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人民日報》1975年2月13日第3版，作者是廣州織帶廠黨委副書記、下鄉知識青年家長，羅光主。
去年，我的大女兒高中畢業，二兒子初中畢業。孩子中學畢業以后，是積極送他們上山下鄉，還是想方設法把他們留在城里？這是檢驗我們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新生事物抱什么態度的問題。我參加下鄉知識青年帶隊工作，從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堅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支持兩個孩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對送子女上山下鄉這個問題，我過去曾有過一些糊涂認識。我們家祖祖輩輩生活在農村，廣州解放后，我從農村來到城市工作。二十多年來，由于自己長期脫離農村，沒抓緊世界觀的改造，對貧下中農的階級感情逐漸淡薄了，一度產生了“農村生活苦”、“當農民沒前途”的錯誤思想，不愿意讓子女上山下鄉。
一九七三年，我受黨組織的委托，到花縣新華公社參加下鄉知識青年的帶隊工作。通過一年的實踐，我了解到農村的不少情況，逐步提高了思想認識。
就拿這個公社的三華大隊來說吧。解放前，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下，這個村賣兒賣女的有九十三人，當乞丐的六十八人，餓死的一百零八人，被反動派殺害的一百三十六人。
解放后，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這里的貧下中農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改變了貧窮落后的面貌。糧食畝產量由解放前的四百來斤上升到一九七三年的一千六百一十八斤，向國家上繳的商品糧逐年增多，還有集體儲備糧二十六萬多斤。農業機械化的水平不斷提高，全大隊有拖拉機十三臺、抽水機二十臺、膠輪運輸車二百五十四輛。
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社員的生活越來越好。全大隊共有自行車八百六十九輛、縫紉機二百三十五架、手表二百一十三只、收音機五十一臺，新建住房五百三十六間。活生生的現實使我認識到：今天的農村，已經不是解放前的農村了。今天的農民，也不是解放前的農民了，不存在什么“沒前途”。
當然，現在拿農村與城市相比，條件還是艱苦一些。但它同舊社會相比，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我們老一輩仍須努力奮斗，青年一代更應該到艱苦的地方去，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力量。
我還親眼看到，下鄉知識青年經過三大革命運動的鍛煉，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農村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新華公社插隊的知識青年，初去時對農村的生活不大習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可是，他們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進行刻苦的磨練，逐漸肩能挑了，手能提了，體會到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勞動無比光榮，決心在艱苦的環境中把自己鍛煉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許多知識青年擔任了理論輔導員、宣傳員、廣播員，成為用社會主義占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的一支生力軍。還有一些知識青年當了保管員、記工員、出納員、衛生員、拖拉機手和小學教師，全心全意地為貧下中農服務。
親眼見到的事實，使我受到了生動而深刻的教育。我認定毛主席指引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條道路，是反修防修、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項戰略措施，是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途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迫切需要。
知識青年插隊落戶以后，當地黨組織和貧下中農在政治思想上對他們進行再教育，在生活上對他們無微不至地關懷，我們做家長的完全可以放心。
我的兩個孩子決心到農村去，主要是因為有黨的領導和學校老師的幫助。我也堅持對他們進行教育。我經常把自己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認識和帶隊工作中的所見所聞，講給我愛人和孩子們聽。我愛人很支持孩子上山下鄉。
當時有人勸我說：“何必讓兩個畢業生都下鄉，可以走一個留一個嘛！”也有人勸我把孩子送到花縣去，說我在那里“有熟人”，將來可以“找機會”把孩子弄回來。我認為，“找機會”、“走后門”，是不正之風，群眾對此意見很大。
還有人曾勸我說：“不要把孩子送到那么遠的地方去，安排近一點樣樣方便。”我覺得，作為一個革命家長，應當鼓勵子女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因為最需要知識青年的地方，最能發揮他們的作用；最艱苦的地方，最能鍛煉人。
離廣州四百多里的恩平縣大槐農場，是廣州市紡織系統安置知識青年最遠的一個點，現在正處于艱苦創業階段，需要大批知識青年，我就決定把子女都送到那里去。
我重溫毛主席的有關教導，聯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中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批判了孔老二鼓吹的“耕餒學祿”、“變相勞改”等反動謬論，進一步提高了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覺悟，認識到自己過去的那種錯誤想法，是受了孔孟之道的影響。
自己來自農村，進城以后卻不愿意送子女下鄉務農，顯然是忘了本。我們必須同鄙視農業勞動、看不起農民這種舊的傳統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去年十月，我的兩個孩子和紡織系統一些職工的子女一起，高高興興地走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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