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聯共黨史第九章第二節
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從余糧收集制過渡到糧食稅即關于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極其重要的決議。
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這一轉變，顯示了列寧政策的無比的英明和遠見。
大會決議說明了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問題。實物糧食稅征收額要比余糧收集制征收額低些。糧食稅額必須在春播以前公布。明確規定了納稅期限。納稅后剩下的全部糧食完全歸農民支配，即可以自由出賣。
列寧在報告中指出，貿易自由在開始時，會使國內資本主義有某種活躍。必須容許私人貿易和準許私營工廠主開設小企業。但是用不著怕它。
列寧認為：少許的商品流轉自由能造成農民經營的興趣，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使農業迅速高漲；在這個基礎上，國營工業將得到恢復，私人資本將被排擠，積蓄了人力物力以后，就可以建立強大的工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然后轉入堅決進攻，以消滅國內資本主義的殘余。
戰時共產主義是用沖擊、用正面進攻來奪取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的堡壘的嘗試。在這個進攻中，黨向前跑得太遠，有脫離自己根據地的危險。列寧這時主張稍許后退一點，暫時退到較接近于自己后方的地方去，由沖擊堡壘轉到較為長期地包圍堡壘，待積蓄起力量后，重新開始進攻。
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對派認為新經濟政策純粹是退卻。這樣的解釋是對他們有利的，因為他們的路線是要恢復資本主義。這是對新經濟政策極其有害的反列寧主義的解釋。實際上，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一年以后，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就宣布退卻已經結束，并提出了一個口號：“準備向私人經營的資本進攻。”（《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18頁）
反對派分子是些蹩腳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布爾什維克政策方面的問題一竅不通，他們既不了解新經濟政策的實質，也不了解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實行的退卻的性質。關于新經濟政策的實質，上面已經說過了。關于退卻的性質，那么有各種各樣的退卻。有時候，黨或軍隊因為遭到了失敗，不得不實行退卻。
在這種情況下，黨或軍隊實行退卻，是為了保存自己、保存人力，以利再戰。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根本不是要實行這種退卻，因為黨在國內戰爭時期不僅沒有遭到失敗，沒有被擊敗，反而擊敗了武裝干涉者和白衛分子。
但也有這樣的時候，獲得了勝利的黨或軍隊在進攻中向前跑得太遠，不能保證得到后方根據地的支持。這就造成嚴重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經驗的黨或軍隊為了不脫離自己的根據地，通常都要稍許后退一點，跟自己的后方靠得近些，以便同自己的后方根據地更牢固地聯結起來，保證自己要什么有什么，然后更有信心地、確有把握地重新實行進攻。
列寧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所采取的，正是這種暫時的退卻。列寧向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報告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原因時，直截了當地說過，“我們在經濟進攻中前進得太遠了，我們沒有給自己保證足夠的根據地”，因此必須暫時向有保證的后方退卻。
反對派可悲，就在于他們由于自己的愚昧無知而不了解而且至死也不了解在新經濟政策下實行退卻的這種特點。
第十次代表大會關于新經濟政策的決定，保證了工人階級和農民能結成鞏固的經濟聯盟來建設社會主義。
摘錄自聯共黨史第九章第三節
新經濟政策的實行遇到了黨內不堅定分子的抵抗。這種抵抗來自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左的”空談家，如洛明納澤和沙茨金等這種類型的政治畸形兒，他們“證明”說，實行新經濟政策就是放棄十月革命的成果，回到資本主義，毀滅蘇維埃政權。這些人由于政治上無知和不了解經濟發展規律，所以不懂得黨的政策，驚惶失措，在自己周圍散布灰心失望的情緒。
另一方面，是公開的投降主義者，如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索柯里尼柯夫、加米涅夫、施略普尼柯夫、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們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可能，拜倒在資本主義“威力”面前，并且力圖鞏固資本主義在蘇維埃國家中的陣地——要求對國內外的私人資本作巨大讓步，要求按租讓原則或按吸收私人資本參加混合股份公司的原則把蘇維埃政權在國民經濟中的許多命脈交給私人資本。
這兩種人都是敵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
黨揭露并孤立了這兩種人。黨給了驚惶失措者和投降主義者堅決的回擊。
這種對黨的政策的抵抗再次提醒我們，必須把不堅定分子清洗出黨。為此中央大力進行了鞏固黨的工作，在1921年進行了清黨。清黨工作吸收了非黨員參加，在公開的會議上進行。列寧建議徹底從黨內清除“…欺騙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誠和不堅定的共產黨員，以及雖然‘改頭換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維克”（《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13頁）。
清黨結果共開除黨員十七萬人，占全體黨員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清洗工作大大鞏固了黨，改善了黨的社會成分，加強了群眾對黨的信任，提高了黨的威信。黨的團結和紀律性增強了。
新經濟政策實行的第一年，就證明這個政策是正確的。過渡到新經濟政策，大大加強了工農在新的基礎上的聯盟。無產階級專政更加堅強有力了。
富農匪患差不多已全部肅清。余糧收集制取消后，中農幫助了蘇維埃政權同富農匪幫作斗爭。蘇維埃政權掌握著國民經濟的全部命脈：大工業、運輸業、銀行、土地、國內商業和對外貿易。黨使經濟戰線的情況有了轉變。農業進展很快。工業和運輸業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暫時還很緩慢，但是扎扎實實的經濟高漲開始了。工人和農民已經感到和看到，黨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1922年3月，召開了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五百二十二名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著五十三萬二千名黨員，即比上次代表大會時少了一些。有發言權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五人。黨員數量減少，是由于開始了清黨。
黨在代表大會上對新經濟政策第一年的實行情況做了總結。根據這個總結，列寧在代表大會上宣布：
“我們退卻已經一年了。現在我們應當代表黨來說：已經夠了！退卻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就要結束，或者說已經結束?，F在提出的另一個目標，就是重新配置力量。”（《列寧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38頁）
列寧指出，新經濟政策意味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
“誰戰勝誰”，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為了勝利，必須保證工人階級和農民、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辦法是大力發展城鄉商品流轉。為此必須學會管理經濟，必須學會文明經商。
這個時期，黨的任務的鏈條中的主要一環是商業。不解決這個任務，就不能擴展城鄉商品流轉，不能鞏固工農經濟聯盟，不能提高農業，不能使工業走出破壞狀態。
當時蘇維埃商業還很薄弱。商業機構很薄弱，共產黨員還沒有經商的技能，對敵人耐普曼還沒有進行過研究，還沒有學會同他們作斗爭。私商耐普曼趁蘇維埃商業薄弱，把布匹和其他暢銷商品的貿易抓到手上。關于組織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問題有了重大的意義。
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以后，經濟工作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了。國家遭到的歉收的后果，已被順利地消除。農民經濟恢復得很迅速。鐵路運輸已有所改善。重新開工的工廠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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