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人民日報》1966年2月28日第5版，作者是鄭文希。
吳晗同志大肆宣揚的海瑞精神，其中突出的一點即所謂“剛直不阿”、“大丈夫”精神。這究竟是什么樣的精神呢？吳晗同志為什么不厭其煩地要我們加以繼承和學習呢？這是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
“剛直不阿”，是封建士大夫十分吹捧的一種精神，為了正確了解它，就必須同封建統治階級本身，以及產生這些思想的歷史基礎聯系起來考察，才能揭露其階級實質。
超階級的“剛直不阿”、“大丈夫”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封建士大夫都是封建統治階級所豢養的臣仆，他們不可能離開統治階級而獨立存在。
被吳晗同志吹捧為“剛直不阿”的典型的海瑞，為了替皇帝效勞，盡管宦途坎坷，已經七十二歲了，還勁頭十足地應詔到南京做官。
因為，“君為臣綱”，“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從來就是封建士大夫奉為天經地義的道德準則。海瑞的“剛直不阿”精神，正是同這種階級的道德準則緊密相聯的。
在一般情況下，“剛直不阿”多是封建士大夫用來贊美那些敢于犯顏直諫、敢于同權臣斗爭的人物的精神。海瑞據說就具有這種性格。吳晗同志在《海瑞罷官》一劇中更極盡其渲染之能事。那么，在封建社會里，為什么有一些人敢于“直諫”和“斗爭”呢？
在封建制度下，保持封建土地占有制以及聳立在這種占有制基礎上的封建王朝，這是封建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所在。但是，農民起義的風暴，一再打擊了封建土地關系，傾覆了一個接一個的封建王朝。
在保持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封建國家方面，許多投靠皇帝的封建士大夫同封建皇朝有著共同的利益。許多有遠見的封建士大夫也多少感覺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換句話說，農民是剝削的對象，也是革命風暴的源泉。因此，他們對農民的剝削不得不有一個限度。
但是，殘暴的封建統治者，又在不斷挖自己的墻腳。封建統治者的貪欲是無止境的，這就必然造成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激化，而引起同封建皇朝利益休戚相關的一部分士大夫的憂心。
因此，他們或者犯顏直諫，揭露一些矛盾，或者出謀劃策，妄圖挽狂瀾于既倒，或者進行幾場內部斗爭，抑制一些豪強的無窮貪婪和肆意暴行。
但是，這些社會庸醫的共同特點是，幻想保存現有的生產條件（封建制度），而避免它的社會后果；揭露一些次要矛盾和現象，他們的抑制豪強，是打蒼蠅不打老虎，為了維護最大的豪強——封建皇帝的利益，而抑制其他小豪強的利益。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剛直不阿”、犯顏直諫、不避權貴的階級本質。
海瑞的《治安疏》也道出了這個秘密。他在《治安疏》的開頭就說得很清楚：“可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
他在疏中向嘉靖皇帝警告說：“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階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農民起來暴動了，“君道”、“臣職”都保不住了。
所以他是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為了明皇朝的“萬世治安”，而冒死上疏的。海瑞的抑制豪強不過是為了在“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
這類“剛直不阿”的道德情操，既然從根本上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那末，所謂“圣君”自然就極力加以鼓勵和提倡。這無非是一方面鼓勵這些士大夫為他們鞠躬盡瘁，出謀獻計；另一方面又把這些士大夫作為鞏固自己統治的工具，用來揭發、彈劾和懲治那些危害封建皇朝法定利益的個別貴族集團。例如，宋朝包拯“立朝剛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不就是起了這個作用嗎？
統治階級還把自己提倡“剛直不阿”精神，作為掩飾封建皇朝兇殘本相、麻醉人民的鴉片，以欺騙老百姓相信完全可以通過這些“剛直不阿”的士大夫，來“解除”自己的苦痛，千萬不可圖謀不軌。
由此可見，“剛直不阿”精神是封建統治階級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的產物，只是經過加工制造，便具有一幅獨立化的外表而已。
在封建社會中，有些士大夫確實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種精神，并以此作為他們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必須透過封建統治者加上的莊嚴的圣潔的光圈，看到這種精神的階級實質。
這種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剛直不阿”精神，可以象吳晗同志所說的，被無產階級移用于今天，“使之為無產階級的政治、生產服務”嗎？根本不能。
列寧說過：“我們的道德完全服從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利益。我們的道德是從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利益中引伸出來的。”這就是說，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利益，決定了我們對人對事的根本態度。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是同“剛直不阿”精神毫不相干的。
“剛直不阿”的精神是我們對待階級敵人所需要的嗎？根本不是。
我們對于國內外的階級敵人，充滿了最大的階級仇恨。魯迅說得好：“橫眉冷對千夫指”，就是說的對于階級敵人要同他們作堅決斗爭，以至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他們，根本不需要什么“剛直不阿”。
“剛直不阿”的精神能夠移用于對待人民嗎？根本不能。
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衡量一個人的道德面貌就看他是否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里所需要的正是魯迅所說的“俯首甘為孺子牛”。為了人民，可以出生入死、不畏困難、不怕犧牲，根本談不上什么“剛直不阿”。
“剛直不阿”的精神能夠移用來處理同志關系嗎？也根本不能。
我們革命隊伍中的同志是為著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的。我們必須在革命原則的基礎上互相幫助，加強團結。毛澤東同志說：“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就是對待同志的缺點和錯誤，我們也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所謂“剛直不阿”的精神，同革命者的態度是多么格格不入。
“剛直不阿”的精神還能夠用來對待黨的領導和一切革命組織嗎？完全不能。
共產黨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黨的利益同無產階級的利益、全人類徹底解放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這就決定了我們黨具有三大優良作風：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作風，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
在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中，由于主客觀的各種原因，有時的確也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是，“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
對待這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的黨，如果說還需要封建士大夫的“剛直不阿”精神，那豈不是奇談怪論嗎？
在我們黨內和各種革命組織內部，還存在領導同被領導的關系。在處理領導同被領導、上級同下級之間的關系上，也不需要什么“剛直不阿”的精神。
在黨內和革命組織內部，人同人的關系是完全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同志關系。所以有領導同被領導、上級同下級之分，只是由于革命分工的不同，而且這種關系是完全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基礎之上的。
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黨的原則、革命的原則來處理這種關系的。在他們的心目中，只能是黨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終保持無產階級的堅定立場。這一切革命美德，同封建士大夫的“剛直不阿”有什么共同之點呢？
可見，作為封建道德規范的“剛直不阿”精神同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格格不入的，根本不能移用于今天。否則，不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無知，就是要用封建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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