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鄉村振興是中國共產黨為解決“三農”問題提出的戰略，把鄉村振興戰略落到實處，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抓手。誰是鄉村振興的主體？鄉村發展的前景是什么？《鄉村紀事》的作者們扎根基層，以集體調研、集體寫作的方式深入研究集體村莊，全景展示了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7個案例，也為當下推進鄉村振興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參考。本號將陸續推出《鄉村紀事》部分章節，敬請關注。
本文節選自《鄉村紀事》第一章《塘約實踐：靠外部資源還是靠內生力量？》。節選內容展現了貴州塘約村在黨支部領導下自力更生，從一個資源破碎、資產沉睡的貧困村，轉變為團結有力幸福村的新型集體經濟實踐過程。
2014年，在11位村干部的帶領下，該村從一個村民小組開始，嘗試蓮藕種植合作社，如今，合作社已發展為擁有三個專業隊、兩個公益協會的集體組織“金土地合作社”。在發展集體經濟的過程中，塘約村還探索出了一套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分配方式以及激勵和約束并重的民主管理方式。
土地合作是基礎，思想統一是根基，干部帶頭是動力，有了這三樣法寶，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就有了依托。這是塘約實踐帶給我們的寶貴經驗。同時，本書的作者們沒有止步于總結已有經驗，而是將塘約實踐置于了一個更廣闊的視角，探究塘約實踐的主要動力是來自村莊內生性的推動，還是依靠上級政府的扶持、打造。本文也指出了塘約實踐在協調外部力量與化解內部矛盾之間存在著的張力，正確處理好內外之間的關系，是推動新型集體經濟行穩致遠的關鍵。
作者｜嚴海蓉（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高等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為農村發展、集體經濟/合作社、農業轉型等）
高明（上海大學文學院文化研究系，主要研究方向為新工農文化分析）
丁玲（安徽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集體經濟、農政變遷）
責編｜大明、侯笛
后臺編輯｜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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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使人進步
第二節：
合作社的起步是偶然還是必然？
一、村集體組織是村莊主人
左文學自2000年起擔任塘約村主任，2002年底開始擔任村黨支部書記，但為什么塘約合作經濟建設從2014年起才風生水起，而且到塘約參訪的人都感到一種“大干快上”的緊迫感？除了水災重建這一契機，這個時間節點還有什么意義呢？在對左書記的訪談中，我們聽到了他的解釋：
我們不能慢。我跟我們班子成員說，我們遇上一個好時代。（黨的）十八大以前這個事情做不來。很多事情辦理手續不是這么暢通的。我當這么多年村干部，政府部門“門難進、事難辦、臉難看”，很多政府官員把為人民服務的職務作為自己的權力，（把）國家的很多政策視為（對）自己的恩惠。（黨的）十八大后對干部的管理很嚴肅了，有的人有這個心但不敢這么做了。（黨的）十八大后，我跟我們班子說要與時間賽跑。如果慢了，這個時代我們就跟不上了。看到天起云了要下雨了，下雨之前要把水缸什么的都準備好……宣講塘約道路未來的發展，要讓我們的村民看到希望，要能夠催人奮進，激發我們村民的緊迫感、使命感。
塘約村鳥瞰圖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安順文化旅游”
如果說左書記從多年當村干部的經驗里看到了恰逢其時的機遇，那么樂平鎮的馬松書記則從中國農村當下發展的困境看到了塘約實踐的必然性。在馬松看來，中國農村發展面臨“資源破碎”和“資產沉睡”這兩個問題：
第一，資源破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資源破碎。很多農民覺得土地好像是自己的財產，雖然我們說土地是集體所有，但是在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時候很難。其實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降低生產成本，但是因為地被占了，有一個公平的問題。你在推進過程中（農民）自愿是很重要的。種這點兒地不會有多少錢。產業結構調整很重要，但為什么難，就是因為資源破碎。
第二，資產沉睡。為什么今天的農民存在很多很大的社會問題？假如我外出務工10年、15年，積累了幾十萬、幾百萬元，我們西部農民有個現象，（會用掙到的錢）造一棟大房子，50萬、100萬建完了沒有新的積累了，沒有新的資金進入了，資產沉睡。
農村的發展需要解決上述兩個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在馬松看來不能通過招商引資解決，因為“如果企業來了，（農民）就變成給企業打工的了，土地流轉費已經給你（農民）了，（農民）沒有主人地位”。他說，農村的發展道路需要“讓真正的村集體組織成為主人，堅持自己的主人地位”。馬松的思路源自他自己的成長經歷：
我是農村長大的，整個農村發展艱辛我是深有體會的。農民再這樣走下去，社會地位會很低。什么樣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尤其是今天的農民，他們真的很不幸福。他們都在單打獨斗，任何一個風險他們都只能自己承擔。因為這種大環境，他們沒有信仰，有錢就踏實，但真正有錢也不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和諧、穩定，大災大難面前有團結，（有）這樣的社會環境。
對于如何增強農民的主人地位，解決“資源破碎”“資產沉睡”的問題，創造團結的社會環境，馬松認為就是要組織起來：
塘約就是統起來，管起來。管一幫人不好管，管一個組織好管。就像今天的塘約，精準扶貧怎么干，我去幫10個人可能不好搞，但我把10個人統起來幫組織的時候就好辦。在解決農民的問題上，集中起來更好干。讓有能力的人團結起來帶領大家。農村人是樸實的，組織起來就沒有懶漢，組織起來不養懶漢。如果是大鍋飯，肯定有懶漢，但有效管理，就沒有懶漢。
二、如何讓土地從分散到聯合
孟性學是塘約的老干部了，1993-1998年擔任塘約村黨支部書記，1998年后被鎮里的企業辦聘用。2015年退休之后被返聘回村，直接參與了塘約土地流轉入社的工作。他介紹說：“塘約村黨支部過去也是先進支部。先進在哪里？就是鎮里安排工作，塘約村是走在前面的，在過去，沒有國家資金扶持，大家是真正的艱苦奮斗。”
新中國成立后，塘約村第一任書記是石仲魁，石老書記在部隊參加過抗日戰爭，是參軍回來的；第二任書記是左進榆，左文學的父親；第三任書記就是孟性學。孟性學還記得石老書記說，選人用人很重要，“選干部好選，選思想不好選”，思想在什么立場，要多方考察，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能看出來的。
雖然塘約有先進黨支部，但是塘約的土地流轉入社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呼百應的。塘約在 2014年下半年開始籌劃合作社，請縣里農業組的專家來做土壤測試，由農推站從附近的鄉 鎮引進淺水蓮藕，決定嘗試種植150畝。2015年合作社的土地只有60%是參社入股的，其余40%是通過土地流轉得來的。從分散走向合作，孟性學說干部隊伍的想法是：“既然大戶都能流轉那么多土地搞出名堂，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做呢？”然而，老百姓當時還有顧慮，他說：
老百姓還是不相信，要求量了土地之后先把流轉費交給百姓，老百姓才答應簽土地流轉協議。老百姓怕搞砸了，年底沒錢找誰要？干部們下不下臺、換不換屆，老百姓都得吃飯。
村主任彭遠科回憶，自家的母親也有顧慮，擔心土地被征走了：
我說，“母親，把我們現在的塘約跟20年前我們打工那時候相比一下，你應該就知道了。”她說：“我知道好是好，但是我們的土地怎么辦？”她擔心土地被征掉了。我說：“這個不是你擔心的，我們家靠種土地，包括你老人家種了這么多年，你能夠給我們造一棟大樓房嗎？沒有。現在我們要集中起來，雖然我們的土地被征用了，但是我們把它集中起來抱團，把我們一產二產三產這些產業裝上來（發展起來），解決我們下一代的就業問題，我們還要種什么土地呢？”我說我到沿海一帶（看過），我清楚的，種土地的人不多了，（人們）每天都騎著小自行車上班的。
塘約村蔬菜大棚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掌上安順”
村委會有一個三個板塊聯合發展的愿景，打算建設三個基地：一個水果基地，一個苗圃基地，一個科技示范基地。當時村委會提出“水果上山，苗圃進地，科技進田”，圍繞這三個板塊來發展村集體經濟。然而村委會提出的愿景再好，老百姓需要看到實際的土地效益、前景才愿意加入合作社。彭遠科等干部發起了一個動員：
我們首先拿一個村民小組先做，就是把丫關村民小組。我們去流轉土地，老百姓不同意，不同意我們就晚上在村民小組開柴火會，燒起柴火堆，把村民召集起來，白天沒有時間，晚上開會，給老百姓說清楚講明白。我們說：“想發展這個愿望是有的，但是支不支持我們村里這么做（要看你們），我現在給你們講清楚，我們先行先試。”村民說來說去一句話：“土地可以給你們，但是我們要現錢。”我們最后通過村民代表大會，約定（水）田 700 元，（旱）地500元，坡耕地300元，這樣把土地先流轉進來。
孟性學、曹友明見證了流轉工作，他們介紹，在這一動員的過程中，塘約的村民小組干部和村干部帶頭拿出自己的土地流轉給合作社，干部們也動員自己的家屬、親戚，把自己家的土地拿出來參與試驗，同時動員其他村民把土地流轉給合作社。仍然有個別村民不同意流轉，左書記說實在不同意的可以保留一些插花地。同意流轉土地給合作社的農戶要求先丈量土地面積，村里用皮尺一塊地一塊地丈量，然后村民按手印確認。
三、誰貢獻塘約第一桶金？
塘約合作社規劃的150畝蓮藕地，由農業局提供了30萬元的蓮藕種子，從別的鄉鎮引進。但是土地流轉費用，種植蓮藕需要支付的化肥、人工工資等費用從哪里來呢？曾是大隊會計的曹友明還長期在鎮信用合作聯社（簡稱“信用社”）工作，2005年退休返聘回塘約，進入村委會。他對當時的資金籌備情況很清楚：合作社打算從信用社貸款120萬元，但信用社當時不給貸。左書記是信用社的理事，在召開理事會的時候，他與信用社理事長商量貸款事宜。但是信用社認為合作社剛剛成立，還沒有經濟實體，貸款有風險。經過協調，決定由村里11位村委會干部以個人名義從信用社貸款，一起把錢貸出來。
對于11個村委會干部進行個人貸款、承擔風險的過程，彭遠科的講述更加詳細：
當時沒有錢怎么辦，村鎮“兩委”的班子成員到信用社，請他們幫助我們一下，能不能貸給我們一點兒款。信用社這樣說了，“貸給個人可以貸，貸給集體我們不貸”。最后我們又組織班子成員來開會，我們11個班子成員個人貸款，下死任務，最低的8萬元，最多的15萬元，把款打到我們的村財務。我跟書記兩個人帶頭，我們（一人）15萬元，當時我們（11個班子成員）一共貸了114萬元。后來又規定，一旦我們發展起來了，由村集體幫我們把這個錢還了，如果發展不起來，我們虧了，我們幾個人打起背包外出打工，去掙錢把這個還了，自己還自己的錢，不要給老百姓拖泥帶水。
塘約村村史館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安順文化旅游”
曹友明認為，從信用社的角度來看，因為塘約村集體有2000多畝的用材林，如果出現債務違約，可以向政府申請砍伐樹木，用于還債，所以信用社也是看到了村集體有還債能力，才肯把資金貸給合作社，而不是僅僅基于村“兩委”成員個人的信用。盡管如此，如果沒有11個干部愿意承擔個人風險，簽字畫押，信用社不會提供貸款，塘約就沒有這用于起步的第一桶金。拿到貸款后，合作社首先支付土地流轉費用，用彭遠科的話來說是“給老百姓吃定心丸”。
第一次種蓮藕，產量高的一畝達6000斤，一般的一畝也有4000斤，當年訂單價格是每斤1.8元。到2015年，合作社盈利76.5萬元，當年就給入社的社員分紅。老百姓看到合作社有奔頭了，那些沒入股的就要求參社入股。
2015年，合作社流轉了600多畝土地，再加上入股的1700多畝土地，總共2300多畝。因為體量擴大，村委會希望向信用社貸款500萬元。信用社認為數目太大，塘約村村民大會討論后，提議用集體林場做抵押，信用社還是不同意，只肯貸給村集體100萬元。這時候村“兩委”開會討論怎么辦，問大家敢不敢個人貸款，有些人對此有顧慮。最后4個村干部每人貸款10萬元，共40萬元。2015年合作社共投入200萬元。2015年2300多畝地全部種植蔬菜，其中40%的土地種植辣椒，是承接的廣西的訂單。2016年年底合作社盈利202萬元，貸款全部還清。
關于推動塘約村合作社實踐的動力是內生的還是外源的，村主任彭遠科是這么看的：
有些人問當時我們這個村是怎么做到的，我說就是我們的干部敢擔風險、敢冒險。我們那時候沒有什么政策，沒有部門支持。到（20）15年的下半年以后，領導部門才來關注我們的，他們發現我們了，發現我們這個村的基層組織這一塊是這么做的，然后才來幫助我們。
村黨支部書記左文學認為政府幫扶這些外力可以讓塘約發展得快一些，但首先是自組織：
我們（第一步）先把土地資源集中，第二步人的思想的集中，第三步才可能用第一步、第二步的條件，去推動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所以我們決心也是下了，就是政府、社會、國家如果在后面有推手，我們就快一些，不然就慢一些。
四、誰的合作社？
農村社會常常有少數人的合作社（即少數大戶組織的合作社），在我們參訪塘約之前，也有人說塘約的合作社是村委會11個人的合作社，因此我們自然會問，塘約合作社是個什么概念，是誰的合作社？
對此，村主任彭遠科毫不猶豫地回答：
合作社是我們全體村民的合作社。它不是11個人的。我們和老百姓一樣的，也是土地入股。這個合作社是這個村的經濟組織，是我們的這個班子成員分管的，村委會11個人是有工資的，這部分是在村集體的10%以內。
塘約村成立合作社以前，跟全國很多村莊有相似之處，是一個空殼村。全村3000多人中，外出務工的有1000多人，勞動力基本上全部外出打工。對大部分外出務工的村民來說，這也不是長遠之計。
對其中有抱負的人，塘約的集體經濟實踐給他們提供了新的起點。
“70后”旦興元是外出打工的村民之一。他1991年初中畢業，1993年去北京打工，在翻砂廠、建筑工地、生鐵鑄造廠都干過。1999年又去浙江慈溪煉銅廠打工，2012年去臺州開叉車、管倉庫，一直干到2014年。前前后后打工10多年，加上開了兩年餐館，但“沒有掙到錢”。2014年底，他聽說家鄉發展比較好，就回來了，先在平壩區開了一年的餐館，也沒有賺到錢，因此回村做些砍樹的零工。旦興元家里五口人，2017年才參加合作社，目前是硐門前村民小組組委會委員，也是合作社蔬菜基地負責人之一。
塘約村的蔬菜物流基地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貴州畫報”
同為“70后”的彭遠科，也曾在外打工。在塘約，他和左文學緊密搭檔，還戲稱這種合作關系是“夫妻關系”。我們到塘約調研的第一天，就碰到了彭主任，聽他講他的人生經歷：初中畢業，1993年結婚，妻子是本地人，“家里也很窮”，1996年他外出到浙江打工。2003年他中途回村蓋房子，雖然在外面省吃儉用，也只存下10萬元，另外借了15萬元才把房子建好。2008年因為父親生病，小孩上初中需要父母管教，彭遠科就此回鄉，當了6年村民小組組長，2013年換屆時擔任村主任。
彭遠科的小侄子和小兒子顧及家里負擔重，曾經想放棄讀書外出打工，彭遠科頗有體會地說：“打工不能去了，打工打到我這輩去了，你們不能去打工了，我知道打工不是什么好事，那是逼不得已的情況才到外面去。舊社會叫討飯，現在我們叫打工。”說起自己曾經的愿望，彭遠科說：“那時候的夢想很簡單，就是造一棟樓房，買一輛摩托車，然后把小孩的上學問題解決了。那時候還要收學費，沒有實行（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從小學到初中小孩全部畢業，最后大的一個送去讀寄宿學校。”今天彭遠科的夢想不再圍繞家庭經濟，而是圍繞村莊經濟，他說：
大集體時期，毛主席老人家給我們創造了這么一點，就是抱團起到的作用，把支部建在連隊。我們今天是村集體，我們叫作基層黨組織，也是連隊。我們村集體發展地方經濟，我們的本錢只有一樣，就是我們的土地，你怎么盤活土地，怎么實現這個土地利用最大化，形成市場經營經銷，你要靠土地，在土地上做文章。
對大多數村民來說，尤其是婦女和年紀大無法外出找活兒的男性村民，塘約的合作化最直接的是提供了土地入社分紅和就業機會。在塘約村的楊家院組，組內有一半人靠合作社實現就業，這些大多是婦女和年齡大些的男性村民。男性在合作社干活的，多是操作農機和除草。組內一般人每年有5萬~6萬元收入。勞動力強的人，一個月最少能掙3000元。這些人是可以做大工的，比如水泥工，每天掙250元；如果做小工，收入是每天110元起。組里有兩戶得到了合作社股份贈送：一戶是獨生子女戶，得到獎勵；一戶是丈夫去世了，妻子供養著兩個大學生。比如，一般一股分紅是六七十元，這兩戶一股可以得到150元分紅。
第四節：
塘約村的組織領導與民主管理
塘約村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歸根結底源于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對此，左文學書記深有體會：“中國農村組織化程度比較低，農業要素比較散，因此要有一個精神煥發的村莊，要解決組織化程度比較低、農業要素比較散的問題，必須要組織起來。”
一、左文學帶出了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
農民的組織化確實非常重要，但農民的組織化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中國傳統社會的農業幾千年來都是以個體小農經濟為特色的，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和生活單位，農民能夠形成的組織，基本局限在家族、宗族的層次，屬于低水平的社會結合。新中國成立后，建立了農村集體經濟制度，把農民組織了起來。
今天，經歷了40多年的分田到戶和市場化改革，部分農民又回到分散狀態，農民的集體觀念受到沖擊，農村社會的分化也導致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結構復雜化，村集體想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面臨的困難會更多。在塘約村的實地調研中我們深刻感受到，塘約村之所以能夠把農民組織起來，關鍵在于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班子。
對集體經濟村莊有所關注的人都知道，南街村、華西村、劉莊等比較成功的集體經濟村莊，無一例外都有一個德才兼備、具有很高威望的領袖人物，在其帶領下形成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塘約也不例外。塘約的村“兩委”班子很團結，村支書左文學就是這個班子的核心人物。
左文學（中）在蔬菜基地查看蔬菜長勢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安順發布”
左文學非常有能力，他家原本經營著一家木材加工廠，每年的收入在50萬元左右，在當地屬于先富起來的人。左文學又有很強的使命感，他不滿足于個人的發家致富，想帶領全村百姓實現共同富裕。作為村支書，左文學在公共事務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經常是一大早就出門，半夜才回家，自己加工廠的業務也顧不上。他做事的能力贏得了群眾的信任，他的犧牲奉獻精神感染了周圍的人，這些品質讓他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大家長”，具有很高的威望。
村主任彭遠科原本在浙江打工，懂技術、會管理，已經可以獲得不錯的收入。他被左文學動員加入村委會，工資待遇與之前完全不能相比。彭遠科說：“我們要是為了錢就不會選擇當干部，我們就經商去了。真的想掙錢的話根本就不會想搞這個事情。當這個干部我說的第一是公心，第二是奉獻精神。”
合作社社長羅光輝，原本是當地建筑工地的小包工頭，妻子在家種辣椒，夫妻兩個人一年的收入加起來少則七八萬，多則十幾萬。2014年，村里成立合作社的時候，羅光輝并沒有加入，但他經常去合作社了解經營情況。左文學書記希望合作社種植辣椒，并希望羅光輝能夠加入合作社。對此，羅光輝夫婦有些猶豫。羅光輝說：“我老婆擔心合作社土地面積太大了， 有點兒擔心我的技術管不過來這么多土地。另外老婆擔心孩子念高中缺錢花，進入合作社之后收入會變少。”
但是，左文學個人的精神讓羅光輝決定加入集體的事業。羅光輝說：“我看到我們支書，和我歲數一樣大，他自己有個木材加工廠，生意都做到山東去了，但是搞了合作社，也沒有精力去管，他把自己的精力奉獻給塘約。所以他第二次跟我說我就加入進來了。雖然加入合作社我的收入減少了，但是能夠帶大家一起富起來。”
合作社副社長唐從富，原本是村里的種植大戶，種植香蔥等經濟作物已經有十幾年的經驗了。在合作社成立之前，他個人經營著大約150畝的土地，種植香蔥、香菜、香芹等蔬菜。他的性格很開朗，結交很廣泛，積累起一個比較大的銷售網絡，因而他的產品基本不愁銷路。同時，他又特別用心鉆研技術，還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左書記動員他加入合作社，帶領村民共同致富。對此，唐從富剛開始有些想不通，顧及個人利益得失。這時候，他的妻子對他說：“別人都在為集體做事，你為什么不去呢？”在妻子的支持下，唐從富毅然加入了合作社，負責技術指導。
塘約村“兩委”班子中，絕大多數成員都有外出務工經商的經歷，在當地都屬于見多識廣的人。這些人都非常佩服左文學的才能和人品，因而團結在他周圍，一起為塘約村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二、干部的考評和管理
塘約村“兩委”干部一共有11位，但鎮里只給塘約村4個村干部發工資，分別是：村支書每月1800元，村主任每月1600元，合作社理事長和副理事長每月各1200元。按理說，這些補貼是給個人的，但是，為了班子的團結，這四位村干部并沒有把這些工資歸為己有，而是統一起來放進村里的賬戶，年終的時候統一核算分配。
塘約村建立了嚴格的村干部考評制度。塘約的村干部是沒有節假日的。村委會在每個星期天的下午5點鐘開例會，例會上要對上一周的工作情況進行總結，對下一周的工作進行部署。各項任務要分配到具體的人，如果能夠按時完成，就打鉤，如果沒有按時完成，就打叉。如果連續三次沒有完成任務，村干部就要自動離職。由于村支書、村主任以身作則，發揮模范帶頭作用，這一制度能夠很好地貫徹實施，而不是淪為形式。
此外，塘約的村干部工資與年終考評掛鉤，從而形成了激勵機制。塘約的村干部年薪以3萬元作為基數，年終的時候村里按照積分對干部進行考評，并按照考評結果向干部發放工資。塘約對村干部的管理實行三級考評制度，首先是921戶村民對村干部進行考評，其次是黨小組對村干部的考評，第三是村“兩委”班子成員對村干部的考評。總共分值是100分，按照年薪3萬元的基數，平均下來就是每分300元。年終考評拿到90分，工資就是2.7萬元。村干部如果年終考評出現60分以下，就要被取消干部職位。
塘約村村干部百分制考評辦法（2016年）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塘約旅游”
塘約的村“兩委”班子非常具有組織性和紀律性。在塘約調研期間，我們有幸現場觀察了村“兩委”班子的一次例行會議。約定的開會時間是早上8點鐘，村支書左文學和村主任彭遠科提前10分鐘就到了會場。7點55分，已經陸陸續續來了八九個人，還有兩三個人沒有到，于是有人打電話催促還未到場的干部，強調開會的紀律和時間觀念。8點零2分，需要參加會議的11名村“兩委”班子成員全部到齊了，會議正式開始。能夠在約定的時間準時趕到，準時開會，這本身就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
在村“兩委”的會議上，左文學強調，班子成員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要團結起來，形成合力。成員之間要進行明確的分工，定了什么工作一定要把它完成。正是靠著這種紀律，塘約村改變了許多村干部和村民懶散的狀態。
塘約村對黨員的管理也很嚴格。每月月末會召開一次組織生活會，“三會一考”，黨員的積分考評基數是每月10分，全年滿分120分。年終考評80分以上的黨員會得到一定的獎勵和補助，低于60分的不合格，連續3年不合格的，將在黨支部大會上受到勸退處理。
塘約的村“兩委”班子特別重視村子風氣建設。在2017年我們調研期間，塘約村正在熱火朝天地搞建設，工程建設需要用到挖掘機，村里有3個村民自己有挖掘機，就想參與村里的工程。讓村民參與工程建設，從中獲得收入，本來無可厚非，但這3個村民憑借自己本村人的身份，盤算著“近水樓臺先得月”，試圖壟斷這項工程。他們要求的挖掘機租金是每月4.2萬元，而外來的挖掘機租金是每月3.6萬元，所以合作社請了外來的挖掘機施工，而沒有用本村村民的挖掘機。為此，其中一個村民很不服氣，把進出工地的路給堵了。
這種無理取鬧的行為，在很多地方的農村是非常普遍的。在很多村子，村干部遇到這種事情往往會妥協退讓，息事寧人。而塘約的村“兩委”班子卻并沒有退縮。在村“兩委”會議上， 左文學書記義正詞嚴地強調：“一個3000多人的村子，絕不允許無理取鬧的兩三個人亂搞，（我們）對這件事情必須嚴肅處理，絕不允許有人無理取鬧，絕不縱容姑息，絕不怕得罪人。塘約走到今天，是我們班子（能夠）公平公正公開。以后遇到這樣的事情，班子成員不能軟弱。”
村“兩委”開會討論后決定，對這位村民進行批評教育，讓他檢討自己的錯誤，寫檢查并在村民代表大會上念出來，要讓代表們通過才行，否則就要將他列入黑名單，不能享受村里的各項福利和服務。正是由于塘約村有個堅強有力的班子，各項工作才能始終走在全鎮前列。
三、財務管理制度
塘約村在發展的過程中，已經建立起相對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據曹友明介紹，每一張發票都要有經辦員、民生監督員簽字。除此之外，1000元以下的要有村主任簽字，1000~5000元的要有村支書和村主任兩個人簽字，5000~10000元的要由村“兩委”開會核定內容和金額是否合理。10000元以上的發票報銷必須通過財務轉賬，不能領取現金。曹友明作為財務監督人員，每個月統一核對一次票據。
塘約村村務管理制度（2016年）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塘約旅游”
塘約村的建設和發展涉及農資、建材等生產資料的大批量采購，以及農產品的銷售。物資采購和產品銷售這兩項活動，對人員的政治素質要求很高。對此，塘約村制定了一整套流程。采購商品要向幾個商家詢價，由業務員向村“兩委”匯報，然后由村“兩委”開會討論決定。此外，塘約村還成立了民生監督小組，一共有3個人，組長楊天勝，相當于紀委書記，楊天勝是苗族人，為人很本分、質樸，因此得到大家的信任。楊天勝帶領的民生監督小組對采購過程全程監督，他如果不拍板，采購就不算數。
四、努力落實民主管理
堅強有力的組織領導使塘約村的村集體具有很強的行動能力，能夠集中資源，抓住機會，加速發展。然而，權力的集中也會產生風險。民主和集中之間的矛盾是集體經濟村莊都要面臨的重要問題。在很多集體經濟村莊，村務不夠公開透明，管理不夠民主，削弱了村莊的團結，甚至導致內在的矛盾和沖突。
那么，塘約村能否避免這種狀況的出現？如何在加強組織領導的同時，把民主管理真正落到實處？對此，塘約村的做法是把村民小組組長、村民代表等人員充分動員起來，一起參與集體決策，努力做到村務公開透明。
在塘約村的各個自然村中，每15戶選出一名村民代表，村民代表負責聯系這15戶家庭，把村里的政策、規劃傳達給村民，把村民的意見、建議傳達給村“兩委”班子。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組組長的職責是監督行政村村干部，在村民會議上提出意見和建議。年終每個村的村民代表一共有5000元的誤工費，村民小組組長工資基準是一年4000元，這些都是基數，具體數額要根據年終的考評進行調整。村民代表和其他村民監督村民小組組長。每次開會，村民代表給村民小組組長打分，村民也要給村民代表打分。每個月加總核算一次分數，年底再算總分。
塘約村村民代表大會制度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塘約旅游”
雞場壩村民小組一共100多戶，400多口人，屬于塘約比較大的村民小組。2016年，楊佑雄被村民選為小組長，這是村民小組全體村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另外，村里每15戶選一個村民代表，一共7個村民代表，楊佑雄也兼任村民代表。如果村民認為村民代表不合格，可以向小組長反映，再由這15戶重新選舉村民代表。
村民小組組長要參加塘約村的村委會，村委會主要討論村里的發展規劃、項目等重要事項；村民小組組長會后召集村民代表開會，再由村民代表把信息傳達給自己聯系的各家各戶。自然村的會議一周至少召開一次，多的時候一周三次，一次會議一般三四個小時。會議比較容易組織，村民都能按時參加，村里不需要給他們誤工費。因為大家思想覺悟比較高，覺得這是安排村里公共的事情，不是為了個人利益。
張貴芳從2015年開始當石頭寨小組長，之前當了10多年村民代表，他說：
現在忙的時候，一個月村里要組織小組長開五六次會。每次上面有政策，或者在村里開完會，我就要回小組開小組組委會議。除我之外，我們組的組委會由8個村民代表組成。組委會議要傳達村會議內容，比如當時上面定下“紅九條”，我就回組執行。
楊家院小組的村民代表楊成凱告訴我們：
黨員、小組長和村民代表每月要開兩次會，每次要3~4小時，差不多是大半天時間，補貼10塊錢。這10塊錢相當于一包煙錢，對我這個年紀的人算是可以，但對年輕人就不劃算了（耽誤了一天工）。會上主要是討論發展，一句話，把塘約建設成美好鄉村，還講分工，分成建筑、蔬菜等（議題）。大家有意見可以提，也可以監督。
塘約村的會議很多，村里的大事小事，都盡量在會議上進行民主討論，然后進行集體決策。
五、存在的問題
塘約村基本做到了將堅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和嚴格落實的民主集中制相結合，但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在發展初期，塘約村的項目多數屬于小型項目，沒有很高的門檻，村民基本能夠參與進來，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而隨著塘約村的快速發展，很多大的項目投入進來，動輒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的投資。這些大的工程項目或者發展規劃，涉及許多專業知識，已經超出普通村民的理解能力。面對這些項目，村民很難發表自己的意見。
對于村務，村民也很難進行有效的監督，村里的發展成為少數人的事情。正如一位村民代表所說的：“對他們談不上監督，你只能提下意見。村財務那些，別說我們，小組長也不清楚，會上不會報告，不曉得他們內部。村（民）代表起不到什么作用。”另一位村民也反映，村里的重大事項都要召集村民代表商議，村民代表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但像建設蔬菜大棚這樣的產業發展項目，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也是政府出的，村里只是出了土地，這樣的事情就不在村民代表會議討論的范圍。
左文學（左二）到工地上了解村里的基礎設施建設
圖片來源：微信公眾號“掌上安順”
對此，左文學書記也已經認識到，并在想辦法著手解決：
我們對農戶的引導還沒有一個助推，沒有一個力量幫助他們跑起來，他們還在慢慢地走。前天我把副書記叫來，做一個方案，成立一個三人的宣講團，宣講塘約道路未來的發展，要讓我們的村民看到希望，要能夠催人奮進，激發我們村民的緊迫感、使命感。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要達到這個效果，必須做好兩個事。第一，要做好宣講；第二，要開展活動。（2017年）8月1號后我們就開始做“四愛四美”的活動。四愛是“愛國、愛黨、愛村、愛家”，四美是“語言美、心靈美、環境美、行為美”，評出最美的塘約人，最美的塘約家庭，最美的塘約教師，最美的塘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
用4個月的時間，到12月份在廣場集中村民，那時候體育中心都建完了，召開全村的行動大會，對這些最美代表進行表彰，給他們一些鼓勵。昨天（在2017年8月的一天）專門做了一個方案，還沒研究，要研究有什么缺點，形成一個正能量。把“四愛四美”做好后，我們成立三人宣講團，到每個村民（小）組宣講，11個村民（小）組11次宣講會，這就可以達到促進村民使命感和緊迫感（的目的）。
不過，基于這個回答，我們也可以看到，左書記的溝通思路主要還是從干部到群眾的輸出，還沒有解決從群眾到干部的輸入問題。或者說，左書記的考慮偏重到群眾中去，而從群眾中來還沒有得到同等的重視。
第六節 外援的作用：
塘約的建設和產業項目
不管是有關塘約的報道，還是我們實地參觀的感受，都反映出塘約的各項建設及產業項目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寬敞整齊的道路和亮麗的村居讓人驚嘆。一個村子何以有如此能耐？這果真是國家投錢重點打造的一個形象工程嗎？是否具有復制推廣的可能？針對這一問題，盲目猜疑是沒有用的，我們單刀直入，向多位村干部了解情況。
據村主任彭遠科的說法，塘約是2015年下半年才受到政府關注的，在這之前“沒有什么政策，沒有部門支持”。負責村財務監督的曹友明也說：“塘約村出名之后，各種項目多了起來。” 我們可以推測，塘約獲得的各項建設扶持是在2015年下半年才陸續進入的，在這之前，塘約獲得的是一般災后救助和其他普惠政策。
不可否認，塘約受到比一般村莊更多的關注，也獲得了很多資源。但一項研究如果不詳細梳理、探察這些扶持的性質以及外援在塘約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就得出塘約村是面子工程、不值一提這樣的結論，那么它不僅不具備做研究應有的負責任態度，更是直接否定了塘約村自身主體地位的存在。
隨著作家王宏甲《塘約道路》一書于2017年出版，貴州塘約村引發了大量關注| 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我們從2014年水災開始，對各項政策和資金扶持做了一個梳理。這些信息主要來自曹友明和合作社理事長丁振桐。曹友明以前是大隊會計，2005年返聘回村負責村財務監督，這個長期與賬目打交道的老干部，已經養成對數字的高度敏感性，村內產業和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在他的分條列舉下變得清晰起來。而丁振桐直接負責各項產業項目的接洽。
一、災后重建
水災后，安順市政府劃撥40萬元救災款，用于村路和庭院硬化，還為村民提供了可供食用三個月的大米，并支持部分房屋的“穿衣戴帽”外觀美化工程（“穿衣”是指粉刷外墻，“戴帽”是指統一加蓋瓦頂）。更多的災后援助資金則來自塘約所屬的樂平鎮，是從小城鎮建設經費中撥出來的，用于支持“棚戶區改造項目”。樂平鎮書記馬松談到了自己爭取這筆經費的原委：
整個塘約被洪水沖毀。市委書記問要什么東西，村民說要材料，自己干，感動了書記。（我）第二次來（村民）就全部在修路。我就用了“棚戶區改造項目”，把塘約納入小城鎮計劃。我允許你們抓緊修，兩層半，外面景觀整治我來搞。你們（村民）投30%，政府投70%。（這是）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真實寫照。它（塘約）和你們走過的美麗鄉村不一樣，檔次很低，但這是精神的體現。政府一戶人家投入2萬多（元），（共）2800多萬（元），村辦公室、廣場、停車場、通道，都是這個項目。
用這2800多萬元，塘約村完成了村居外觀美化，村廣場、停車場、通道的建設和辦公樓重建等大型工程。算一筆賬，如果按一般做法發包工程，用5000萬元都做不下來。馬松這樣 解釋：“為什么這么便宜？因為勞務都是村里自己解決了。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做到。要做到這些事情你們自己必須參與進來，降低我的風險。”
而“穿衣戴帽”并不是投錢就能干起來的，還涉及說服動員老百姓。丁振桐說：
這個每個村都有，只是看你是否實施得下去（能否動員群眾愿意自己出30%接受房屋美化，愿意出錢接受房屋改造的村民要簽一個承諾書）。雖然老百姓（把）承諾書簽了，但政府考慮到塘約當時剛剛受災，塘約的30%就免收了。
“穿衣戴帽”不僅僅是投錢亮化村居，塘約更借這個項目整治了村容村貌。這不僅涉及個人與集體利益的沖突，也關乎舊習與現代化改造的矛盾。我們從曹友明那里得知整個過程對村集體組織的挑戰：
第一期項目既“穿衣”又“戴帽”。但是由于“戴帽”的資金投入較大，第二期工程改為只“穿衣”不“戴帽”。但是沒“戴帽”的村民想不通，村里就負責解釋、做工作，告訴村民這是政府投資的項目，也是政府做的決定。整個工程由鎮政府的村建所從外面找來工匠，所需資金由區財政負責，村里負責村容村貌的整治，其中涉及一些村民私搭亂建的豬圈、牛圈等等，需要拆除，這個需要村干部做大量的動員和協調工作，說服教育村民。
多數村民是配合的，也有少數村民不配合。彭家院、李家院、楊家院，這三個地方拆遷阻力比較大，有些拆不動的房屋，左文學書記親自帶頭來拆。村民不愿意拆除，一方面是認為這是自己的財產，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拆遷也涉及自己家的廁所。拆遷、拆掉村民的廁所和豬圈后，村里為村民建設了公共廁所，距離有些村民家庭100~200米。但是由于村民的素質不高，公共廁所的管理存在困難，臟亂差現象比較嚴重，一個月以后公廁就不能用了。廁所里放的公用衛生紙也被娃娃們私自拿走了。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村里安排了保潔員進行打掃。
當論及政府項目投資的時候，我們往往只看見錢的投入，而忽略了這類公共建設和改造對村民生活觀念甚至私有意識的沖擊。且不論這類現代化的改造是否真正切合村民和集體的需要，毋庸置疑的是，這需要一個承擔所有動員、協調工作的主體，而且也只有這一主體存在，才可能保證政府的資金真正為民所享。
二、修路
近年來貴州著力投資水、電、路、房、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交通方面提出“組組通”，通組公路硬化以縣為單位，采取“整鄉推進”方式實施。按照政府的普惠政策，機耕道、農村公路都是先建后補，先由村負責建設，建成后向政府報銷。據曹友明的說法：
塘約村修建26公里機耕道，平壩區扶貧辦負責硬化。這個（條）機耕道是先由塘約村修出毛路，扶貧辦再進行道路硬化。修建毛路需要請（雇用）挖掘機，去年（2016年）只挖（掘）機的費用就20多萬元。機耕道預計造價每公里25萬（元），先由村里墊資，目前扶貧辦究竟能夠給多少經費村里還不知道。這個道路硬化的工程也是村里要求要自己施工，向政府保證能夠保質保量地完成，最后由政府驗收。修路占用村民的土地，由村民小組劃出，村里按照水田每畝700元、旱地每畝500元、坡地每畝300元的標準進行賠償。
普惠政策是做道路硬化，毛坯路由村里自己負責，主要是協調征地、雇用挖掘機以及組織部分志愿工，不過人力用得比較少。如果村集體自己可以完成征地、清地、鋪毛坯路等前期工作，不僅修路花費將因節省勞力和材料費而大大減少，而且項目實施起來也更快。如果村里遲遲修不起來毛坯路，道路硬化的完成將遙遙無期。所以光有政策還不行，還要看政策如何發揮作用；哪里具備條件，項目就往哪里走；哪里老百姓積極，政府就到哪里去。就這樣，塘約村的不少道路實際上在2014年水災之前已經完成了硬化。
一般情況下，道路硬化工程由政府直接發包出去，但是在塘約，修路都是由村里自己的建筑隊來負責。為配合旅游業發展，塘約規劃修建一條長9公里的產業大道，曹友明說這個工程被村建筑隊爭取來做了：
平壩區政府扶貧辦已經先安排了150萬元的經費，（工程）目前在施工。區和鎮政府原本要求外地有資質的公司來承擔這個工程，左文學書記與政府溝通，爭取到了由村里自己施工，一方面可以吸納村民就業，增加村民收入；另一方面，外面的老板來包工程也是要從里面賺錢的，但我們自己來承包，就可以節省一些人員、石料的開支，節省出來的費用可以給村里的11個干部開工資。
不只是村內道路，2016年國家出資修建的塘約至樂平的樂塘大道，也是由塘約出人工修建的。
三、蜂擁而至的產業項目
目前塘約的產業項目分兩種：一種是政府引進的項目，一般政府只提供部分資金支持，其余是靠銀行貸款，建設的項目越多，村里自籌的錢就越多；另一種是外來公司以股權融資，按合約規定，塘約村集體必須占大半的股份，出土地、勞力，對方出資、出技術。項目頭幾年交給公司運營，讓對方把成本收回來，以后按股份分紅。
在塘約通往樂平鎮的路口，最顯眼的就是一個正在建設中的現代化蔬菜大棚。建這個大棚，村里需要負責劃出土地、平整土地、打水泥、做護坡等前期基礎建設，政府提供50萬元，村里負責10萬元。除了種植大棚、觀光棚外，未來還要建設冷藏、配送、物流一體的產業鏈和深加工基地，這部分都需要靠融資完成。而本應2016年完工的大棚，直到我們調研時（2017年）也沒有完工，因為負責建設的公司偷工減料，大棚質量不合格，無法正常使用。
這些項目至調研時都還沒有投入使用，但很顯然村集體未來面臨不小的風險。由政府牽頭引進的巨型項目可能超出村集體的掌控能力，山東大棚建設遇到的挫折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因為項目帶來的風險是需要村集體自己來承擔的。那么塘約如何把控風險呢？塘約能利用好大量涌入的政府和外來公司的大型項目，掌握發展的主動權，而不為外來力量所牽制嗎？左文學書記特別強調了幾點：
我們和農村信用社有戰略合作協議，資金必須要（有）保障，我們貸款限額全縣最高，利率全縣最低，我們現在貸款多少都不是問題。但我們要考慮這個錢要產生更大的效益。1500（萬元）拿來能掙多少萬元？如果做不好，這個錢我們是不拿的，不允許風險擴大。因為貸款3個月以上就需要付息，所以我們如果覺得這個錢8~10個月賺不回來，就不貸了。
基礎建設我們不貸款，而（關乎）一產、二產、三產融合的時候要貸款。比如我們的蔬菜深加工，11月份就要投入使用，另外我們的接待中心大樓，5層、1200萬（元）投入，這些運營我們就要貸款。這些建成了就是資產，我們不怕（貸款），運營起來是有效益的。
村主任彭遠科詳細講述了跟山東某公司的合作細則，說明村集體有把控發展主導權的意識：
我們跟山東某公司，成立一個農業開發有限公司。我們的土地入股，他們技術、市場入股。第一年是我們給他（們）做，但要派我們的專人隊伍進去跟他（們）學習技術，第二年我們按股份分配利潤，第三年照樣，第三年滿以后他（們）走人，我（們）技術隊用我（們）自己的人管理。所以現在我們用他（們）的技術來帶動我們村民就業。
（市場方面）我們埋伏了“地下黨”去學習，他（們）不是去里邊打工，（我們）是安排有公心的、有素質的、有思想的人，跟他們并肩作戰。
村“兩委”班子的大多數人都出去打過工，去二、三產業發達的浙江沿海地區，十幾二十年的打拼練就了他們面對市場經濟的精明和才干。盡管如此，面對這么多動輒上千萬元的項目，如何才能把產業搞起來并為民所用，是對他們真正的考驗。
四、“要政府幫，不要政府包”
左書記這樣看待政府的扶持：“要政府幫，不要政府包。”他認為政府包辦會把村里人包懶，包壞。而發展最重要的因素是自身的動力，是好不容易組織起來的村“兩委”班子和村民。有政府幫，村就發展得快一點兒，不然就慢一些。左書記敏銳地看到，政府在行政架構下的幫扶很可能幫倒忙，個別項目可能只顧局部，不顧整體、長遠的發展，會影響村子的持續發展。于是，塘約請五所院校——貴州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貴州大學美術學院、貴州農業職業學院的老師組成智庫，為村莊做規劃設計，希望有切合自身狀況的長遠發展規劃。5年后有收益了，塘約會將純利潤的20%給智庫。
塘約村一角 | 圖片來源：貴州省文化和旅游廳
曹友明也認為發展要有自身的動力，如果沒有自身的動力，外面怎么支持都沒用。他還講了一個故事：
政府給了塘約村很多的資金和項目，其他村子沒有得到這些支持，有的村也會有意見，去鎮政府鬧，鎮書記馬松對他們說，“如果你們也有塘約村這么一個硬班子，敢于拼搏探索，能把村民組織起來，我們也照樣支持你們”。結果，其他村子都無話可說。
外援不是塘約實踐的核心，更不是全部。在一些大型產業項目和基建項目紛紛上馬的同時，村集體仍然在合作社的農業生產上投入了大量精力。據我們所知，除了2014年初創立合作社時期農業局提供的價值30萬元的蓮藕種子，他們并沒有太多的外援。
我們可以確定，塘約的內在動力在整個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但是內外之間的張力也始終伴隨著塘約。即將上馬的幾個大型項目采用與外來公司合作的方式，雖然幾年后村集體可以按股份分紅，但村集體能否抓牢發展的主導權？
能否保證項目的利益為所有村民所享？塘約無疑對外來資本、政府的幫扶是非常謹慎的，他們嘗試找專業機構做規劃以保證掌握主動權，但是在主流市場的洶涌浪濤下，塘約能否憑此安然發展并獲得競爭優勢呢？加上受仍在不斷變化著的內部矛盾和張力影響，摸索一條真正切合塘約的發展道路，其過程必然是艱辛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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