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已經成為當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助學貸款到購房、經商、規劃退休以至其他許多事情，金融時常影響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決定。這是怎么發生的以及它對社會的不平等有何影響？這是本書的核心問題。在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探討了一系列相關問題，包括：金融如何成為高利潤產業？它如何改變企業運作？從何時開始，我們的每項決定都像投資決定？而最重要的是，金融如何左右社會的資源分配？
金融的重要性似乎不證自明，我們因此很難想象一個沒有金融的世界。但直到1970年代，金融業利潤僅占美國經濟中所有行業利潤的15%。當時金融業所做的，主要是簡單的信用中介和風險管控：銀行接受家庭和公司的存款，將這些資金借給購房者和其他公司。銀行也收發支票，方便人們付款。此外，銀行也為重要或付費客戶提供保險箱，方便他們保存貴重物品。保險公司則是向客戶收取保費，并在發生保險事故時提供賠償。
到了2002年，金融業的利潤已經大幅增長，占美國經經濟中所有行業利潤的 37%。在利潤增長的同時，金融業務愈來愈復雜，證券化、衍生商品交易和基金管理的重要性不斷提升，而且這些交易多數發生在金融機構之間，而不是個人或企業之間。在金融業對經濟的影響日漸深刻的同時，一般民眾已經無法理解金融業到底如何運作。家庭、企業和政府所做的決定全都受金融市場左右，但許多金融業務對一般民眾卻是晦澀難懂。
而在金融業擴張的過程中，美國的不平等程度也嚴重加劇。資本所得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與企業管理層和華爾街人士的薪酬一起上升。同時，反映所得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在全職勞工之間上升了 26%，大規模裁員成為企業的慣常做法，而非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這些都擴大了貧富差距，造成美國頂層1% 家庭擁有全國逾20%的財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堪比強盜大亨橫行的鍍金時代。2008年的金融危機一度縮小了貧富差距，然而，應對危機的貨幣政策讓金融業迅速度過危機，同時保護了有錢人的資產，但就業卻持續疲軟，工資停滯不前。
因此，美國社會在過去40年經歷了兩大相生相息的轉變：經濟金融化以及嚴重加劇的社會不平等。本書將說明為什么這兩大變化必須一同檢視。在當代美國，金融崛起正是不平等加劇的根源。當代金融體系對社會最大的威脅不是一再爆發的金融危機，而是貧富之間的社會鴻溝不斷擴大。要了解當代社會不平等，我們必須先了解當代的金融體系。
金融之所以為惡，不是因為金融專業人士的自負或野心，而是當代金融體系讓許多奉公守法的銀行業者和基金經理不知不覺地把許多美國家庭推入險境。雖然我們同意華爾街的高薪毫無道理，但金融與不平等的關系不是一句人性貪婪就能帶過，兩者之間的關系還有更深廣的面向。限制不合理高所得的政策（例如設定所得上限或加強累進稅制）是必要的，但是單此不足以解決不平等程度加劇的問題。此外，我們不認為金融專業人士天生“邪惡”或有其他心理缺陷；就跟其他人一樣，金融業者努力追求成功，并且衷心相信因為自己辛勤的付出，領取高薪理所當然。確實有人會為了贏過其他人或逃避失敗而作弊，但多數金融專業人士認為自己遵循“規則”，表現優于其他市場參與者，因為自己的技術勞動而得到合理的報酬。
本書認為金融崛起代表的是美國社會經濟資源分配的徹底重組。在這個過程中，金融以三種主要方式重塑經濟。
金融化創造了過多的中介機構，它們在社會中為金融業榨取資源，但并未貢獻相應的經濟效益。金融業者發明新的金融產品來滿足“潛性”需求，但實際上多數產品僅對金融機構有用。市場影響力愈來愈集中，金融權貴的政治影響力與日俱增，以及公共政策仰賴私營中介執行，這三者促進了此過程。金融企業及其精英員工因此掌握了規模空前的資源。
金融崛起削弱了資本與勞動的互相依賴關系，進而削弱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勞工的議價能力。當一般企業將資源和注意力從它們的核心業務轉移到金融部門時，勞工開始被排除在獲利過程之外，逐漸失去他們在企業里的價值和影響力。此外，隨著愈來愈多資源被用于放貸、投機交易、支付股息或回購股票，就業增長也跟著放緩，對中低級勞工來說尤其如此。這些變化的結果是勞動所得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降低，而企業管理層的薪酬卻飆升。隨著所得差距擴大，雇主與一般雇員的關系普遍惡化。
《金融化與不平等》內頁圖片
金融崛起削弱了過去設計用來共同承擔風險的社會組織。工會與大型企業集團過去提供就業保障、可靠的醫療和退休福利，有效地為勞工緩沖經濟風險。隨著這些保障逐漸消失，風險開始從組織轉移到家庭身上，導致美國人需要更多金融服務。愈來愈多美國家庭舉債度日，并仰賴金融資產保障退休生活。這些金融產品不但將更多資源導向金融業，而且還總是累退的：貧困家庭通常支付最高的利息和費用，富裕家庭則可以動用豐富的資源利用金融市場的波動獲利。
通過探討金融崛起以及其發展如何加劇經濟不平等，本書指出高度社會不平等絕非資本主義的“自然產物”或不可逆轉的趨勢。由始至終，我們的分析顯示經濟發展的軌跡和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源自全球層面、國家層面、產業層面和公司層面的一系列政治談判和制度變革。
有些人可能會說，即使金融崛起導致不平等加劇，金融化仍可能提升了資本配置的效率，使經濟得以加速增長。但研究顯示，事實并非如此。隨著美國金融化，整體經濟增長開始減緩。企業對廠房、商店、機器、計算機以及最重要的勞工的投資減少，而企業總利潤停滯不前。自然，企業對政府稅收的貢獻也開始減少。
本書討論過去40年的結構轉變如何助長金融危機并放大其影響。我們著重于美國社會的發展，因為美國在全球金融版圖中具有獨特的地位。但必須指出的是，其他許多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相關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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