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體系中情況有些復雜，整整有五種經濟成分。
第一種經濟成分差不多是自然經濟的成分，這就是商品產量極少的農民經濟。
第二種經濟成分是商品生產的經濟成分，在這種成分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農民經濟中的商品生產。
第三種經濟成分是私人資本主義，它還沒有消滅掉，還在活躍，并且只要我們還實行新經濟政策，它還會在一定范圍內活躍著。
第四種經濟成分是國家資本主義，即我們容許它存在并且有可能按照無產階級國家的要求來加以監督和限制的那種資本主義。
最后，第五種經濟成分是社會主義工業，即我們的國營工業，在這種成分的生產中沒有兩個彼此敵對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只有一個階級——無產階級。
我想簡單地談談這五種經濟成分，因為不這樣簡單地說明一下，便很難了解我將要宣布的那些數字，很難了解我國工業發展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趨勢，況且關于我國制度中的這五種經濟成分，列寧曾十分詳細地談到過，他教導我們要善于在我們的建設工作中估計到這幾種經濟成分間的斗爭。
我想簡單地談談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類型的國營工業，以便消除黨內對這個問題所產生的誤解和糊涂觀念。
能不能把我們的國營工業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工業呢？不能。為什么呢？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存在著兩個階級的生產組織：一個是占有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另一個是不占有生產資料的被剝削階級。不管國家資本主義具有何種特殊形式，但是按實質來說它終究應當是資本主義的。
伊里奇在分析國家資本主義時所指的首先是租讓企業。就拿租讓企業來說，那里是不是存在著兩個階級呢？是的，是存在著兩個階級的。一個是資產階級，即從事剝削和暫時占有生產資料的承租企業家，另一個是受承租企業家剝削的無產階級。這里是沒有社會主義成分的，這一點只要從下面的事實就可以明顯地看出：誰都不敢跑到租讓企業中去進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運動，因為大家知道，租讓企業是非社會主義的企業，是同社會主義不相干的企業。
再拿另一種類型的企業即國營企業來看。這種企業是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呢？不，不是的。為什么呢？因為這種企業中不存在兩個階級，只存在一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它通過自己的國家來掌握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它不受剝削，因為企業中生產出來的一切除了支付工資以外，最大部分是用來繼續擴大工業，即用來改善整個工人階級的狀況。
有人會說，如果估計到我國企業管理機關中還存在官僚主義殘余，那末這終究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但是這同國營工業按類型來說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這一點并不矛盾。
有兩種類型的生產：一種是資本主義類型的生產，其中包括國家資本主義類型的生產，那里存在著兩個階級，那里在為資本家的利潤進行生產；另一種是社會主義類型的生產，那里沒有剝削，那里生產資料屬于工人階級，那里企業不是為異己階級的利潤進行生產，而是為全體工人擴大工業進行生產。列寧正是這樣說的：我們的國營企業按類型來說是徹底的社會主義企業。
這里可以拿我們的國家來比擬一下。我們的國家也叫做非資產階級的國家，因為它按列寧的說法是新型的國家，是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的國家機關并不像所有一切資產階級國家那樣為了壓迫工人階級而工作，而是為了使工人階級擺脫資產階級的壓迫而工作。
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國家按類型來說是無產階級的國家，雖然在這個國家的機關中還能找到許多壞分子和舊時代的殘余。列寧宣布了我國蘇維埃制度是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更嚴厲地譴責了我們蘇維埃制度中的官僚主義殘余。
雖然如此，他始終肯定說我們的國家是新型的無產階級國家。應該把國家的類型同國家系統和國家機關中保留下來的那種遺毒和殘余區別開來。同樣也必須把國營企業中的官僚主義殘余同我們稱為社會主義類型的那種工業組織區別開來。決不能因為經濟機關或托拉斯中還存在著錯誤和官僚主義等等，就說我們的國營工業不是社會主義的工業。決不能這樣說。
如果這樣說，那末我們這個按類型來說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也不能稱為無產階級的國家了。我可以舉出許多資產階級機關，它們比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機關工作得更好更節約。但這還不是說我們的國家機關就不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我們的國家機關按類型來說就不高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了。為什么呢？因為這種資產階級機關雖然工作得好些，但它是在為資本家工作，而我們的無產階級國家機關，即使它有時不免搖擺不定，但它畢竟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而為無產階級工作的。
這種原則上的差別是不能忘記的。
關于國營工業也應當這樣說。決不能因為我們國營企業管理機關中現在存在著并且將來還會有不協調現象和官僚主義殘余，決不能因為這些殘余和這些缺點存在，而忘記我們的企業按實質來說是社會主義的企業。
比如說，在福特的那些工作得不錯的企業中，也許偷竊現象要少些，但這些企業終究是在為福特，在為資本家工作，而我們的企業，雖然有時發生偷竊現象，事情不總是很順利的，但它們終究是在為無產階級工作。
這種原則上的差別是不能忘記的。
現在，來談談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的數字。
農業。如果拿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水平和戰前即一九一三
年的水平相比，則我國農業總產值已達戰前的百分之七十一。換句話說，在一九一三年出產了一百二十余億盧布（按戰前價格計算）的產品，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則出產了九十余億盧布的產品。到下年度，即到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根據我們各個計劃機關的材料來看，產值將進一步提高到一百一十億盧布，即提高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農業在日益發展，——這是自然要得出的結論。
工業。如果拿我國全部工業，國營工業、租讓工業和私營工業來說，全部工業在一九一三年的總產值為七十億盧布，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則為五十億盧布。這等于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七十一。我們各計劃機關預定，下年度的產值將要達到六十五億盧布，即約等于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九十三。工業在日益發展。它在本年度內比農業發展得更快。
（中略）
如果我們拿這樣或那樣聯合起來的國營工業和合作社營工業的生產同私營工業的生產來比較一下，那就可以看到如下的情況：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國營工業和合作社營工業占全年工業生產總額的百分之七十六點三，而私營工業占百分之二十三點七；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國營工業和合作社營工業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七十九點三，私營工業所占的比重已經不是百分之二十三點七，而是百分之二十點七了。
在這個時期內，私營工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明年度預定國營工業和合作社營工業所占的比重約達百分之八十，而私營工業所占的比重將減到百分之二十。在絕對數量方面，私營工業是有增長的，但是國營工業和合作社營工業增長得更快，所以私營工業所占比重也就逐漸下降了。
這是一件不能忽視的事實，它說明了社會主義工業對私營工業的優勢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如果拿集中在國家手里的財產和私有主所掌握的財產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這方面——我指的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控制數字——也是無產階級國家占優勢，因為國家擁有的基金總額至少等于一百一十七億切爾文盧布，而私有主，主要是農戶，所擁有的基金總額最多只達七十五億切爾文盧布。
這一事實說明了，公營經濟的基金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這種比重和非公營部分的財產所占的比重相比較，是在日益增長。
而我們整個制度終究是既不能稱為資本主義制度，也不能稱為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整個制度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制度，在這里，就總產值來說，私有主農民的生產還是占優勢，但是這里社會主義工業所占的比重卻在不斷地增長。
社會主義工業所占的比重在不斷地增長：它利用本身的集中性，利用本身的組織性，利用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利用運輸業掌握在國家手中以及信貸系統和銀行都歸我們掌握的事實，利用這一切，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在全國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逐漸增大，不斷向前邁進，開始使私營工業服從它，使其余一切經濟成分都適應它并且跟著它走。
農村的命運也是這樣的：它應該跟著城市走，跟著大工業走。
這就是基本的結論，就是我們提到我國制度的性質問題，社會主義工業在這個制度中所占比重問題，私營資本主義工業所占比重問題，以及小商品生產，主要是農民生產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問題時，應該得出的基本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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