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訊】香港《七十年代》三月號以《新中國的女性》為總題目，刊登中國血統美國籍作家於梨華的訪華特寫之三，題目是《從滾地窿升到二樓的汪金花》，摘要轉載如下：
上海，我生長的地方。
當然不認識了。我在上海出生，七歲離開回到寧波鄉下，后來一直在逃難搬遷中，愈搬愈遠，最后在離成都雞公車（一種木制單輪小推車——本刊注）行一小時的小城廣漢定居下來。
剛安頓不久，即勝利了。有權有錢的帶了黃金美鈔兒女仆婢及哈叭狗搭飛機，由重慶、成都直飛上海、南京“接收”去了，其次的也出高價購得船票，沿長江而下，回故鄉了。
我們，和一些其他同我們情形相似的朋友們約二十多個，坐了敞篷卡車，又坐了由兩匹瘦馬拖著的板車，由西安到鄭州、到徐州、到又熱鬧又混亂的南京，回到上海。上海比南京更亂。在一個十幾歲于戰亂苦難中成長的人的眼里，上海簡直不象中國：瘦小干癟的人力車夫，拉著高大肥碩的外國顧客，草黃的吉普車上，坐著明明是中國女子卻把臉上涂得象狐貍似的“吉普女郎”。馬路中央，飛馳而過的是美國與歐洲的轎車，但在路邊上，佝僂而行的卻是中國的叫化子。百樂門舞廳敲的是西洋舞曲，大光明戲院演的當然是美國電影。
回到上海，我反而不認識自己的家了。記得在回鄉下前的短暫的兩星期，我在上海，簡直不愿上街，躲在親戚家的小閣樓里，過了非常失望的十四個晝夜，然后就回鄉了。家鄉也很破落而寂寥，很多人在淪陷時死亡了，很多人在勝利后擁到十里洋場的上海去發洋財。我旋即進了寧波的一家中學，沒讀完，就隨著家去了臺灣，讀完了大學，就隨著“留美”的熱浪溜到美國，留到現在。
二十二年在美國，鄉愁日深，勝利回來見到上海的丑惡印象早已消失，剩下的盡是童年時模糊的記憶：電車的聲音，秋風梧桐的聲音，夜深時，巷口的“磨菇豆腐干，五香茶葉蛋”的聲音，黃浦江河水擊灘的聲音，以及“儂那能拉”的鄉音。
火車一進上海站，一聽站里的人講的全是我熟悉又久已陌生的上海話，淚就如雨般的流了下來。透過這層水，我用眼睛擁抱它，我出生的地方。上海，我回來了！
最先注意到：亂竄的外國小轎車一輛都不見，巨幅的海報不再是妖艷的、半裸的洋婆，而是七十年代的中華兒女，挺著胸、昂著頭，坦視大好山河——自己的國家。眨巴眨巴的霓虹燈招牌沒有了，有的僅是端正的、排在建筑物上的標語：為人民服務。街上有車，自己制造的車，天津牌的公共汽車，上海牌的小轎車。
然后是無數的自行車，無數的人。年青人，男孩子是平頭或西發，女孩子是齊耳短發或烏溜溜的兩條長辮子。最醒目的，是她們天然的皮膚與五官，沒有畫過眉、涂過唇膏，更沒有隆過鼻、割過眼皮的“英雄本色”。
曾經看過四十年代走在時髦尖哨的上海仕女，現在看見七十年代的中華兒女，我除了緊緊握住一直與我們同行的章同志的手之外，無法表達敲擊著胸腔的激蕩。
旅館在南京路上，對面是以前的跑馬廳，現在是人民公園及博物館。我們匆匆將行李安頓好，我已迫不及待地往樓下跑了。夜的上海，出奇的安靜，南京路上夜行人不少，有的推著車，兩三人一排，有的散步，一男一女，不是不說話，而是悄悄的。
我走在行人堆里，東張西望，又跑入小店，買根冰棒，買包花生米，就是想聽聽，“儂夜飯吃過勿”，或是想告訴他，任何一個人，我是出生在這里的呵！二十多年沒回來了，回來了才發覺，二十二年來想的就是今天呀！
沒告訴店里的人，當然也沒好意思在街上和人搭訕，但回到旅館，再也忍不住，就在電梯里，對開電梯的同志說：二十多年等的就是今天！儂阿記得勿？他問我。他是個五十多歲的人，頭發白了，但臉上無紋，很白凈的。我點點頭，又搖搖頭，地方仍舊老樣子，人不一樣了。你講得對，現在上海沒有癟三了，也沒有象以前閘北那種貧民窟了。啊，我明天就去閘北參觀，我對他說。
解放前的閘北區我從沒去過，但聽可聽得多了，叫化子、癟三、小流氓都在那一帶。我們去的是閘北區的番瓜弄那一帶，解放前是一個地痞控制的，現在，是一排排五層樓的工人新村，樓房的四圍都是一排排丈高的樹，樹邊，沿著墻，小小的菜圃，小小的花園，如果不是聽見耳邊熟悉的上海話，我還以為自己仍然在新加坡的裕廊工業區的住宅所呢。
因為是下午，孩子們都已放學在家，見大堆外客來，都自動的拍手表示歡迎。我摸摸一個小女孩的頭發，對我的親戚說：好白相來。那孩子驚喜地叫起來，對她的身邊的小朋友說：伊會得講上海閑話！惹得我們大家都笑了起來。
跟新村的主人走進新村，到二樓的會客室坐下。主人年約五十歲左右，健壯碩實，穿著家常的藍色上衣及黑色長褲。很重的江北口音。
我們喝了一口茶之后，她先開口問我：“你以前在上海住過？”
“我在上海生的，到六、七歲才離開，后來抗戰勝利，又回來過。”
“住在哪塊？”那純是江北話。
“在霞飛路。”
“現在不叫霞飛路了，現在叫淮海路了。”
“哦。”然后我笨拙地說：“你以前住哪里？”
“住露天，”她說：“然后住這里，”她轉身，指著身后墻上一張大照片。照片上有一個低矮的圓形的象山洞一樣的東西，圓頂上橫七豎八的蓋著草，兩旁用舊竹竿撐著，洞里黑越越的，什么也看不見，隱約看到高低不平的泥地。
“這叫滾地窿，”她回過身來說：“鄉下沒東西吃，我們都到上海來了，大家都說上海是天堂，”她忽然笑了。我覺得她的笑使我有點不舒服，再一看，才看見她只是嘴笑，而眼睛里全是綠郁郁的不光是悲哀也不光是憤怒的陰暗。“對我來講，那真是地獄啊！”
“我的那一個找不到事，找呀找，最后找到一個清道夫的工作，一天拿幾個角子，吃飯都不夠，哪來錢租房子住？睡哪里呢？睡露天嘛。有時一夜之間警察來趕多少次！有時運氣好，鋪了草席不需搬動，唉！夏天還罷了，冬天的時候真是活一天是一天哪！”
她臉上逐漸慘白起來，好象全臉的血都流進她眼睛里去了。“我兩個大的孩子，就是在露天生的！”
“我一共生了六個孩子，頭兩個死了，一個是凍死的，一個是餓死的。”
“到了一九四一年，我們窮人都到這塊來，這塊早已被炸平了，一片荒地，我們自己蓋草房。”她也沒轉過身，將手往后一指說，“象這樣的滾地窿，大概有三千八百多個，盡是稻草，夏天很容易失火，一燒全部燒光，再蓋。那時候，真是‘天當被子地當床，風掃地來月當燈’，過的日子豬狗都不如哪。”
“一九五二年滾地窿都拆掉了，翻蓋小瓦房，到一九六三年，國家撥款，蓋了現在這種五層樓的工人新村，在我們這番瓜弄，有三十五棟這樣的樓房，共住了一千八百多家，大概有八千左右人口。現在我要請你們大家到我屋里坐坐。”她臉上恢復了原先的神色，眼睛里的陰影也逐漸流散了。她站起來，很挺直地立在一邊，讓我們先走。
她的“屋里”在三樓，相連的兩間房，一大一小，大間的有一床，一方桌，一長條桌，幾把椅子，一切都很素靜，除了床上疊著的幾條單被，被面都是鮮艷的顏色。方桌上有茶杯、熱水瓶，條桌上有個小紗罩，罩內有些碗碟。墻上不象別處我們參觀過的宿舍那樣有許多家人照片，她沒有，只在靠條桌的墻上，掛了張毛主席的像。她看到我們的眼光，說：“沒有毛主席，我們不會有今天。”
我們跟著她去看后間，那原是她孩子們住的，現在孩子們長大了，房里只擺了張單人床，一架縫衣機，一輛舊腳踏車及其他零碎物件，隔了走道是廚廁，都是兩家合用的。
“你們要付多少房租？”
“象我們這樣兩間房的六元半一月。”
“你的愛人現在做什么？”
“他還是清道夫，不過他每月工資五十多元。”
“所以你不用做事了？”
“我當然做，我是這一幢樓房的婦女委員，這一幢房子里有人有什么家庭困難或其他問題，都由我負責解決，我一個月有十六元錢的報酬，所以我的收入可以負擔家里的月租加水電煤氣以及米糧。”
“你愛人的收入就負擔孩子，對不對？”
她開朗的笑了起來：“不哪，我的孩子們都長大了，一個在大學，國家負擔他一切費用，一個在工廠里，另外兩個，中學畢業了，現在都下鄉去了。我們一個月可以積下不少錢，因為我那在工廠的孩子，有時還寄錢來，我們都用不上，所以替他存著。將來他結婚可以派用場。”她嘴咧得更大了，眼角堆著皺紋。“我們的加工組里有個姑娘……”
有人打斷她：“什么叫加工組？”
“哦，我們這一個新村不是住著那么多戶嗎？男的去工廠，女的除了去工廠的外，還有很多在家里的不是嗎？所以我們成立了兩種加工組，一是做海鷗牌照相機零件，二是繼電器裝配，效果很好呢，母親們把孩子送到托兒所，就到加工組工作，我現在領你們去參觀。”
“是去看加工組呢，還是去看那位姑娘？”
她從容不迫地說：“兩樣都看呀！”
我們笑著，跟著她去參觀加工組，都是一大間長方形的屋子，正中間擺著長條桌，婦女們面對面坐在長桌的兩邊工作。我們正巡著看時，汪金花對我們閃一閃眼，朝一個頭上戴了一個用花布折出來的帽子的年青姑娘努努嘴。她有個圓臉，有兩個紅潤的面頰，自然殷紅的嘴唇。
我們一走到室外，同行中有一人馬上說：“長得很俊的呢！你看中了她，對不對？”
她傻呼呼地笑起來：“我看中了有什么用，要等我兒子自己看中了才有眉目呀。”
我聽她講話，文字用詞還不錯，就問：“大嬸，你讀過書沒有？”
“做叫化子的人怎么會有書讀？我們孩子們讀小學的時候，我晚上跟著他們念念，認認字，孩子們大了走了，我們兩人自己學習，現在看報什么的都會，寫字什么的還有困難，還得好好學習。”
我帶點沖動地走過去，用手握一下她的胳膊說：“你真不錯。”
她不知道我的意思，但很開心地朝我笑笑。忽然，她說：“從這繞過去，我帶你們去看一樣東西。”
我們跟著她從加工組的屋后拐到側門，出了門，我怔住了。在我們面前，就是一個同照片一式一樣的滾地窿，一個沒有窗、它的門象一個洞，而整個東西矮得連一個普通身高的人都直不起腰來的“窩”。
我們輪流的走進去，默默的退出來。我們每個人的眼睛里都表達一種想慰藉她幾句的愿望，但她卻交疊著手，莊嚴地站在滾地窿的門口，一字一句地說：“我們把它放在這里有兩個目的：一個是，用它來提醒我們，我們是真正的翻身了；第二是，用它來警戒我們，我們要把國家建設起來，所以我們的子子孫孫，再不需要過我們在解放前那種日子。”
她送我們到大門口，我們去遠了，卻不時回頭看她：一個沒有受過教育、討過飯、喝過西北風，在露天里生過兩個孩子的女人。一個普通的女人，但她卻給我們上了一堂比任何教科書都豐富、都永雋的人生的課程。
她叫汪金花。我永遠不會忘記她，不僅僅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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