次俄國革命（1905年）期間提出的，這就是無產(chǎn)階級和農(nóng)民專政。這個思想還隱含著一切結論和措施。在黨確信無產(chǎn)階級-農(nóng)民專政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之后，自然而然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與措施。

　　涅夫斯基的解釋正確地強調(diào)了老布爾什維克情境與1917年革命戰(zhàn)略之間的連續(xù)性。在二月沙皇制度崩潰后，成立了一個由自由主義改革者主導的臨時政府。與此同時，工農(nóng)兵組成了一個蘇維埃。盡管這個蘇維埃在街頭擁有權力，但在組織和心理上都尚未準備好宣布自己為唯一的主權機關或“власть”。在列寧仍滯留在瑞士的情況下，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必須對這一局勢做出一致的回應。他們通過將老布爾什維克情境應用于目前的狀況來實現(xiàn)這一點，并堅決認為“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許多觀察者誤解了這一論斷，認為既然資產(chǎn)階級革命尚未結束，那么像臨時政府這樣的資產(chǎn)階級政府至少需要獲得“批判性的支持”。然而，深入了解老布爾什維克情境后，我們可以看到，老布爾什維克的思維方式恰恰相反：由于民主革命尚未徹底實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的臨時政府必須盡快被一個能夠進行大規(guī)模社會變革的“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權）所取代。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如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宣稱，臨時政府是反革命的，因此它將與工人和農(nóng)民發(fā)生激烈沖突。他們認為，這個政府將被以蘇維埃為基礎的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取代，因此社會主義者支持臨時政府，甚至參與其中，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即使沒有列寧在四月的干預，布爾什維克也已經(jīng)走上了通向十月革命的道路。

　　在四月初，流亡瑞士的列寧回國，并提出了他的《四月提綱》。為了理解他這一新版本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輪廓，我們需要超越《提綱》，關注他在這一年中的一系列聲明。列寧自己后來將他的新理念稱為“蘇維埃政權（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的理念”。或許，了解他這一愿景的最佳來源是他在1917年秋季發(fā)表的兩部著作，這兩部作品以一種強有力的形式展示了蘇維埃政權的理念，并對1917年的事件產(chǎn)生了影響。這兩部著作是《大難臨頭，出路何在？》和《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蘇維埃政權理念的核心主張是，建立在蘇維埃基礎上的政府是理想的形式。這個政府是由工人和農(nóng)民專門選舉產(chǎn)生的，最初是為了進行直接的階級斗爭而成立的。這一理論被認為是期待已久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理想形態(tài)。圍繞這一核心主張，衍生出多個相關主題：

　　1、蘇維埃是一種比普通議會制度更高級的民主形式。自下而上的直接和持續(xù)控制將消除與民眾無關的強制性官僚機構，從而使大眾能夠參與國家事務。

　　2、蘇維埃是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權）理想的載體。這是一種以工人和農(nóng)民為基礎的政府，排除被視為“反革命”的精英階層。

　　3、蘇維埃被認為是工人對農(nóng)民進行階級領導的理想方式。

　　4、由于其階級基礎，蘇維埃制度能夠通過采取有力的政策來應對俄羅斯和其他地方日益嚴重的國家危機。這些政策是以精英階級為基礎的政府無法實施的，盡管大家都承認這些措施是必要的。

　　5、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務實的國家調(diào)控措施也將被視為“通往社會主義的步驟”。

　　列寧認為他關于通往社會主義的論點是非常務實和現(xiàn)實的。他的邏輯可以總結如下：

　　現(xiàn)在有一些具體政策，它們 “可以并且應該”被采納，特別是在應對國家經(jīng)濟危機時。這些措施本身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實際上，其中許多措施已經(jīng)被帝國主義政府采納，并且現(xiàn)在已經(jīng)在俄羅斯的各個政治派別當中都有支持者。然而，當無產(chǎn)階級積極采納和實施這些措施時，它們的意義則會變得不同。它們指向社會主義，并為真正的社會主義轉型鋪平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并不意味著認為俄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條件已經(jīng)全面成熟。許多政策的時機尚未成熟。但這并不影響這樣的事實：有一些可用的監(jiān)管政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將列寧的“蘇維埃政權觀”與老布爾什維克情境進行比較，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的連續(xù)性大于斷裂性。在上述五個主題中，第二、第三和第四個主題直接反映了老布爾什維克的情境，只是經(jīng)過微調(diào)，以適應1917年的情況。這些主題提到一種“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權），通過它，無產(chǎn)階級能夠對農(nóng)民進行階級領導，實施有利于人民的激進政策。其他主題沒有包含在老布爾什維克的情境中，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對布爾什維克活動家來說是不可接受的。這些活動家一直將蘇維埃視為實現(xiàn)“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的工具。新的觀念在于，蘇維埃作為一種政治形式，被稱為與議會制度截然不同的民主類型，無論議會制被如何民主化。同樣，列寧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幾乎可以歸結為這一點：我們將倡導我們原本會支持的政策，但我們會將其稱之為“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蘇維埃政權的概念今天最為人熟知的解釋來自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強調(diào)了這一復雜主題的第一個方面，即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主主張。雖然《國家與革命》是在1917年撰寫的，但直到1918年才出版，因此在1917年的事件中并沒有發(fā)揮作用。這一事實象征著這一特定主題在蘇維埃政權思想后續(xù)發(fā)展中相對而言并沒有那么重要。即使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的核心信息仍然基于與老布爾什維克主義直接相關的蘇維埃政權思想。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呼吁建立一種“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權），這種政權將排除精英，能夠有效應對日益嚴重的經(jīng)濟和社會崩潰的危險。在1917年的實際布爾什維克宣傳中，這些政策是否屬于社會主義，甚至是否可以稱為“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都是一個相對次要的主題。

　　列寧與他的老布爾什維克批評者們在戰(zhàn)略上有著共同的看法：要用基于蘇維埃的“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權）取代自由派的臨時政府，并致力于進行大規(guī)模的革命變革。然而，在這一共同的戰(zhàn)略視角內(nèi)，對于各種戰(zhàn)術問題，依然存在激烈的分歧。例如，布爾什維克們討論如何最好地反對臨時政府，讓其失去信譽，向哪個群體做出何種呼吁，以及在什么時間、以何種目標進行什么樣的示威和行動。這類戰(zhàn)術問題在1917年引發(fā)了激烈的內(nèi)部辯論。關于10月暴動的時機和執(zhí)行，布爾什維克們也有不同的看法，這次暴動最終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些激烈的辯論值得歷史學家的關注。然而，從整體上看，1917年的重點應放在布爾什維克在戰(zhàn)略上的相對統(tǒng)一，而不是戰(zhàn)術上的分歧。與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內(nèi)部斗爭相比，布爾什維克內(nèi)部的辯論和分歧顯得微不足道。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在是否用某種“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權）取代臨時政府及其背后的階級聯(lián)盟這個根本戰(zhàn)略方向上都發(fā)生了嚴重分裂。相反，布爾什維克黨從一開始就在這一根本問題上保持一致，這在1917年的政治情勢下給予了它巨大的優(yōu)勢。

　　正如馬爾托夫后來所說，十月革命的最終結果并不是一種真正的“власть советов”（蘇維埃的政權），而是一種“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蘇維埃政權）。也就是說，“蘇維埃的‘權力’被一個特定黨的權力公開或隱秘地取代，這個特定黨的權力逐漸演變?yōu)閲覚C構，成為蘇維埃共和國的關鍵樞紐。”這種國家形式的民主蘇維埃起源，最終只成了一段歷史逸事。許多歷史學家將這一結果直接歸因于列寧堅持一黨制和一些個人決策，例如解散立憲會議。那些認為這些非民主結果是更大社會力量（尤其是基本社會協(xié)調(diào)機構的崩潰和殘酷的社會極化）所導致的，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的人，將不太傾向于認為列寧的個人決策在（與非民主的結果的）因果關系上如此的重要。

　　對1917年政治情勢的仔細研究促使我們將布爾什維克主義重新融入布爾什維克革命。歷史的重點應放在領袖和運動之間的有效互動，而不是沖突和分裂。毫無疑問，列寧在1917年4月的回歸是俄羅斯政治演變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他是第一位有全國層面的影響力，并攻擊當時主流的社會主義戰(zhàn)略“соглашение”（與“資產(chǎn)階級”臨時政府合作）的領導者。從那時起，他成為了一個團結一致的黨的強有力的領導者。然而，黨之所以團結，并不是因為列寧是一位強有力的領導者，而是因為他領導的是一個團結一致的黨。而且，這個黨并不是圍繞一個在幾周內(nèi)就提出并被吸收的激進新愿景而達成一致的。相反，它是圍繞一個已有十年的戰(zhàn)略方案達成一致的。在1917年的背景下，這個方案顯得非常合理。

　　政治自由的邊緣化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最重要的政治事實之一是，最正統(tǒng)和激進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倡導者是政治自由的堅定斗士。然而，在二十世紀其余的時間里，這些最正統(tǒng)和激進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倡導者卻投身于那些前所未有地壓制政治自由的政權。這種對政治自由的邊緣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老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些組成部分。

　　密謀地下組織試圖將德國社會民主黨創(chuàng)建的持續(xù)性運動技巧引入專制的俄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社會民主黨的模式在運營中需要政治自由，因為該黨必須抵御統(tǒng)治精英的壓力，以維護其“替代文化”。然而，在奪取政權后，布爾什維克發(fā)現(xiàn)，所謂的國家壟斷運動主義實際上是灌輸社會主義價值觀和創(chuàng)造替代文化的更有效工具。與共產(chǎn)主義政權密切相關的國家宣傳機器，實際上是對社會民主黨模式的無限制應用，這一模式通過剝奪所有潛在競爭者的政治自由而實現(xiàn)。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布爾什維克派別的決定性特征是老布爾什維克情境。這個情境認為，持社會主義立場的無產(chǎn)階級創(chuàng)造出一種能夠“徹底”完成“народ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人民革命）的“народная власть”（人民政權）。這個“徹底”的口號所體現(xiàn)的中心目標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爭取盡可能多的政治自由。然而，發(fā)動一場廣泛的群眾運動，并保護其免受“反革命”敵人的攻擊，構成了對政治自由及其相應的相互寬容態(tài)度最不適宜的環(huán)境。正如尼古拉·布哈林在1918年初指出的：“在革命的時代，……新聞、會議、集會都是和彈藥庫、機關槍、火藥與炸彈一樣的內(nèi)戰(zhàn)武器。”（《世界革命綱領》——譯者注）

　　在1914年之后，列寧將目光從俄國轉向了廣闊的歐洲，他認為那里即將發(fā)生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有些自相矛盾的是，這種“歐洲”視角，使得政治自由在他的言辭中顯得不那么重要。在他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幾乎沒有提到政治自由。盡管一些歐洲社會主義者作為個人，往往對蘇俄對政治自由的壓制感到震驚，但政治自由從來不是一個直接的社會主義價值。

　　如果布爾什維克活動家在1912年能夠看到十年后的未來，他會發(fā)現(xiàn)三件令人驚訝和意外的事情。老布爾什維克情境中的臨時革命政府如今轉變?yōu)橐粋€永久的社會主義政府，而黨在管理國家方面扮演了意想不到的角色。布爾什維克黨不再把德國社會民主黨視為模范黨，反而將自己展示為全球革命社會主義者的模范黨。作為老布爾什維克存在理由的政治自由幾乎被遺忘，甚至受到輕視。就這樣，充滿希望的19世紀變成了嚴酷的20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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