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冷西同志的回憶錄之二《“大躍進”與大調整》于今年9月出了第一版。這本書十分詳細地回憶了1958年至1962年，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開始摸索我們國家在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中最困難時期的一段非常重要的、真實的歷史，是一份十分寶貴的歷史資料。它在我們研究與認識黨的歷史上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在這里，我們應該對吳冷西老前輩和他的家人表示最崇高的感謝和敬意！
東歐的一群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先后紅旗落地。蘇聯共產黨在十月革命勝利、領導蘇聯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國家74年后，在國內外的階級斗爭中，失去了自己的政權，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一件大事。
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與他的戰友們，在1956年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嚴峻形勢面前，是如何領導中國共產黨反對修正主義、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中國的革命紅旗至今未倒，是怎樣走到今天的？今后的路，我們會怎樣走下去？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會不會堅持革命，為走向共產主義理想社會而奮斗？這些都是今天我們思想上需要認識和解決的問題。
溫故而知新，正確認識我們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所走過的路，正確總結我們的歷史經驗，是我們重新出發的起點。
一、對1958年毛主席批評“反冒進”的理解和認識
毛主席所提倡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是從批評“反冒進”開始的。這可以算是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思想認識上的第一個分歧，也是一個帶根本性的路線分歧。
從毛主席當時批評的內容看，毛主席認為發生問題的性質并不嚴重。因為毛主席一直表示，他們的調整是對的。毛主席批評的只是“反冒進”這個口號，而并不是當時調整糾偏的實際工作。毛主席認為提出這樣的口號不對，這是一個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問題，但也涉及到哲學和世界觀，所以又不能不重視。他認為，這個口號缺乏辯證思維，是片面的，會挫傷群眾的極為寶貴的革命積極性。
當時從劉少奇到周總理、陳云、李先念、李富春等都做了檢討，說明毛主席這次批評的面很廣，級別也很高，而且從南寧會議到北京會議到成都會議，在中央高層會議上反復批評“反冒進”口號的錯誤。如此不顧及高干們的面子和自尊心，足見毛主席對保護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的高度重視，這是上升到原則性的高度來認識的。在毛主席看來，搞社會主義，堅持什么樣的思想路線和工作路線，是中央領導層必須搞清楚的根本問題。換言之，就是堅持唯物辯證法，還是形而上學走極端；堅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還是給群眾潑冷水；堅持穩中求進，還是反進求退，這是關系到能不能建成社會主義、能不能戰勝國內外反華勢力的大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吳冷西同志在上世紀80年代寫這本回憶錄時，從當時政治氣候出發，說了一番所謂“實事求是地說，1956年的‘反冒進’是正確的”，“而毛主席卻認為‘反冒進’是右傾錯誤，提出了‘一化三改’，過渡時期以來又一次反‘右’，其結果是助長了‘左’的傾向”的帶有個人結論性認識的話，如果不是言不由衷，那就反而不客觀了。因為從他所回憶的大量歷史事實，并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而只能得出相反的結論。何況，毛主席提出并領導的“一化三改”的正確性，以及反右斗爭的必要性，都是寫進黨的正式決議的定論，根本不容否定。更不能把運動中出現“左”的偏差歸責于毛主席，相反，運動中的過“左”者，往往還是被毛主席批評和糾正的那些腦子里缺少辯證法、喜歡走極端的領導同志。
那么，當時其他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為什么總是和毛主席的思想有一定的差距呢？這就是囿于實際工作局限的領導者與馬克思主義偉大政治家、戰略家的眼界之別了。除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水平差距，背后還有更重要的，就是能不能看到對當時中國來說，革命的步伐不能停，不能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成果上睡大覺、享清福，而必須一步不停地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是事關新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一著。
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毛主席早就指出，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長，任務更艱巨。所以毛主席有一種緊迫感，在帝修反的包圍中，要把一窮二白的舊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與帝國主義搶時間的斗爭，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鼓足干凈，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思路就是由此而來。這對于打了天下后，思想還停留于民主主義的領導同志是難于理解的。
時至今日，從今天我們國家所處的遭遇，就很能夠理解：恰恰毛主席當年的想法是切合世界范圍階級斗爭的實際的。如果不是當年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國人民以高昂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打贏抗美援朝立國之戰，克服困難、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發展“兩彈一星”、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主義國防，我們今天在美西方帝國主義的各種霸權制裁和打壓下，還能夠保持國家的獨立自主和自強不息嗎？可見，當時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速度問題，是關系到新中國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的大問題，而不是可有可無的、無關緊要的事。從斯大林建設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看，也是這樣。如果不是蘇聯抓緊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就不能戰勝法西斯德國的侵略。那就不僅是蘇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就不可能戰勝和消滅法西斯，那人類的歷史就要改寫了。歷史證明了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和毛主席的高瞻遠矚是完全正確的。而認為取得了政權，就是革命勝利了，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太平、不急不慢地搞建設，這種想法其實是短視的，是脫離世界階級斗爭實際的，歷史證明是不可取的。
他們在認識上的這一深刻分歧，是不是就是1958年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在實行過程中出現離奇的“五風”（即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五股歪風）的歷史根源呢？這正是值得我們后人關注和研究的。
二、毛主席對1957年反右形勢難于準確估計是有原因的
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簡稱《正處》），為之后的整風、反右運動，更好地掌握與劃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不同性質的界限，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
在黨內和人民內部斗爭（整風）中，黨的一貫做法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對于反右，毛主席也是說：我們與右派之間的矛盾雖然是敵我矛盾，但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而且關于對反右的后期處理，毛主席沒有參與、過問，當時他的注意力已經轉向了農業。
按照毛主席在《正處》報告中的估計：500萬知識分子中，不贊成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只占百分之一、二、三。反右中，這些人不可能全部跳出來吧？即使全部跳出來，也就是15萬人。而在1979年宣布“反右”擴大化平反的時候，我們才知道1957年“反右”，右派竟然劃了有55萬之多。按照“平反”的情況看，幾乎90%是錯劃的。這一切說明了毛主席《正處》中的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正確思想，在反右中沒有得到認真的、切實的貫徹。在反右后期的工作中，反而大大地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許多敢于提意見的同志和有言論錯誤的同志，通通劃到敵人的陣營去了。這樣做的后果，必然會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和群眾路線，無形中起到了壓制黨內外民主的作用，使黨內外群眾不敢堅持真理、講真話。這不能不說是1958年“浮夸風”等“五風”在黨內外得以毫無阻攔大肆泛濫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般來說，群眾運動中有一些誤判是難免的。因此黨的政策總是強調“有錯必糾”，以防止和減少錯誤。因此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革命的群眾運動帶來的后果總是積極的。就如延安的整風，1952年的三反、五反，帶來的都是黨內的新氣象。但是，如果運動中把人民中的90%，都錯劃成敵人。而且在人民群眾紛紛寫信向黨中央反映情況，而在中央辦公廳的工作同志，在一定的場合向毛主席反映實際情況，就立即被調走。在80年代的報刊和書上，多次看到在1957年之后的中央辦公廳工作的一位名叫崔英的女同志。她在一次中南海的舞會上，在與毛主席跳舞的時候，向毛主席反映：群眾來信有許多反映反右錯案的情況，毛主席要她寫一個材料。可是她還沒有來得及寫，就被調出了中央辦公廳。（注：這本書我是有的，但年代久遠，今天沒有能夠找出來。）可見有人在有意向毛主席封鎖消息。這必然與我們黨在嚴格按照黨的政策下開展運動的后果，是很不一樣的。可見對于1957年反右擴大化的嚴重情況，毛主席在當時是不知道的。在被信息屏蔽的情況下，他對1958年的國內形勢估計得過于樂觀，也就難于避免了。
三、毛主席最早發現和指出了“浮夸風”等“五風”問題
1958年秋收后，毛主席從糧食收購任務完成得不好、生產隊出現了糧食私分的現象中，敏感地發現了“浮夸風”等“五風”問題，并深刻指出這是因為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問題沒有解決好。
吳冷西同志在他書的第五章“艱難的糾‘左’”中，詳細敘述了毛主席在1959年初的第二次鄭州會議（即鄭州緊急會議）中所依據的1958年末出現的情況：（1）“毛主席對山東省委匯報中的一個情況特別注意，這就是公社向勞動英雄呂鴻賓的生產隊調撥糧食時，用一張條子（下命令調撥糧食）、一桿秤子（拿秤去稱糧食）、一頂帽子（拿本位主義帽子壓人）都行不通，上下關系緊張；后來改用一把鑰匙（做思想工作）、一張布告（提出安民告示）、一個樓梯（三級管理[所有]中擴大生產隊自主權）才解決問題。” （2）“與此同時，李先念同志主持的中央財貿辦接連向中央反映，糧食、棉花和油料的征購任務完成不了，供不應求的情況比武昌會議時更加緊張。糧食1100億斤的任務只完成了950億斤，棉花的5550萬擔任務只完成了4100萬擔，油料的收購任務只完成一半左右。農村普遍瞞產私分，抵抗征購任務，城市大鬧糧、油、肉、菜供應不足風潮，......。”（《“大躍進”與大調整》第260-262頁）
針對以上情況，毛主席在鄭州會議開始，劈頭就提出所有制問題。他說：“武昌會議比北戴河會議有進步，劃了兩個界限。......。雖然提到了從小集體到大集體的過程，但著重講的是公社一級統一領導和統一負責盈虧，對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自主權只提了一下。當時我們（包括我自己）并未認識到三級管理中有三個所有制問題，更沒有認識到這三級所有制中以哪一級為主的問題。
毛主席還談到，從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全國大鬧糧、油不足風潮，這是大家看到的現象。現在省、地、縣和公社四級正大反瞞產私分和本位主義，大隊和生產隊則堅決抵制，上下關系非常緊張，城鄉關系非常緊張，工農聯盟有受破壞的危險。這也是大家都感覺到的。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問題的本質是什么，根本原因在哪里？“
毛主席指出“問題的本質是我們沒有處理好三級所有制的關系，根本原因是‘共產風’，省、地、縣、公社四級急于過渡。......。“
”毛主席接著說：應當承認，對于這種“共產風”，農民反抗是正當的、合理的。我們共產黨只能剝奪剝削階級，不能剝奪農民，不能無償占有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我們應當承認貧富差別，不但應當承認社員和社員之間的差別（武昌會議明確按勞分配，允許差別），而且應當承認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差別，窮隊與富隊還有中等隊之間的差別，反對平均主義，刮共產風。......。”（以上均引自：《“大躍進”與大調整》第263-264頁）
毛主席在1959年初的鄭州會議上就明確地確定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小隊為基礎），從根本上明確了社會主義階段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過渡的過程與性質。如果能夠引起當時從中央到各級省委、地委、縣委領導同志的充分重視，從根本上制止當時瘋狂的“五風”，那么我認為1959年9月之后某些地方餓死人的災難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可是在這個問題上，當時中央、省、地、縣，甚至一些鄉干部的立場和態度，與毛主席的態度和立場是相當不一樣的。當時其他干部，不僅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且對毛主席的分析他們還想不通。
在吳冷西同志的書中提到：“毛主席的講話，據鄧小平同志在1959年3月11日傳達時說，全場震動，大吃一驚。毛主席講完后，會場上交頭接耳。毛主席宣布休會明天再開。在2月28日的會議上，有10位同志接連發言，幾乎沒有一個表示完全贊成毛主席的意見。......。河南六級干部會上甚至有人發言批評毛主席‘右傾和倒退’。據喬木同志告訴我，那一天夜里毛主席通宵不寐。”（同上書，第264頁）
“3月1日凌晨，毛主席給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并參加會議的各位同志寫了一封信。說明他的這一套想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過去一兩個月中逐步形成的。從天津、濟南到鄭州，沿途有很多啟發，特別到鄭州聽了河南省委召開的四級干部會議的情況匯報，才下決心召開緊急會議。信中說，他的意見還有些不完善，有些不準確，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要今后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想想。但他認為他的意見基本上是對的。會議還可以討論，繼續發表各自的看法，對他的講話提出補充、修正和發展。毛主席建議會議可以開到3月2日，并請少奇和小平同志主持3月1日會議，先由喬木同志代讀他的信，然后大家討論。
據喬木同志告訴我，3月1日上午的會議上贊成毛主席的意見多了一些，但仍提出不少疑問。毛主席在1日下午和晚上分別邀集河南和各省、市委書記座談，知道他授意河南省委把他的講話大意向六級干部會傳達后也全場大嘩，贊成的和反對的交鋒激烈。他在2日凌晨又寫了一封信給少奇、小平和與會同志，說明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如果不在春耕之前解決，他擔心蘇聯全盤集體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合作化講步驟，從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用了四年時間，逐步完成，沒有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須講步驟，避免破壞。3月上半月必須解決這個問題。3月2日會議情況趨向緩和，贊成毛主席的意見，在春耕之前確定人民公社體制問題。會議同時布置起草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同上書，第264-265頁）
毛主席早在抗戰時期1941年11月21日召開的《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就說過：“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 而大躍進中的“五風”，明顯地表現出縣、鄉一級領導與廣大農民之間已經有了不同的利益關系。所謂的“共產風”，其實質就是站在官僚主義立場上，對農民進行無償剝奪，這必然會引起農民的抵制，而他們卻給農民和基層干部扣上了“瞞產私分”和“本位主義”的帽子。
而毛主席對此是非常明確地站在廣大農民的立場上，支持農民‘瞞產私分’。他認為糧食在農民手中，是可以放心的；而收了過頭糧，才是危險的。權衡利弊，農民私分比收過頭糧的危害要小得多。這就是兩種不同立場對待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立場和態度。
在這個問題上，當時的中央一線領導同志是有很大失誤的。這個失誤表現在一線領導并沒有及時把1959年廬山會議之前和之后的糾“左”文件（即《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等有關文件），及時地在廬山會議之前和之后發到省、地、縣、公社和基層，并加以認真貫徹。如果能把在1959年3月2日的鄭州緊急會議及之后的一系列糾‘左’會議的講話和文件，及時下發，并堅決貫徹，達到毛主席的要求：即在1959年的春耕之前，就把省、地、縣、社四級領導與生產大隊、生產隊和廣大農民之間的矛盾，認真、徹底解決好，在廬山會議之前就把‘五風’剎住，那就不會形成因為批判彭德懷而使糾‘左’變成反右，而使‘五風’得以在1959年和1960年更加泛濫、甚至產生餓死人的局面。作為一線的中央領導同志是推卸不了的。對于這個問題，在吳冷西同志的書中也有一些記敘。文中說：“少奇同志追述，1959年廬山會議時，前期的會議紀要已經一再修改，他本來想形成為中央文件下發，后來大家的心思都在反右，對糾‘左’沒有興趣，才作罷了。現在看來這是失策。那個紀要提出糾正的問題，現在不但仍然存在，而且變得更加嚴重了。看來我們已經錯過了一年時間，現在不能再拖延了。“（同上書，第312頁）這是少奇同志在1960年12月中旬毛主席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的。當時小平同志也說：“從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反對‘五風’決心不大，特別是廬山會議后，都反右去了，對反‘左’沒有興趣。”（同上書，第316頁）為什么那時有資格參加國家級重要會議的干部，會對糾“左”都不感興趣，而都熱衷于反右呢？很明顯，這就是當時我們不能及時有效地制止“五風”的主要原因。
四、一線領導同志有些重要情況對毛主席是有隱瞞的
從我們今天能夠了解到的情況看，可以列舉出的至少有兩件事。
一件是前面已經說到的關于反右擴大化。從改革開放后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看到在1957年之后，中央辦公廳是收到過許多群眾來信反映反右中存在的嚴重問題的。但是當辦公廳的同志找到機會，向毛主席反映的時候，辦公廳領導卻很快地把這個同志調走了，當然毛主席也就得不到這方面的信息了。而反右擴大化，對于社會主義的黨和國家來說，決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
再一件就是關于1959年9月秋收至1960年一些地方農村餓死人的問題。由于一些地方糧食減產，有一些省份出現了因“浮夸風”而收了過頭糧，把農民的口糧，甚至種子都收了上去。不僅如此，他們還在農村大搞“反瞞產”運動，把農民家過去的存糧也收走了，造成了一些農村餓死人的嚴重情況，不僅破壞了當地的農業生產，而且破壞了工農聯盟，破壞了黨在人民中的威信，使農民在十年大慶之年無法過一個愉快的春節。這種情況最典型的就是河南的信陽地區。據現在可以看到的材料透露，他們還向中央封鎖消息直至1960年2月，反映情況的信，紛紛曲折地寄到中央。周總理、董必武等領導派了調查組下去，了解情況，調撥糧食，才把這個問題初步解決了。但是他們還是向毛主席封鎖了消息。后來毛主席下了決心，在1961年初，才把“五風”問題進一步解決了。我認為1960年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上史無前例的極端困難，主要就是這樣造成的。
毛主席是黨的主席，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實行大政方針的領導。只有情況明，才能決心大。過去民主革命時期，毛主席南征北戰，也靠準確的情報工作，社會主義革命怎么能兩眼一抹黑呢？因此毛主席幾乎一年到頭，生活在交通工具上，不僅自己堅持下到各地去調查研究，而且也動員各級領導干部，都深入下去調查研究。可見他老人家是多么地想要了解真實的情況，而做出正確的決策啊！但是在上下有意向他隱瞞實情的條件下，發現和糾正問題也就很不容易了。
五、從1960年到1962年能夠很快克服困難的原因
三年困難時期，能夠很快戰勝困難、形勢好轉，主要是因為毛主席正確解決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存在的所有制問題，克服了瘋狂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五風”，還是因為1961年之后在“調整”中的基建、工礦企業大力“下馬”之功？
從《毛澤東年譜》第4卷（1959.4-1961.6）看，劉鄧一線領導在1960年國家最困難的時期，確實，他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國際斗爭上了。
正如吳冷西同志《“大躍進”與大調整》書中寫到的，在1960年12月中旬毛主席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表示贊成將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國內問題上來。他們都認為這一年雖然全力對付國際斗爭，但老實說對國內許多工作總是放心不下。現在是下決心全力抓國內工作的時候了。”（《“大躍進”與大調整》第312頁）
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雖然也是把他的許多精力放到國際問題上，但是他在1959年12月10日開始的與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活動，一直仍然在堅持著。在會議結束之后，毛主席繼續與陳伯達等人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的結束語，直至1960年2月9日學習結束。
可見毛主席的主要心思沒有完全放在國際問題上，而是放在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客觀實踐規律的探索上，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和蘇聯的實踐經驗也同樣孜孜不倦地在學習和研究著。
毛主席在當時更加注意的是調查、了解下面的實際情況。但是，要了解實際真實情況，看來是很難的。從1959年秋歉收之后有些地方收過頭糧造成的困難局面來看，毛主席得到的信息與自己的調查是不對稱的。
（一）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主席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李富春關于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和今后三年、八年設想的報告，林彪關于國防問題的報告，聶榮臻關于科學規劃的報告，陸定一關于教育工作的報告。會議批準李富春的報告。這個會議還認為：1959年的躍進是全面的躍進，1960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年，可能比1959年形勢更好。......” 可見李富春的報告對當時的國內形勢的估計，也還是不切實際的。
（二）1960年1月14日，毛主席閱李先念1月13日關于安排農村人民生活問題和繼續開展愛國售棉運動的報告。報告說：全部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中，大約有70%左右的單位，糧食分配已經搞好，對人民生活已經作了比較妥善的安排；大約20%左右的單位，做了初步安排，但還沒有完全落實；大約有10%左右的單位，糧食分配基本上沒有安排，存在的問題很多。據部分省區反映，實際缺糧的基本核算單位，大約占10%、15%到20%。” 看來這個報告對當時形勢的估計也仍然是過于樂觀，不準確的。
（三）1960年3月22日下午，毛主席從徐州到達濟南。晚上，在專列上聽取山東省委負責人舒同、裴夢飛、白如冰、劉季平和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第二政委梁必業匯報。舒同說：山東對人民公社過渡問題作了適當控制，......。舒同說：下面在發展社有經濟和大搞水利建設時有“一平二調”的做法。毛澤東說：調豬人家不喜歡，影響積極性嘛！水利工程太多了，控制一下，分幾年搞。造林的時間更要長一些，先搞三年看看。舒同說：下面財政部門收款，有的將公社幾年的欠款都一齊扣下了。毛澤東說：這是變相的“一平二調”。問題還是去年三月的那一些，貧富隊矛盾、社隊矛盾，還是不等價交換，所以等價交換、價值法則問題不是一兩年能教育過來的。舒同說：還有全民和集體的矛盾，如國家機關、工廠企業等向公社調東西過多、占有公社土地。毛澤東說：今年兩次會，將國社矛盾、社隊矛盾、貧隊富隊矛盾問題反復講清，說明這樣（指“一平二調”——編者注）過渡反而慢，并會脫離群眾。是不是要搞“三反”，我們在杭州決定今年上半年縣做典型試驗，下半年普遍搞。現在就可以講，使有這種作風的人早收手。......。”
同日 毛主席閱山東六級干部會議秘書處三月二十一日編印的《會議情況》第一期，批示：“此件請各同志看看。這些問題，各省、市、區都有，如不注意處理，定會要脫離群眾。山東正在開一萬二千人的大會，每個公社到六個人，這種辦法似較好。”這個材料說：山東省六級干部會議反映的問題有以下一些：棗莊市反映，干部中急于過渡的思想苗頭較普遍。安丘縣一個公社調走一個大隊七十頭母豬，不給錢，嚴重影響了社員生產積極性。沾化縣有幾個公社水腫病較多，全縣春耕后因水腫病死了五百人，缺糧原因是賣了過頭糧。會議還反映，貪污浪費比較嚴重，不講真話。有的公社原來準備蓋戲院、大禮堂等，現在決定停建。
（四）1960年3月23日，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同林鐵、劉子厚、萬曉塘談話。毛澤東問：你們在開大會是不是？作了報告沒有？林鐵說：是有問題，有那個苗頭了，這個時候開會真是適時。毛澤東說：躍躍欲試，要過渡，變相的“一平二調”。根本不要上面批準，變成沒有紀律了。現在你們怎么辦呀，要退回去呀？林鐵說：現在我們向公社過渡的還不多，調的數量還不大。分配問題我們還有百分之十幾到二十沒有搞好，這個問題要下點功夫，做點工作。毛澤東說：還有個作風問題，貪污、浪費、官僚主義，有幾個省相當嚴重，比如湖北、廣東、山東。他們贊成搞“三反”，你們有這個感覺沒有？聽說相當普遍。現在不搞就要爛掉一批，已經爛掉一批了。......。
林鐵請示：天津會議如何開法。毛澤東說：明天、后天、大后天開三天，上午看文件，下午在這里（指專列——編者注）談一談。我們在浙江談了十五個問題，中央還不知道，我明天第一次會議把問題提出來。其中有幾個問題可以深談一下，有一個問題要比較多地研究一下，多交換一下意見，就是關于現在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這次會議要加上西北的張仲良、中南的王任重、吳芝圃。
（五）同日（1960年3月23日）為轉發山東省六級干部會議秘書處編印的《會議情況》第二期，起草中共中央給各省市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的批語。全文如下：“此件請各位同志閱讀，并請轉發到縣級黨委。山東發現的問題，肯定各省、各縣、各市、各個自治區都有，不過大同小異而已。問題嚴重，不處理不行。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三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為害人民。什么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公社一級干的。范圍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這樣胡鬧，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數公社是謹慎、公正、守紀律的，胡鬧的只是少數。這個少數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員，也不都是胡鬧的，胡鬧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對于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于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于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么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后務要注意改正。對于少數縣委實在不行的，也要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在這里毛主席已經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而且提出了具體的、解決問題的嚴厲要求。
（六）1960年3月24日中午，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毛主席召開有中共中央領導人，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華北五省市自治區、東北三省、中南的湖北河南兩省和西北甘肅省的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統稱天津會議。參加會議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吳芝圃等26人。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提出十七個問題，要大家討論。......。其中有關的有：（四）農村人民公社的五個問題相當嚴重。“一平二調”，不守紀律，根本不問縣委，自己就平、調。縣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五）農業問題。主要是糧食問題。十二個字，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是一個農業布局問題，要使省、地、縣、社都懂得這個農業布局，有計劃的進行。這是農業，還有林、牧、副、漁。種植業與畜牧業要并重。（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提前完成的問題。究竟可以提前幾年完成？最主要是“四、五、八”糧食指標。（十一）除四害問題。最近一兩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不叫放松了，麻雀遭殃。現在我建議拿臭蟲代替麻雀，臭蟲是虱子、跳蚤的代表。除四害，要大搞。（十二）“三反”問題。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已經六、七年沒沒有反了，現在大發作。山東提出了，震動很大。（十三）回避問題。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應該相信多數同志是好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請他回避一下。（十七）我們這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還是階級斗爭，就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兩條道路的斗爭。幾十年還是這個問題。就是在生產關系、所有制方面，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在上層建筑方面，是猖狂進攻的那些意識形態，唯心論哲學，形而上學的宇宙觀，還是唯物論辯證法的宇宙觀？此外還有一些政治制度，經常要改。（《毛澤東年譜》第4卷，第298-361頁）
在三年困難時期，最困難的1960年，我們從上文可以看到，毛主席已經找到了產生困難的原因，并且正在采取積極的辦法，加以解決。
（七）1960年5月11日下午，在專列上毛主席與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楊蔚屏談話，楊尚昆參加。看看吳芝圃是怎樣說的吧？“吳芝圃說：去年從夏季一直旱到秋季，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區一直旱到現在，這個情形跟光緒三年連旱三年的情形一樣。......。不過今年的麥子還算不錯。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一部分地區歉收，對災情估計不足；搞基本建設吃糧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糧食。所以，今年浮腫病多，主要是信陽專區，旁的專區也都有一點，不怎么嚴重。今年準備好好總結總結，接受教訓。明年有可能不犯頭兩年的錯誤，不過還不能大意。” 實際上，此時信陽已經收了過頭糧，發生了嚴重的餓死人情況。而吳芝圃面對毛主席，卻拼命強調災情嚴重，以掩蓋他們在災情之下，還要大收過頭糧的嚴重錯誤。
毛主席說：“.....我們中央、省這兩級做上層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選一點要點去看一看，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總而言之，上面領導機關，比如中央一級、省一級，連地委也不怎了了。......”（《毛澤東年譜》第4卷，第392頁）毛主席講得一點也不錯。
（八）1960年4月30日，毛主席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與同在天津主持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后的譚震林、廖魯言及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負責人劉子厚、萬曉塘談話，楊尚昆參加。毛澤東問：國內國際的形勢比較一月上海會議時是不是好一點？譚震林說：好得多。毛澤東問：怎么好得多？譚震林答：工農業的發展，特別是“四化”，威力相當大。看起來，今年工業的產值可能翻一番。糧食形勢也是好的。我們派了十幾個考察團到安徽阜陽專區，考察的結果，他們反映的材料，事實上，那個死人是個別的，多數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數也不多，而且糧食吃得相當多，并不是九兩以下，實際數字比這個多。他們這里（指河北省——引者注）的大名縣也是叫做有糧食問題的，我們也派了一個組去摸，一摸，實際并不是什么每天八兩、十二兩，而是吃一斤，人的臉都紅光滿面，不像吃八兩糧食的樣子。毛澤東說：實際的情況我們不大清楚。有些瞞產的，有些以多報少的，也有些以少報多的，不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大清楚。......。毛主席問：今年能搞到多少糧食？廖魯言說：今年大概六千億斤。毛澤東問：保收多少呢？廖魯言說：保收六千億斤。毛澤東說：照你的說法，有可能超過六千億斤了？譚震林說：超過。
但是在吳冷西同志的《“大躍進”與大調整》書“（四）重上廬山”中的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在廬山召開的第二次廬山會議上，起草小組根據小平同志的意見，如實地把當前的形勢擺出來，指出：當前國民經濟問題很多，困難很大。農業生產自1959年起連續三年大幅度下降，糧食產量1960年只有2870億斤，1961年夏收又減少160億斤；......。
1960全年的實際糧食產量只有2870億斤，連三千億斤都不到。而當時管農業的中央領導，在派調查組下去調查的情況下，卻很有把握地估計當年的糧食生產，能達到六千億斤！根據他們這樣的匯報，毛主席要是真的相信了。以這樣不靠譜的數字作為依據，來計劃國家的經濟建設，能不出大的亂子嗎？！
（九）1960年10月10日晨，毛主席閱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延春九月十八日關于在沔陽縣通海口公社貫徹省委十條政策試點情況的報告，中共福建省委九月三十日批轉的閩侯縣委第一書記常登榜關于城門公社集中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工作情況的報告。閱后批示：“......。以上兩個文件極好，請你即令書記處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內即為中央起草一個有力的指示。草好送我一閱為盼！”
（十）1960年10月12日，審閱李富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轉發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兩個文件的重要指示》稿，批示：“已閱，即送富春同志辦。”指示于當日發出。指示說：“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糾正強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風，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公社三級所有制，是徹底調整當前農村中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關鍵問題，是在公社中貫徹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關鍵問題。同時，為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在農業戰線上保持和配備足夠的勞動力。現在中央發給你們的兩個文件，一個是關于農村中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問題，一個是關于農業生產力的問題。如果不實事求是地、迅速地處理這兩個根本問題，就不能夠實現黨中央所提出的關于以農業為發展國民經濟基礎的這個基本方針。中央要求各地黨委，立即參照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和閩侯縣城門公社的整頓辦法，首先派遣負責的得力的工作組到幾個問題最多的公社，進行切實的工作，使自己取得具體的經驗，然后繼續按照不同公社的不同情況，對上述的兩個根本性問題，作完全的徹底的解決。各省的工作部署如何，請盡速報告中央。”
從這里可見毛主席的工作是多么的細致和周到。
（十一）1960年10月17日，毛主席閱中共山西省委十月十二日關于農村勞動力問題的報告。報告說：今年農忙的四、五月份，全省參加田間勞動的勞力僅占勞動力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八，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壯少。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設戰線、縣和公社兩級的工業及其他企事業等占用勞力過多，脫離生產的青少年學生增加過猛。報告介紹了堅決從各方面擠出一切可能擠出的勞動力，充實農業生戰線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強調必須保證在農忙季節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勞動力參加田間勞動。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陜西省委的報告。
（十二）10月26日閱李富春十月二十四日報送的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四名干部十月二十一日關于河南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十三）同日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陶鑄、宋任窮、李雪峰、劉瀾濤開會，討論全國糧食調配問題，以及山東、河南兩省的問題，食堂問題。10月毛澤東開始吃素，不吃肉了。對護士長說：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度過難關，不要給我肉吃，省下來換外匯。
（十四）1960年11月3日晨二時五十五分至五時，同胡喬木談話。同日 晨，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稿，批示：“恩來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有幾點是重要的。請你召集富春、震林、魯言、正人、伯達談一下，最后酌定。用電報發出，越快越好。”在這里（《毛澤東年譜》第4卷，第474頁）專門寫出了毛主席對指示稿的修改。
如指示信稿說：“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從1961年算起，至少五年不變”，毛澤東將“五年不變”改為“至少七年不變”，并在其后加寫：“（在一九六七年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堅決不變）”。指示信稿說：“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公社三級所有制......必須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下來”，毛澤東將“一定時期內”改為“一個長時期內”。類似這樣的修改，共有七處之多。在指示信稿末尾，毛澤東加寫一段：“這個文件，除宣傳外，各級干部都要分期分批開辦訓練班，學習一次，二次，三次。今冬一次，明冬一次，后冬一次。”指示信于當天下午發出。
（十五）同日上午，審閱周恩來報送的《中共中央關于貫徹執行“緊急指示信”的指示》稿，批示：“退周即辦。”
（十六）1960年11月15日晨，閱中央精簡干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十一月十日關于中央一級機關抽調萬名干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在報告談到對這次下放的干部要進行“深入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講形勢”處，毛澤東寫批語：“全國大好形勢，占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占三分之一的地區。五個月內，一定要把全部形勢都轉變過來。共產黨要有這樣一種本領，五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爭取一九六一年的農業大豐收，一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
（十七）1960年11月20日晨，閱中共甘肅省委十一月十五日關于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二次報告。
此后，毛主席對農業中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問題抓得很緊。農業的形勢也就一天比一天的好轉。
（十八）1960年12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等開會，聽取各中央局匯報農村生活安排和整風整社情況，并討論中央工作會議的開法。毛澤東在插話中對全國農村的情況做了階級分析。他說：“就全國來說，按縣、社、隊為單位排隊，大體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間的，百分之二十是壞的。在壞的中間，有若干單位領導權被人家拿去了。干部排隊可分為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這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這是子厚同志發明的。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刮，黨的話不聽。他們是前兩類的間接同盟軍，不能說是我們的人，也是敵人。但和第一、二類人有所區別，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第四類，情況不明，頭腦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體所有、個人所有，不知道價值法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總之是糊涂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怎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共產風’很少或者沒有。”
毛主席在此基礎上接著又對實際情況進一步做了分析。他說：“前三類屬于敵我矛盾；后三類是好人、中間的、糊涂的。前三類占多少？在湖北是百分之三，問題嚴重的地區甚至占百分之幾十。對于壞人，要奪權。有些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但大多數人是好的，就是爛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對于好人要幫助他們，幫助他們弄清楚問題。對于前三種人，要由群眾撤他們的職，不要只由上級去撤。河南信陽地區的光山縣，我們把壞人撤了，群眾不相信，說調動工作了，后來開群眾大會又撤了一次。”毛澤東強調，“在這些地方，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關于干部中的后三類人，毛澤東說：“第五類、第六類是我們的依靠力量，對第四類教育，不能讓他們擔負領導責任。中央和省兩級要擔一些責任，幫助下邊，幫助好人。......。”
毛主席是根據農村公社化運動中的階級斗爭實際的嚴重情況，做出這樣的分析的。但是，從吳冷西同志的書中，我們看到很多中央領導同志對此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的書中第403頁，講到1962年7月25日到8月24日北戴河會議8月6日第一天的中心組會上：“毛主席提出了階級、形勢和矛盾這三大問題要大家討論。他說：第一，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有沒有階級？赫魯曉夫說沒有階級了，無產階級政黨已經變成‘全民黨’了，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已變成全民國家了。我們中國究竟是不是這樣？第二，我國的形勢究竟如何？過去幾年，有許多工作沒有搞好，也有許多還是搞好的。有同志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是不是這樣？......。第三，矛盾是否存在，人民內部矛盾任何時候都有，問題是有無敵我矛盾。如果承認中國還存在階級，那么就應當承認還存在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其本質是對抗性矛盾，而且是長期存在。不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現在全國農村中突出的問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搞‘包產到戶’也就是搞單干，還是搞集體化？現在有‘單干風’，越到上層風越大。資產階級是要拉農民搞單干的，無產階級如果不去領導農民鞏固集體經濟，農村中資本主義就會大為發展。”接著作者說：“毛主席的這個開場白，用意明顯，一下子就把北戴河會議引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道路上。這就完全改變了周總理在會議開始時宣布的會議日程。會議的重心就轉移到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心組，主要討論毛主席提出的三大問題。”
吳冷西同志在他的書中還這樣說：“據我現場觀察，毛主席這一天的講話，中央部門和省委都很震動，都互相打聽中央出了什么問題。我同田家英等秀才們都很擔心，這樣發展下去，很可能沖擊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決定的重大調整措施，把開始明顯見效的調整工作打亂了。”
在吳冷西同志的書中也寫到了少奇同志在那次會上的發言。書中說：“少奇同志談到形勢時說：七千人大會時說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估計形勢將好轉。那次大會后不久，新發現財政赤字嚴重，通貨膨脹，夏收減產，城市供應緊張，因此2月西樓會議提出要把困難估足，把工作放在最困難的設想上。當時的想法是：困難估計多了沒有壞處，做最壞打算比較穩當，就是怕對困難估計不足，應付困難準備不足，一旦出乎意料的困難到來就陷于被動。那時并沒有把全國情況看成一片黑暗，只強調困難嚴重，要采取全面貫徹調整方針的非常措施。3月會議詳細商定了非常措施。當時因為事關重大，所以我和周、鄧專程飛武漢向毛主席匯報，并取得同意，回來才開五月會議。”
少奇同志又說：“五月會議著重研究了應當采取的緊急措施。現在看來，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采取的緊急措施見效很快，到了7月份以減少了八九百萬城鎮人口，夏糧收成沒有減產，社會秩序好轉，人心安定。回過頭來看，前一段對困難講的多了一些，可能影響一些同志的信心。這是事后諸葛亮。現在出現產量報少，災情報重，人口報多，土地報少。但大多數同志還是信心足，干勁大。現在還有不少困難，都正在克服中，調整方針全面落實的情況比過去大有進步，經濟恢復可能要快一些，前途是光明的。”
從這里明顯看到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產生的困難是由于對各級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階級覺悟估計過高，才會對過程中各級干部中“五風”的肆虐缺乏預見。但是毛主席在政治上高度敏感，還是他及時地發現了問題。那就是在1958年秋收之后出現的“瞞產私分“的苗頭。毛主席通過階級分析，看到了縣以上干部與農民勞動者在階級利益上的矛盾。有的干部從他們的表現看，他們與農民的矛盾，已經超出了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反映出階級矛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業領域依然尖銳。他一方面開始著手解決人民公社三級所有的所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而且恰恰在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毛主席在理論上已經把社會主義農業的生產關系理順了，農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因此可以得到正常的發揮。由此，三年困難時期的困難也就逐步被克服了。
事實證明，1962年并沒有搞包產到戶，直到1966年正好四年，農業生產水平已經恢復。學生大串聯時，他們走到哪里，吃飯都已經可以不要錢，就是證明。
而少奇同志1962年采取非常措施的調整，其實是在1962年經濟已經好轉的基礎上進行的。讓基建下馬，企業關、停、并、轉，城市大量減少人口，是可以解決農村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減少城市人口，增加農村勞動力，調整工農之間勞動力的平衡，這也是減少農業糧食壓力和負擔，當然也有利于經濟的進一步恢復。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兩種路線的分岐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在某些同志看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與實際生產力落后和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因此，按部就班發展生產力就可以了。也許他們認為大躍進是脫離實際可能的，破壞了生產的平衡，還是要以他們的“退回來”的辦法解決問題，特別是對最后毛主席又落實到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更想不通了。所以，在他們看來三面紅旗也許是多余的，干擾打亂了平靜的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
但是，我們在歷史已經發展的今天來看，在美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欺負下，沒有毛主席當年只爭朝夕、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躍進精神，沒有“兩彈一星”科技的突飛猛進和革命精神，沒有堅持實事求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思想路線和工作路線，沒有從階級斗爭高度認識和解決官僚階層脫離群眾腐敗變質問題，也許我們國家今天可能的命運不會比當年蘇聯的一朝崩潰更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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