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人民日報》1976年5月2日第6版，作者是粟今。
在蘇修“二十五大”上，蘇修頭目勃列日涅夫胡說什么工人階級在蘇聯社會生活中起了“主導作用”。這真是彌天大謊。
事實是，蘇修叛徒集團統治下的蘇聯，廣大工人階級早已從列寧、斯大林時期作為國家和企業的主人地位，重新陷于被壓迫被剝削境地。
在資本主義復辟以前，蘇聯工人階級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占有生產資料，隨著蘇聯的國家政權蛻變成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專政，工人階級就重新喪失了生產資料，兩手空空，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為生。
當今的蘇聯，勞動力淪為商品不僅已成為普遍的事實，而且資本主義雇傭關系已經為一系列“法律”和“條例”，諸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加盟共和國勞動法原則》（簡稱《勞動法原則》）、《社會主義國營生產企業條例》（簡稱《企業條例》）和《企業內部勞動規章示范條例》等以立法形式固定下來了。
一九七○年頒布的蘇聯《勞動法原則》規定，“職工通過訂立關于在企業、機關和組織里工作的勞動合同來實現勞動權”。《企業條例》規定工廠企業“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員”的權力掌握在蘇修叛徒集團以國家名義委派的企業經理和廠長的手中，工人尋找職業、出賣勞動力時必須交出勞動手冊、身份證、學歷證明和其他各種證件，廠長、經理有權接受或拒絕雇傭。
如果工人被允許進廠，則需與經理簽訂一份勞動合同。這種通過契約形式締結的勞動合同，與沙皇時代或現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行的勞資合同實質上完全一樣。它是勞動力買賣的憑據。
工人定期地或不定期地把自己的勞動能力賣給官僚壟斷資產階級，讓他們榨取血汗，成為他們的雇傭奴隸。為了便利勞動力買賣，蘇修在全國十萬人以上的城市設立了二百五十多個官方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就業局”或“職業介紹所”。
勞動人民要出賣勞動力到那里登記；企業頭頭要雇傭工人到那里掛號。蘇聯工人被招雇以后，在工廠中的唯一任務，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說法，就是“多勞動，多多勞動！”這句話，倒是一點兒都不摻假的。
按照蘇修《企業條例》、《勞動法原則》的規定，廠長、經理是企業的最高統治者，企業的一切經營管理大權，都操縱在他們手里。工人除了勞動以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大事，是無權過問的。廠長、經理有權在工廠企業中訂立幾十條、幾百條要工人遵守的“規章”、“條例”，強制工人在他們的統治下唯命是從地干活。如果工人稍有違抗，就會受到克扣工資和獎金，給予罰款的處分。
廠長、經理除了對工人進行物質懲罰以外，還有權對職工進行各式各樣的行政紀律處分，甚至任意毒打、解雇直到送交司法機關懲處。在資產階級專政統治下，在法西斯的紀律驅策下，工人毫無當家作主人的權利，“象陷在汽車底下一樣”，被壓得連氣也透不過來。
近幾年來，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為了驅使工人“多多勞動”，在工業部門中大搞所謂“科學勞動組織”，推廣“謝基諾經驗”、“茲洛賓方法”等來提高工人的勞動強度，對工人進行壓榨。
據蘇修自己透露，僅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期間在工業部門就實行了一百多萬項“科學勞動組織”的措施，使蘇修當局“節約”了大量的“工資基金”，從而最大限度地攫取了高額利潤。
蘇修大搞“科學勞動組織”的結果，使廣大工人遭受到更加深重的災難。工人的神經被弄得高度緊張，體力消耗急劇增加，嚴重損害了身心健康。在許多部門里，蘇聯工人勞動和安全的條件十分惡劣。因此，所謂“科學勞動組織”，就象列寧指出的，“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列寧選集》第三卷第五一一頁），是“以三倍于原先的速度榨取雇傭奴隸一點一滴的神經和筋肉的能力”（《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五九四頁）。
今天，廣大蘇聯工人不僅在工廠勞動時受到殘酷的剝削、壓迫，而且職業無保障，隨時有被解雇、失業的危險。執掌企業領導大權的新資本家不僅根據《勞動法原則》有權解雇“因技能不夠或者健康情況妨礙繼續進行該工作”、“暫時喪失勞動能力連續四個月不上班”這樣一些工人，而且還往往借口“不服從命令”、“違反勞動紀律”而大批解雇職工，至于在提高勞動強度以后而被新資產階級裁減的工人就更多了。僅俄羅斯聯邦二百九十二個推廣“謝基諾經驗”的企業，截至一九七三年六月底，就已解雇了七萬職工。
蘇修當局把廣大工人和勞動者喪失職業以后重新尋找出賣勞動力場所的過程稱之為勞動力“流動”。由于這種“流動”的人數每年都十分可觀，不能不是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據蘇修供認，“在工業企業中，工人流動占百分之二十，而在建筑業中占百分之三十。”按上述流動率計算，從一九七○年以來，僅工業部門每年流動的人數都在六百萬人左右。這些人為找到工作，用蘇修縮小了的說法，平均需要二十八天左右，有的更長些。
據《社會主義勞動》雜志透露，一九七三年僅哈薩克共和國向“職業介紹局”尋找工作的二十萬七千人中，四分之一以上已數月甚至一年多沒有工作了。在數目龐大的“流動”工人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實際上處于變相的失業狀態之中。
在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下，廣大蘇聯工人生活貧困。根據蘇聯官方公布的材料，從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三年蘇聯職工工資的年平均增長率為百分之四，而同一時期內，所謂“國民經濟貨幣積累”，即國營企業利潤和周轉稅，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八以上，其中利潤的增長率約百分之十一點五。工人和職員所受的剝削加重了，他們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份額下降了。
根據蘇修自己公布的《國民經濟統計年鑒》的資料計算，近幾年，蘇聯工業部門的剝削率高達百分之二百左右，比二十世紀初沙皇俄國工業部門的剝削率還高一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蘇聯最低工資收入的工人的生活狀況，他們占了工人總數的一半以上，收入往往難以維持生活需要。至于蘇聯四千多萬靠領優撫金生活的職工，收入更低了。許多年老體弱的退休職工，只得被迫重新尋找工作。
今日蘇聯的工人重新被戴上沉重的鐐銬，他們在政治上無權，處于被壓迫被剝削的困境。勃列日涅夫之流無論怎樣玩弄工人階級起“主導作用”之類的花言巧語，都掩蓋不住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經濟規律支配下蘇聯工人所處的被雇傭的奴隸地位。然而，具有十月革命光榮傳統的蘇聯工人階級，總有一天要起來推翻新沙皇的統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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