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斯大林1925年12月23日《關于聯共（布）中央在第十四次大會上政治報告的結論》
布哈林的錯誤是和這個問題有聯系的。布哈林的錯誤在哪里呢？
列寧在哪些問題上曾經和布哈林爭論過呢？列寧肯定說國家資本主義這一范疇是和無產階級專政體系相容的。布哈林卻否認這一點。他認為——“左派”共產黨人（其中包括薩發羅夫）也和他一起認為——國家資本主義這一范疇是和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不能相容的。當然，列寧是對的，布哈林是錯的。布哈林已經承認了自己的這個錯誤。
布哈林的錯誤就在這里。但這是過去的事情。如果他在今天，即在一九二五年五月，還重提他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和列寧發生意見分歧，那末我認為這純粹是誤會。或者是他應當直截了當地拋棄這種說法；或者是出于誤會，因為他現今在國營工業本質問題上所擁護的路線就是列寧的路線。不是列寧同意布哈林的意見，恰恰相反，是布哈林同意列寧的意見。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擁護布哈林。（鼓掌）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基本錯誤是：他們不是辯證地，而是學究式地即脫離歷史環境來研究國家資本主義問題。這種研究問題的態度是違反列寧主義的整個精神的。
列寧是怎樣提出問題的呢？在一九二一年，列寧知道我國工業不發達而農民又需要商品，知道工業不能立刻得到發展，知道工人們因為受某種環境的影響不去進行工業生產而去制造打火機，所以當時列寧認為在一切可行的辦法中最妥善的辦法就是吸收外資，利用外資來振興工業，也就是說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通過它來建立蘇維埃政權和農村的結合。
這條道路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其他可行的辦法來滿足農民，因為當時我們的工業衰敗，運輸停頓或幾乎停頓，沒有燃料或缺乏燃料。當時列寧是否認為把國家資本主義作為我國經濟的主要形式是可以容許的而且是恰當的呢？是的，當時列寧是這樣認為的。
但這是一九二一年的情形。而現在的情形怎樣呢？現在能不能說我國沒有自己的工業，運輸停頓，沒有燃料等等呢？不，不能。現在我國工業和商業已經靠自身的力量直接建立著工業（我國的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這一點能不能否認呢？不，不能。
目前在工業方面“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二者的地位已經互相轉換，因為社會主義工業已經是占統治地位的工業，而租讓企業和租賃企業所占的比重（前者有五萬工人，后者有三萬五千工人）則已經縮小到最低限度，——這一點能不能否認呢？不，不能。列寧早在一九二二年就說過，租讓制和租賃制在我們這里并沒有實現成。
由此應該得出什么結論呢？由此應該得出一個結論：從一九二一年起，我國的情況已經起了重大的變化；在這個時期內，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營商業以及合作社營商業已經是占優勢的力量，我們已經學會用自己的力量來建立城鄉間的結合，國家資本主義最顯著的形式——租讓制和租賃制——在這個時期內并沒有得到重大的發展，所以現在，即在一九二五年，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國經濟的主要形式，那就是曲解我們國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本質，那就是不了解過去的情況和現在的情況的全部差別，那就是不是辯證地而是學究式地、形而上學地來研究國家資本主義問題。
你們愿意聽一聽索柯里尼柯夫所說的話嗎？他在發言時說：“我們的對外貿易是作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來經營的……我們的國內貿易公司也是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同志們，我必須說，國家銀行也同樣是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我們的貨幣制度是怎樣的呢？我們貨幣制度的基礎就是：在蘇維埃經濟中，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下，采取了一種浸透資本主義經濟原則的貨幣制度。”
這就是索柯里尼柯夫所說的話。我看他很快就要把財政人民委員部也宣布為國家資本主義了。到現在為止，我個人以及我們大家都認為，國家銀行是國家機關的一部分。到現在為止，我個人以及我們大家都認為，我們的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如果不把環繞在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周圍的那些國家資本主義機關計算在內）是國家機關的一部分，我們的國家機關是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機關。到現在為止，我們大家都是這樣認為，因為無產階級政權是這些機關的唯一主人。
而現在照索柯里尼柯夫說來，這些作為我們國家機關組成部分的機關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機關。也許我們的蘇維埃機關也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像列寧所認定的那樣是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機關吧？怎么會不是呢？難道我們的蘇維埃機關不是利用著“浸透資本主義經濟原則的貨幣制度”嗎？你們看，這個人竟會說出如此荒唐的話來。
讓我先來引證列寧對國家銀行的本質和意義問題所發表的意見。
同志們，我想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所寫的一本書中的一段話。我指的是“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一書。在這本書中他所主張的是對工業實行監督（而不是實行國有），雖然如此，他已經認為掌握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國家銀行十分之九是社會主義機關。關于國家銀行他這樣寫道：
“大銀行就是我們為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國家機關’，我們把它作為現成的機關從資本主義那里奪取過來，而我們在這里的任務只是把這個絕妙的機關中的資本主義弊端除去，使它成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羅萬象的機關。那時量變就會轉為質變。統一而規模最大的國家銀行，連同它在各鄉和各工廠中的辦事處，——這已經十分之九是社會主義的機關了。這是全國性的簿記機關，是全國性的計算產品生產和分配的機關，這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種骨干。”（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十二頁）
你們只要把列寧的這段話和索柯里尼柯夫的發言對照一下，就一定會了解索柯里尼柯夫滾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他把財政人民委員部宣布為國家資本主義，那我也不會感到驚奇。
這里的問題在哪里呢？索柯里尼柯夫怎么會犯這種錯誤呢？
問題在于索柯里尼柯夫不了解新經濟政策的兩重性，不了解在目前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斗爭的條件下我國商業的兩重性，他不懂得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在過渡時期的環境下我國發展的辯證法，在這種環境下社會主義成分利用資產階級的方法和武器來克服和消滅資本主義成分。
問題決不在于商業和貨幣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問題在于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成分在同資本主義成分作斗爭時掌握著資產階級的這些方法和武器來克服資本主義成分，在于社會主義成分成功地利用它們來反對資本主義，成功地利用它們來建成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
所以問題在于：由于我國發展的辯證法，資產階級的這些工具的職能和使命都發生了原則性的、根本的變化，變得有利于社會主義而不利于資本主義了。索柯里尼柯夫的錯誤就在于他不了解我國經濟中發生的種種過程的全部復雜性和矛盾性。
現在讓我來引證列寧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問題所講的話，讓我引證一段話來說明列寧在什么時候和為什么提議把國家資本主義當做主要形式，為什么他不得不這樣做，以及他究竟是在什么樣的具體條件下提議這樣做的。（喊聲：“請吧！”）
“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我們時常看到的東西——國營工廠中工人的社會主義態度；在那里，工人們自己收集燃料、原料和食物，或者工人竭力設法把工業品合理地分配給農民，用運輸工具把它們運給農民。這就是社會主義。可是與此并存的，還有小經濟，這種經濟往往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存在。為什么它能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存在呢？
因為大工業還沒有恢復，因為社會主義工廠大概只能得到它所應得的十分之一的東西。既然社會主義工廠還沒有得到它所應得的東西，小經濟就仍然會離開社會主義工廠而獨立存在。國家遭到難以置信的破壞，燃料、原料和運輸工具缺乏，這就使得小生產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存在。所以我說如果要問這種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什么，那就要說它是小生產的聯合。資本把小生產聯合起來，資本從小生產中成長起來。閉眼不看這個事實是沒有用的。
當然，貿易自由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增長；要避開這個事實是絕對不可能的，誰想避開和抹殺這個事實，誰就是用空話來安慰自己。既然存在著小經濟，既然存在著交換自由，也就會產生資本主義。但是既然我們掌握著工廠、運輸業和對外貿易，那末這種資本主義對于我們又有什么可怕呢？所以我當時說，現在還要重復說，這種資本主義對于我們是沒有什么可怕的，而且我認為這一點是反駁不了的。租讓企業就是這樣的資本主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七三頁）
這就是列寧對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看法。在一九二一年我們幾乎沒有自己的工業，原料缺乏，運輸停頓，所以當時列寧提議把國家資本主義當做一種手段，想通過它把農民經濟和工業聯結起來。這在當時是正確的。
但這是不是說，列寧認為這條道路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恰當的呢？當然不是。他所以提議通過國家資本主義來建立這種結合，是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發達的社會主義工業。而現在的情形怎樣呢？能不能說我們現在沒有發達的國營工業呢？當然不能這樣說。
我們在另一條軌道上發展，租讓制幾乎沒有什么結果，國營工業已經成長起來，國營商業也成長了，合作社增多了，城鄉間的結合已經通過社會主義工業而建立起來。我們所處的境地比我們自己所設想的更好。既然如此，怎么能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國經濟的主要形式呢？反對派糟糕的地方就在于他們不愿意了解這些簡單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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