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卷
玉宇澄清
第1章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
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
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話說1966年5月16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反復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據新華社北京16日電報道，《五一六通知》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中發（66）267號
（1966年5月16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黨組、黨委，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5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5人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5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于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所謂“5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5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制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系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5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這個提綱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這個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系。我國正面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沖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余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這個提綱，不是鼓舞全黨放手發動廣大的工農兵群眾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繼續沖鋒前進，而是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斗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偉大斗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斗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二）這個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當報刊上剛剛涉及吳晗《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報刊上討論不要局限于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準談要害問題，不準涉及1959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不準談吳晗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斗爭，是長期的階級斗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彭真有意造謠，對許多人說，主席認為對吳晗的批判可以在兩個月后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后再談政治問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領域的政治斗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很明顯，這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而要突出資產階級的政治。
（三）提綱特別強調所謂“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1957年3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殺放的階級內容。毛澤東同志正是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斗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斗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這個提綱卻把“放”同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揭露對立起來。它的所謂“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只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反擊資產階級，是包庇吳晗這一類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個提綱的所謂“放”，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
（四）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級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斗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么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鉆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么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么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斗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絲毫談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而不能是什么別的關系，例如所謂平等關系、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系、仁義道德關系等等。
（五）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制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破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斗爭中建立和不斷發展起來的。但這個提綱卻強調“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地破”。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的思想不準破，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不準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對的，是同我們在文化戰線進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斗爭背道而馳的，是不準無產階級革命。
（七）提綱提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又說“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學閥”？誰是“學閥”？難道無產階級不要專政，不要壓倒資產階級？難道無產階級的學術不要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的學術？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向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維持他們在學術界的搖搖欲墜的壟斷地位。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鉆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么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八）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線，轉移斗爭目標，提出要對“堅定的左派”進行“整風”。他們這樣急急忙忙拋出這個提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尋找各種借口打擊左派，還想借“整風”的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妄圖瓦解左派的隊伍。他們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確指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強調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叛徒封成“堅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們用這種手法，企圖長資產階級右派的志氣，滅無產階級左派的威風。他們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
（九）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斗爭剛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斗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斗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于這場偉大斗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卻反復強調斗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準”，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劃許多框框，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要給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礙。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剎車，來一個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對于無產階級左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還沒有發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于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領導，從來也不要批準。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么地位了。
（十）當前的斗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線的問題。但提綱卻說，“我們要通過這場斗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辟解決這個問題（指“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道路”。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給我們無產階級開辟了道路。提綱卻認為毛澤東思想還沒有給我們開辟道路，而要重新開辟道路。提綱是企圖打著“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這個旗幟作為幌子，開辟一條同毛澤東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
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斗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面貌，也是關系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2月12日發出的錯誤文件，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哪一個文件是錯誤的，哪一個文件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哪些成績，有哪些錯誤。
上述引文中的黑體部分，是毛澤東在審定修改《通知》過程中加寫上的幾段至關重要的話。另外，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還有一個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插曲，那就是劉少奇批斗朱德的事。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其實最早在黨內批斗朱德的倒是劉鄧他們。在討論通過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因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像許世友一些人就提出來問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主席說的是誰，怎么不把他揪出來？他們問總理，總理說，主席那只是一般的說說，并沒有所指。可還是有人不斷地問，說主席都說了好幾遍了，現在又正式見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說，中央出了事情，你們要造反。像蔡鍔一樣。他們就又去問劉少奇，劉少奇就說，主席說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岡山的時候就反對毛主席。這樣就在那個會上，劉少奇他們組織了批斗朱德。朱德說，我那時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沒有說出來。現在都這么大年紀了，哪還有什么野心。那次會議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厲害，我聽曹全夫（朱德的軍事秘書，毛澤民之女毛遠志的丈夫——筆者注）跟我說，說康克清在發牢騷，說斗朱德比斗彭德懷都厲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說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來人民大學準備開大會斗爭朱德，因為人民大學的校長孫泱原來是朱德的秘書，總理讓我去取消。總理跟我說，朱德并不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這樣做不是轉移了斗爭大方向了嘛。我馬上就去照辦了。”
再說5月16日，中共中央同時批轉了《中央工作小組關于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
李作鵬在幾十年后回憶說：“1966年4月3日中央工作組寫的《關于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那上面所點的揭發者，才是真正把羅瑞卿置于死地的人呢。中共中央在批轉的報告上加了按語，按語中說：‘中央認為，羅瑞卿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中央認為，這個小組會議開得很好，貫徹執行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擺事實，講道理，對羅瑞卿進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嚴肅的批判。羅瑞卿不但不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于3月18日跳樓自殺（受傷），走上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的道路。’ 這個文件的最后一句就是：‘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訓，并肅清羅瑞卿錯誤影響，中央決定將中央工作組的報告和中央批語發到縣委和團級黨委。這個報告所附的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同志的4個主要發言，羅瑞卿3月12日的檢查以及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發給地委和師黨委，口頭傳達到縣、團級黨員干部。’ 我所說的這些，才是給羅瑞卿同志定的真正罪名。”
《戚本禹回憶錄》中說：“羅瑞卿被打倒后，葉劍英是第一個受益者，他接替了羅瑞卿的軍委秘書長的職務，還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羅瑞卿跳樓自殺，葉劍英還作了首喻諷詩。我聽了就覺得不舒服。人家自殺，你有什么可幸災樂禍的呢？”
5月16日這一天，《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第7期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戚本禹在文章中有一段批判廖沫沙的文字，他寫道：
“你們批判過廖沫沙嗎？沒有。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就是當年把刻骨的話 ‘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向文化大革命的主將魯迅進行攻擊的人。現在他又用同樣的手法，把暗箭射向黨、射向人民。請問《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對這樣的人，你們什么時候作過批判？
腐爛的毒草，被廖沫沙說成是鮮艷的花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海瑞罷官》是好得很，‘再寫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李慧娘》，是‘有鬼無害’，‘能鼓舞人們的斗志’。對于這些為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逆流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在社會上散發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們什么時候批判過？
你們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為了鼓舞人民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斗爭，卻偏偏要唱對臺戲，在《前線》上發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謔”》，惡意地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攻擊，誣蔑我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說大話’，‘顧前不顧后’，是‘口稱不怕鬼而實際上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請問你們把這樣的文章發表出來，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什么時候怕過鬼？你們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誣蔑，不是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一模一樣嗎？1963年5月6日，梁壁輝（即俞銘潢）在《文匯報》上發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接著其他報刊也展開了批判，而你們在這個時候仍然不肯發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來，實在交不了賬了，這才迫不得已幫助廖沫沙發表了一篇遮遮掩掩、欺騙群眾的假檢討《我的〈有鬼無害論〉是錯誤的》。什么‘忘記’了‘階級斗爭’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劃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覺地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黨和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作了幫手’呀，像煞有介事地給自己扣上了一堆輕松的帽子。
今年4月16日，《前線》、《北京日報》的‘編者按’似乎改變了自己以往的腔調，說：他（指廖沫沙）決不是‘不自覺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幫手’，而是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但是，這仍然是一頂空洞的帽子。我們要問：這個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從他一系列反動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來，他是一個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是一個假洋鬼子、土鬼結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統一戰線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的反動活動事實，你們比我們知道的要多得多，為什么你們不肯作一點揭發呢？看來你們是直到現在還被‘鬼’迷住了心竅。”
5月17日，毛澤東在杭州收到章士釗5月10日的來信后，在上面寫下了一些批注。
章士釗在信中寫道：
“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絕大的震動。而將自己筆墨工作，仔細檢討，覺得最近提交中華書局準備出版的《柳文指要》，應當撤回重行檢查。”“我今日看到《中國青年報》說：我們一定不放過鄧拓這一伙，一定不放過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報》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執筆之士，不能以我與鄧拓原不相識，強自寬解，而須將自己之一字一句嚴行琢磨，是否未側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我的所謂指要，純乎按照柳子厚觀點，對本宣科，顯然為一個封建社會的文藝僵尸涂脂抹粉。這一類著作，投在今日蓬勃發展的新社會中，必然促使進步奮發的農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體無完膚。”
章士釗在信末說，請主席給我3年時間，補習不可不讀的馬列著作和《毛澤東選集》，然后將其《柳文指要》一書重行訂正，再付梓印行。
毛澤東閱罷，在信中的“痛加批判”旁邊劃了一條豎線，批注道：
“此語說得過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掛著共產主義的羊頭，賣反共狗肉的壞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點，不是‘痛加’。”
他又在信中的“墮入反黨反人民的黑線之內，得受膺懲”一句旁畫了一條豎線，批注道：“何至如此。”
批罷，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寫了一個批語：
“劉、周、鄧閱。送康生同志，與章士釗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計劃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1、2、3年時間，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擇一可也。”
寫罷，他把章士釗的信轉給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
由于后來的形勢急轉直下，盡管有毛澤東的批示、且中華書局也已排版，《柳文指要》的出版工作還是被擱淺了。
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他說：
“毛主席經歷過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多得多。他們沒有經歷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那樣復雜、那樣激烈、那樣多方面的斗爭。毛主席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那一個人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無產階級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毛主席是天才。
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19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20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要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生產關系固然是基礎，但是，靠奪權來改變，靠奪權來鞏固，靠奪權來發展。所以，無論怎樣千頭萬緒的事，不要忘記方向，失掉中心，永遠不要忘記了政權，要念念不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涂，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么掉的。”
“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社會上的反動派，混進黨內的剝削階級代表人物，都要鎮壓，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制勞動，有的開除黨籍，有的撤職。不然，我們就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權的根本觀點，我們就要喪失政權，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后，他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臺、廣播臺、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在這幾個月中就是做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是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政變，現在成為了一種風氣，世界政變成風。改變政權，大概是這樣的：一種是人民革命，從底下鬧起來，造反。如陳勝吳廣，太平天國，我們共產黨都是這樣。一種是反革命政變。反革命政變，大多數是宮廷政變，內部搞起來的，有的是上下結合，有的和外國顛覆活動或者武裝進攻相結合，有的和天災相結合，大轟大亂大鬧。歷史上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世界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1960年以來據不完全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后發生了61次政變，搞成了56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8次，留當傀儡的7次，廢黜的11次。”
“從我國歷史上看，歷代開國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辛亥革命孫中山當了大總統，3個月就被袁世凱奪取了政權，4年后，袁世凱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從此軍閥混戰了十幾年，兩次直奉戰爭，一次直皖戰爭。”
“這些歷史上的發動政變，應該引起我們驚心動魄，高度警惕。我們奪取了政權16年，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權會不會被顛覆，被篡奪？不注意就會喪失。蘇聯便被赫魯曉夫顛覆了。”
“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混到我們黨內來，混到黨的領導機關，成為當權派，掌握了國家機器，掌握了政權，掌握了軍權，掌握了思想戰線的司令部，他們聯合起來，搞顛覆，鬧大亂子。”
“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非這兩桿子不可，所以，值得我們注意。”“不然，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生反革命政變。”
林彪還說：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他們現在就殺人，用種種手段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羅瑞卿就是一個。彭真手段比他們更隱蔽更狡猾。”
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后，林彪的講話被批準為中央文件下發到縣團級。中央在文件中稱林彪這個講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還贊揚林彪“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所做的報告，是我幫助整理的。林彪的秘書張云生在他的回憶錄里寫道，林彪看了以后感到很滿意。他跟張云生說，以后他們那里寫的重要的東西，要拿去給戚本禹看看。葉群也多次跟我說，林總很賞識你的才能，讓你有時間去家里坐坐。”“有一次，我問主席，葉群好幾次邀請我去他家里作客，我不想去，但又怕他誤會。這時主席正在看東西，他一邊看，一邊對我說，我們不去，我們不去。所以，我就一次也沒有去過毛家灣。為此，葉群還對我很有意見。”
5月2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和戚本禹來到中南海田家英家中，安子文對田家英說：
“家英啊，你犯錯誤了，中央現在決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進行檢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頭的文件，特別是《毛選》五卷的手稿，都交給本禹同志，等一會兒就辦交接手續。”
田家英問：
“關于編輯‘毛選’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安子文說：
“統統交！”
戚本禹問田家英：
“毛主席關于《海瑞罷官》的講話記錄，在你那里嗎？”
田家英說：
“沒有。”
接下來，田家英開始向戚本禹交接，戚本禹一樣一樣做著登記，安子文和王力在一邊看著。5點多，安子文、王力先走了。田家英和戚本禹一直到天黑才交接完畢。
關于這次交接，《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安子文電話通知我：下午二時半，去中共中央組織部，會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談話。我到組織部的時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說，總理交代馬上要找田家英談話，要他停職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錯。那時安子文在黨內威信很高，他說什么就是什么，王力雖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個副部長，但對安部長的話唯命是從。于是，我倆上了他的車，一起去中南海。當時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達時，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邊在。董邊是安子文的老部下，兩人很熟，她似乎有點緊張，說：‘家英同逄秘書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她招待我們茶水，我們坐等。一會兒田家英和逄先知回來了，田家英看來了我們3個人，臉上顯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像是這家的主人，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邊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很平和地說，家英啊，你犯錯誤了，中央現在決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進行檢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頭的文件，特別是《毛選》五卷的手稿，都交給本禹同志，等一會兒就辦交接手續。安子文又說，你的問題多大，怎樣處理，要根據你檢査的結果和你的態度決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這幾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等安子文講完，我問了一句，主席的手稿你這兒還有多少？田家英說，主席手稿都已退回檔案館了，他這里現在只有《毛選》第五卷的清樣稿。田家英問安子文，他從哪些方面開始檢查？安子文說，你自己先想想，從廬山會議到現在，自己有哪些錯誤。在整個談話中，安子文的態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談田家英有錯誤，并未談到具體是什么錯誤，更沒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田家英當時表現得是無奈和委屈，但并不激動，更沒說過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話。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經歷，他知道，沒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誰也不能讓他停職檢查的。王力、我、董邊和逄先知都沒說什么話。”“文革后，田家英的夫人董邊寫文章說，在安子文談話后的深夜，戚本禹打電話來，叫田家英到他的辦公室簽署文件，態度很兇。田家英摔了電話，不肯去簽字，還罵了戚本禹等等。這些無稽之談，類似推理小說，雖能哄哄人，但與事實全然不符。事實上，電話不是我打給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給我的，談的是移交文件，這是中央交給我的工作，我沒有理由態度很兇，而且文件移交簽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逄先知和王妙瓊（機要室的機要員）辦的。這些簽字的檔案應該仍在。”
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時，汪東興對我說，辦公廳現在就咱們倆了，我很忙，我只要管警衛局就可以了。秘書局，機要局都歸你管。我說，老汪，我在文革辦公室那一塊就分攤了你很多事情了。我還要忙著寫文章。我連秘書室都管不過來。我跟他說，我這個人有個弱點，就是好寫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寫的文章能讓主席看了滿意。辦公廳那么多事務，我實在沒能力管，還是你來管。因為我的態度很誠懇，他也就接受了。沒跟我再捉迷藏。汪東興這個人背著主席時，對人、對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對他的人很多，而且領頭的都是局一級的領導干部，像田疇等人。后來田疇是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的局長，我出獄后，他跟我提起汪東興來，就一句話，那是條連主人都咬的狗。我聽了說，那是條裝成狗的狼。”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永福堂”住宅圖書室里兩排書架之間上吊自殺身亡，結束了他44歲的生命。他留下的遺言是：“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王力在《反思錄》中說：政治局擴大會議“23日繼續開會，就在這個會上，汪東興接了個電話后很緊張的跑到主席臺上跟總理說，田家英自殺了。總理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趕到田家，這時田家英已經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臺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務員打發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務，很長時間才能回來，他自己倒鎖了門自殺。等公務員回來敲不開門，最后報告中辦把門撬開，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們去時已死了很久。”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田家英自殺后，逄先知搬出了中南海，住入西門外的中南海干部宿舍，一天晚上他在家里燒文件，燒得滿屋子都是煙。然后他把燒過的東西，放到抽水馬桶里沖掉。因為燒的東西太多，有些紙沒有燒盡，結果就把下水道給堵了。那個地方整個院子的下水道都是連在一起的，這樣一來，別人家的馬桶也都堵住了。馬上有人向辦公廳報告了，一查，原來是逄先知在家里銷毀材料造成的。汪東興和我馬上過去看了，汪東興叫人把下水道都挖開，把沖下去的東西取出來。取出來一看，在燒剩下的碎紙里竟然有張毛主席索書條子的碎片。問他怎么回事，他看了看，說是毛主席要書的時候寫的條子，他沒看清楚就撕掉了。把主席的手跡毀了，這個問題挺大了。汪東興馬上要叫公安部派人把他抓起來。我有點于心不忍，畢竟也是多年的同事。我跟汪東興說，現在不宜叫公安部來抓他。汪問，為什么。我說，他接觸過大量的中央機密，知道的事情太多。你把他抓到公安部去一審，他萬一亂講，不太好。汪東興覺得我說的有道理，說那就把他隔離起來，內部審查。逄先知被隔離后，態度挺好。汪東興叫他寫啥他就寫啥，前前后后寫了不下一百多張紙。所有關于田家英的事情，特別是田家英在背后特別是酒后，用很無禮的話宣泄對毛主席的不滿。他說，田家英說了，主席死后，也會擺在水晶棺材里，最后也會像斯大林那樣被后人焚尸揚灰的。還有什么劉公（指劉少奇）怎么還不起來造反等等。他還揭發了田家英許多生活上的違法問題。如果按照他的揭發來給田家英定罪，那田家英的問題就嚴重了。”“馬芷蓀是田家英的相好，后來跟田家英秘書逄先知結婚。田家英出事后逄先知遭到隔離，他寫了一大摞揭發田家英的材料，還說：‘我和田家英是有奪妻之恨的。’可文革后，他又肉麻地說田家英是最有才華的人，是他的良師益友。”
5月23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說：
“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同志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同志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撤銷陸定一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職務。
此前，中央書記處書記有：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陸定一、康生、羅瑞卿；候補書記有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劉少奇還宣布：
調陶鑄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調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軍委秘書長；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會議討論并決定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系統批判彭真的錯誤。
這次會議把彭真的問題議了一下，然后由康生飛往杭州向毛主席匯報。
江青特意走到彭真面前，一本正經地問道：
“怎么樣？有什么感想？這可是你自己跳出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啊。不過，我告訴你，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今后的道路還很長。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你們這一伙反革命黑幫徹底解決，不留下任何隱患。你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認認真真地交代問題，把炮制《二月提綱》的過程寫清楚。”
彭真此時此刻雖然不能反唇相譏，卻是滿腔仇恨，把江青說的每一個字都銘刻在心里。
會議結束后，劉少奇對李雪峰說：
“讓吳德當第二書記，你們倆搭班子，要保持團結。現在北京的情況比較復雜，等部隊調動完畢后，公開宣布這個決定。”
欲知文化大革命運動如何發展，請接著往下看。
東方翁曰：田家英以一介書生在建國前夕到毛澤東身邊工作，應該說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榮幸。可僅僅在10年之后，在廬山會議上他就站到了毛澤東的對立面，成為反對大躍進的成員之一。仁慈的毛澤東原諒了他，他卻不思悔改，又在農村調查研究之后提出了“包產到戶”的建議。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后，他便轉身投靠了劉少奇等人，在主張私有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以至于發展到篡改毛澤東的指示。他沒有想到中央組織部竟會因此而通知他停職反省，激憤之余，喝了一瓶茅臺酒（還清醒否？），以自殺相對抗。有關他的生平事跡，本傳前邊已經作了實事求是的介紹，就是這樣一個小人物，歷史早已做了公正的結論。可是在毛澤東身后，一些人卻把他稱為“文革開始后的犧牲者”，并在1980年為他“平反昭雪”。中共中央不就是要他停職反省嗎？有什么“反”可平？又“昭雪”什么？這些罔顧事實的說詞能夠站得住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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