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
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有不同的特點，尤其是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同過去有許多本質的區別。但是，階級斗爭又有它共同的規律。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就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懂得中國的今天。
在我國歷史上，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經歷了長期的激烈的斗爭，有許多可供借鑒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這個時期的階級斗爭和儒法斗爭的經驗，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階級斗爭的規律，進一步理解和執行黨的基本路線。
新制度取代舊制度總是你死我活的斗爭
我國封建制從誕生到鞏固，經歷了從春秋末期到西漢中期，先后幾百年的時間。在這個歷史時期內，各個階級由于所處的地位和根本利益不同，提出了不同的政治和經濟要求，并且強烈地表現為不同階級之間的對立和斗爭。
“一種社會制度被另一種社會制度所代替，總是斗爭，是痛苦的殘酷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
公元前五六二年，魯國的新興力量代表季孫、孟孫和叔孫三家“三分公室”，先后實行“初稅畝”，在奴隸制經濟上打破了一個缺口，具有生產關系變革的意義。奴隸主階級的代言人孔老二就攻擊他們不守本分，想盡辦法削弱這三家的勢力，墜毀了兩家的都城，維護魯國公室的奴隸主統治。
公元前五一三年，晉國制定了有關奴隸主和奴隸之間關系的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公布于眾，對奴隸主的特權作了些限制。孔老二極力反對，認為這樣一來，就顯不出貴族的尊嚴了。當時對奴隸制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任何變革都引起奴隸主階級的反對。
隨著階級斗爭的激化，奴隸主階級就采用更殘酷的手段來鎮壓新興地主階級的一切革新活動。戰國時期，吳起在楚國實行變法，結果被奴隸主貴族用亂箭射死；商鞅在秦國變法，結果被奴隸主復辟勢力處以“車裂”的極刑；在秦統一中原六國的過程中，燕國的奴隸主雇用亡命之徒荊軻圖謀刺殺秦始皇；趙高篡奪秦的政權后，許多法家人物又慘遭殺害。如此等等，都證明了新制度取代舊制度，是殘酷的、你死我活的斗爭。
列寧指出：“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后，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以后，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后，階級斗爭并不是消失，……而只是改變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加殘酷。”
我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圍繞著走什么道路的問題進行的斗爭，深刻地證明了這一點。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反動沒落階級從來都是用最殘酷的手段對待革命派和人民群眾的。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對階級敵人決不可有半點憐惜。無產階級要鞏固自己的政權，就必須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堅決鎮壓剝削階級在各個領域的反抗，將革命進行到底。
復辟與反復辟是新制度誕生后相當長時期的斗爭
“一種社會制度被另一種社會制度所代替，是一個復雜的長期的革命過程”。新制度誕生之后，舊制度總是力圖復辟，復辟與反復辟便成了新制度誕生后相當長時期內階級斗爭的主要內容。
戰國時期，封建制逐步在大部分諸侯國建立起來。就秦國來說，公元前四○八年實行“初租禾”，承認了地主階級的合法存在。公元前三八四年，秦獻公開始取消殘暴的奴隸殉葬制度。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比較全面地發展了封建制的生產關系，實行地主階級的“法治”。但是奴隸主階級“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
面對奴隸主復辟勢力的瘋狂挑戰，商鞅毫不留情地進行鎮壓。奴隸主貴族復辟勢力受到嚴重打擊之后，改變對策，隱藏起來。舊貴族的政治代表秦惠王一上臺，以公子虔為首的復辟勢力立刻進行反攻倒算。秦昭王在位期間，又執行法家路線，打擊奴隸主貴族的力量，把穰侯、高陵君、華陽君等一批貴族趕到關外，新興地主階級重新占了優勢。
秦始皇執政以后，斗爭更加激烈。大奴隸主貴族的代表呂不韋和宦官嫪毐，互相勾結，秘密串連六國舊貴族，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秦始皇堅決打擊和粉碎了呂、嫪復辟集團，并勝利地進行了統一中原六國的革命戰爭，建立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但是，奴隸主貴族又通過進入秦朝政權內部的代理人進行顛覆活動。丞相王綰和博士淳于越先后跳出來明目張膽地攻擊郡縣制，鼓吹恢復分封制。以盧生、侯生為代表的儒生，煽風點火，造謠惑眾，竭力誹謗“法治”。秦始皇采取“焚書坑儒”的革命措施，嚴厲地打擊了復辟勢力，進一步鞏固了地主階級的中央集權。然而，秦始皇畢竟是個剝削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對奴隸主復辟勢力的鎮壓是不徹底的，從而導致了趙高篡權復辟。
在新制度建立之后的一個相當長時間內，始終存在著舊制度復辟的危險性。楚漢戰爭時期和西漢時期復辟與反復辟斗爭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劉邦之所以能夠以弱勝強，戰勝推行儒家復辟路線的項羽，是由于他執行了正確的政治路線。
西漢王朝初期，分封制與郡縣制并存，大批反動儒生擁集于一些諸侯王身邊，時刻準備發動叛亂，復辟危機十分嚴重。劉邦、呂雉毫不手軟，堅決消滅了異姓諸侯王，鎮壓了妄圖復辟的野心家韓信之流。此后，文帝劉恒、景帝劉啟、武帝劉徹，繼續執行法家路線，采納賈誼、晁錯等人的正確主張，削藩平叛，才使地主階級的中央集權得以鞏固。
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仍然是長期的、激烈的。通過總結歷史上復辟與反復辟斗爭的經驗教訓，可以進一步認清：路線正確與否是革命成敗的關鍵，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都要依靠正確的路線。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日益鞏固，就是因為我們黨在毛主席領導下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領導全國人民在政治、思想、經濟各個領域中堅持社會主義革命，不斷揭露和粉碎地主資產階級和歷次機會主義頭子的復辟陰謀。
意識形態領域從來就是各個階級的“必爭之地”
毛主席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在階級斗爭的歷史上，特別是在新舊制度交替的時期，意識形態領域從來就是各個階級的“必爭之地”。
春秋末期，我國開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各個階級的思想家極為活躍。孔老二為了挽救“天下無道”、“禮崩樂壞”的局面，提出首先要“正名”，即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就是說，如果不恢復那一套維護奴隸制的觀念，反革命輿論就造不好，復辟的事就辦不成，奴隸制度就復興不了。
為此，孔老二不僅提出了“仁”、“道”、“忠恕”、“天命”等等一整套反動的倫理觀念，而且奔走呼號，四處兜售。后來又用刪修《詩》、《書》，篡改歷史，開辦私學，招收學生等一系列手法，在哲學、歷史、文藝、教育各個方面推行反革命的路線，為維護和復辟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大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
而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也極力爭奪意識形態領域這個陣地，為建立封建制、推翻奴隸制大造革命輿論。法家先驅人物少正卯就和孔老二針鋒相對，傳播革新思想。他辦的私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竟使孔老二之門“三盈三虛”。
孔老二手中沒有真理，只好借助于反革命的暴力來阻止新興地主階級思想的傳播。當時法家先驅者所點燃的革新火焰，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是任何力量也撲滅不了的。
少正卯雖然被殺害了，革新與守舊，前進與倒退的思想斗爭卻繼續向前發展。春秋末期和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主要是新興地主階級和沒落奴隸主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激烈斗爭。著名的法家人物荀況、韓非等著書立說，為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大造輿論。
在秦統一了中原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以后，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仍然尖銳地進行著。一批反動儒生“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牽群下以造謗”，“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以秦始皇為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政治家，堅決進行反擊。
秦始皇一方面巡視各地，樹碑刻石，宣傳新制度的優越性；另一方面果斷地“焚書坑儒”，對奴隸主階級實行專政。歷史的經驗證明，對于革命的階級來說，不論是在奪取政權、還是在鞏固政權的斗爭中，意識形態領域都是萬萬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陣地。
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在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有不同的特點，但是又有其普遍性。一個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在相應的政治條件下和經濟基礎上形成的，而它一經形成又是相對獨立的，不可能隨著舊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消亡而立即消亡。相反，它還會長期地存在，并頑固地為復辟舊制度而掙扎。
以孔老二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在日趨沒落的奴隸制度的政治條件下和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奴隸制度滅亡了，儒家思想卻并沒有隨之滅亡。隨著階級斗爭的發展，地主階級由革命向保守、反動轉化，主張守舊、開歷史倒車和宣揚唯心主義的儒家思想，又適合于地主階級的政治需要。
因此，后來的地主階級就不僅繼承了儒家的反動思想，而且對這種思想不斷加工、充實，使之更加系統化，更具有欺騙性，成為維護他們的反動統治的精神支柱。
兩千多年來，一切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盡管隨著各個時期階級斗爭形勢的變化，采取了不同的手法，但是，其思想體系本質上都來自儒家，都是孔孟之道。
從先秦呂不韋的《呂氐春秋》，到西漢賢良、文學的“為民請命”；從曾國藩到袁世凱，無一例外。歷代反動派和黨內機會主義路線頭子無不乞靈于孔孟之道。
因此，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儒法斗爭和整個階級斗爭的歷史，深入批判孔孟之道，不僅對于徹底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而且對于加強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對一切剝削階級的全面專政，對于反修防修，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正如偉大導師列寧所說：“革命愈深入，舊制度復辟就愈困難，即使發生復辟，保留的成果也會愈多。革命把舊地基掘得愈深，舊制度復辟就愈困難。”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在我國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歷史時期內，每隔一些年就有一次大亂。雖然“亂”的性質和形式不同，但其最后結局，是腐朽的奴隸制度在“亂”中走向徹底崩潰，而新生的封建制度則建立和鞏固起來。
大亂，就是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激化。革命的階級聚積力量到了一定時機就用暴力打亂反動階級統治的舊秩序。如何對待天下大亂？認為“好得很”，還是“糟得很”？革命的階級和反革命的階級，歷來是針鋒相對，根本對立的。
春秋末期，由于奴隸不斷起義而造成了“天下大亂”，儒家就百般攻擊，咒罵奴隸起義的著名領袖柳下跖是“大盜”；而法家代表人物荀況卻稱贊柳下跖“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
對于秦統一中原六國的戰爭，儒家攻擊其為“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后世”；而法家卻熱情歌頌，認為“秦王騎虎游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
革命的暴力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沒有奴隸起義，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動搖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基礎，為封建制的誕生創造條件；沒有秦的統一戰爭，就不可能結束幾百年諸侯割據的混亂局面，造成相對穩定的新局面；沒有秦末的農民大起義，就不能徹底打倒趙高、胡亥的反動統治，打擊奴隸主復辟勢力，實現“漢承秦制”的歷史發展。
在革命階級取得了巨大勝利的情況下，反動階級總是要對革命秩序進行破壞和搗亂。“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反動階級越搗亂，就越充分地暴露它們的真相，為加速它們的滅亡創造條件。在秦朝，趙高是長期隱藏在地主階級政權內部的奴隸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他一旦公開跳出來篡權，大搞復辟活動，很快也就完蛋了。
西漢初期一些諸侯王同奴隸主復辟勢力勾結從事叛亂活動，妄圖破壞法家路線占統治地位的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而吳王劉濞一旦公開發動“七國之亂”，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漢王朝的中央集權的地主階級專政，正是在平定了“七國之亂”以后，進一步鞏固起來的。
毛主席指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階級斗爭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毛主席揭示的這個客觀規律。只要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歷史就必然是按照這個客觀規律發展的。
在我國，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沉重的打擊，但是，出于他們反動的階級本性，一定會一次又一次地跳出來進行搗亂，從事復辟活動。
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必將長期存在，不過在不同的條件下有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形式罷了。“大亂”是一種斗爭形式，“大治”又是一種斗爭形式。我們通過研究歷史上階級斗爭的經驗，自覺地掌握“亂”和“治”的辯證法，就可以更加滿懷信心地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相應的措施，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事業進行到底。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封建制代替奴隸制，是一種剝削制度取代另一種剝削制度，尚且要經過長時期的激烈斗爭。那么，無產階級革命要最后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階級，斗爭必然更加尖銳、復雜。
在歷史上，奴隸主階級雖然用一切手段作垂死的掙扎，但是并沒有能夠挽救奴隸制度的滅亡。今天，無論地主資產階級如何頑抗，如何搞陰謀詭計，都決不可能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個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和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一定能夠排除萬難，達到勝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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