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列寧1918年5月《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
但是他們從沒有想過，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情況，將是一個進步。如果國家資本主義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國建立起來，那將是一個很大的勝利，那將極其可靠地保證社會主義一年以后在我國最終地鞏固起來而立于不敗之地。
我可以想象，“左派共產主義者”將怎樣義憤填膺，怒斥這些話，他們將在工人面前給“右派布爾什維克的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評”。怎么？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竟會是一個進步？……這豈不是背叛社會主義嗎？
“左派共產主義者”在經濟問題上的錯誤的根源正是在這里。因此，正是對于這一點，我們應該比較詳細地談一談。
第一，“左派共產主義者”不了解，這個使我們有權利和有根據自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究竟是怎樣的。
第二，他們暴露出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性，就因為他們看不到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是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
第三，他們拿出“國家資本主義”來嚇人，這就暴露出他們不了解蘇維埃國家在經濟上與資產階級國家迥然不同。
我們來研究一下這三點。
看來，還沒有一個專心研究俄國經濟問題的人否認過這種經濟的過渡性質。看來，也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否認過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決不是表明新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那么過渡這個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經濟上是不是說，在這個制度內既有資本主義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誰都承認是這樣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認這點的人都考慮到：俄國現有各種社會經濟結構成分究竟是怎樣的。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里。
現在我們把這些成分列舉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自然經濟的農民經濟；
（2）小商品生產（這里包括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
（3）私人資本主義；
（4）國家資本主義；
（5）社會主義。
俄國幅員如此遼闊，情況如此復雜，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所有這些不同的類型都互相錯綜地交織在一起。特點就在這里。
試問，占優勢的是哪些成分呢？顯然，在一個小農國家內，占優勢而且不能不占優勢的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產者。
在我國，投機商時此時彼地破壞國家資本主義的外殼（糧食壟斷，受監督的企業主和商人，資產階級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機活動的主要對象是糧食。
主要的斗爭正是在這方面展開。如果用“國家資本主義”等這些經濟范疇的術語來說，究竟是誰和誰進行這一斗爭呢？按我剛才列舉的次序，是第四種成分和第五種成分作斗爭嗎？當然不是。
在這里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作斗爭，而是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合在一起，既同國家資本主義又同社會主義作斗爭。小資產階級抗拒任何的國家干涉、計算與監督，不論它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
這是絲毫不容爭辯的事實，“左派共產主義者”在經濟問題上的錯誤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這一事實，投機商、奸商、壟斷制破壞者就是我國“內部的”主要敵人，即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措施的敵人。
如果說在125年以前，法國小資產者這些最熱情、最真誠的革命家想通過處死個別幾個“要犯”和發表激昂慷慨的演說來戰勝投機商的愿望在當時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現在某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用純粹的空談來對待這個問題，就只能引起每個覺悟的革命者的憎惡或厭棄了。
我們非常明白，投機活動的經濟基礎，就是在俄國人數特別眾多的小私有者階層，以及以每一個小資產者作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資本主義。我們知道，這種小資產階級九頭蛇的千百萬觸角，時此時彼地纏住了工人中的個別階層，投機活動正在取代國家壟斷而滲入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的每個毛孔。
誰要是看不到這一點，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無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資產階級偏見的俘虜。我們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在口頭上是（當然，他們也深信自己是）小資產階級的無情的敵人，而在實際上卻正好是幫助小資產階級，正好是為小資產階級效勞，正好是表現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因為他們要——在1918年4月！！——反對……“國家資本主義”！真是胡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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