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白云石車間的五名職工，于今年六月底開始研究荀況的著作《天論》。在黨組織的領導和關懷下，在工人師傅和中華書局專業理論工作者的幫助下，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寫出了《天論》的注釋、譯文、講解和評論的初稿。
在注釋《天論》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了許多難點。這些難點象一只只攔路虎，擋住我們前進的去路。
比如，荀況講：“唯圣人為不求知天”。粗粗一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只有高明的人才不求懂得“天”。后文又說：人能夠“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能使“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夫是之謂知天。”意思是說：能夠知道什么是該干的，什么是不該干的，這樣，就能駕馭天地，使喚萬物，……這就是“知天”了。
前邊講“不求知天”，后邊又講能夠“知天”，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到底應當怎樣看待這些問題？這促使我們進一步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尋求正確的答案。
列寧教導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毛主席教導我們，要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給我們提供了打開《天論》之門的鑰匙。
我們對知“天”、不知“天”這個問題，進行了階級分析。在當時，以孔孟為代表的奴隸主的復辟勢力，宣揚天是有意志的，天能賞善罰惡，要人們“知天命”、“畏天命”。
孔老二自吹“五十而知天命”。孟軻叫得更歡，提出“盡心、知性、知天”，還嚇唬人說：“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這樣，“知天命”、“畏天命”，就成了奴隸主階級維護和復辟奴隸制的精神武器。
荀況是新興地主階級的法家代表人物，是主張革新前進的。他從“天沒有意志，沒有目的”出發，根本反對人們去“知”孔孟所說的“天命”、“天意”。這是對孔孟的反動說教的迎頭痛擊！
為了闡明他的觀點，荀況在否定了“知天命”、“畏天命”以后，又提出了“知天”。這個“知天”的意思，是說人們只要正確運用自己的感覺和思維器官，對于“天”，也就是自然界，是可以認識的。
通過認識天，認識自然界，最后就可以達到“官”天地、“役”萬物，達到“制天命而用之”的目的?？梢?，荀況的知天和不知天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既不是孔孟的唯心論，也不是不可知論。通過這樣分析，對荀況的知天、不知天的問題，就弄清楚了。
我們剛剛開始研究《天論》的時候，只能理解這是古人一篇“論天”的文章，只看到荀況對于自然界所發表的積極主張，看不到別的含義。
當我們遵照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把荀況的《天論》放到戰國末期儒法兩家的思想政治路線的激烈斗爭中去考察的時候，我們的認識就大不相同了。我們認識到，《天論》不僅在自然觀上提出了許多杰出的論點，而且，就當時的政治斗爭闡述了法家的主張。
荀況活動的年代，正是在商鞅變法以后的幾十年，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十幾年。這時候儒法兩家在理論上的斗爭集中在三點上：一是“法先王”，還是“法后王”；二是“畏天命”，還是“制天命”；三是主張“性善論”，還是“性惡論”。
荀況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是主張“法后王”、“制天命”、“性惡論”的。他的《天論》就是著重講制天命的。當時，新興地主階級要求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反對倒退，反對復辟。
而以孟軻為代表的奴隸主貴族的復辟勢力，仍然非常頑固。孟軻接過孔老二的“天命論”，吹得更加神乎其神。他們鼓吹“畏天命”，實際上是要人們畏奴隸主貴族的命，鼓吹天命，是為了反革命。
同樣，荀況的《天論》也不僅僅是在論“天”，全文有相當大的篇幅是從“天”論到了政治、經濟問題。所以說，論“天”是為了論人，制天命不僅是為了制服自然界，主要的還是要革那些妄圖復辟的奴隸主貴族的命。
列寧說：“最新的哲學象在兩千年前一樣，也是有黨性的。”我國兩千多年前，儒法兩家在如何對待“天”這個哲學問題上的看法，就是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和黨派性的。
通過階級分析，我們看清了儒法兩家的哲學斗爭的階級實質，同時進一步認識到，凡是腐朽、沒落的反動派，都是用“天”來嚇唬人、欺騙人，妄圖用這一套來維持他們的反動統治的。
我們小組的藍師傅，就有過這樣的經歷：
解放前，蘭師傅在門頭溝背煤。那時候，煤窯里冒頂、漏水、著火是經常的事，許多工人慘死在礦井中。資本家為了更多地剝削工人，一方面勾結國民黨反動派殘酷鎮壓工人，另一方面千方百計地欺騙工人。
他們除了用什么“灶神”、“財神”這些“神”來迷惑工人以外，還專門修建了“窯神廟”。每當春節前夕，就殺豬宰羊，燒香上供，搞得好不熱鬧。
他們說這是“替工人著想”，“祭了窯神爺，大家平安無事”。其實，他們無非是借鬼神治活人，讓工人服服帖帖地為他們賣命。一切反動派都是這樣自欺欺人的。
列寧指出：“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遵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為了正確地評價《天論》，我們對荀況的觀點，注意不去作簡單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努力作具體的分析和研究。
《天論》中最后一段，是荀況專門講述社會問題的。文中有這樣的話：“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少而無多，則群眾不化”。荀況的說法是：如果說人是欲少不欲多，是生來性善的，那么群眾就無從得到教化了。這句話，是闡述他的“性惡論”的。
對于荀況的“性惡論”，我們學習了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部著作以后，作了具體的分析。
恩格斯在論述費爾巴哈的道德觀的時候指出，在善惡對立的研究上，費爾巴哈同黑格爾比較起來是很膚淺的。
恩格斯說：“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里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但是，費爾巴哈就沒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
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恩格斯對于“惡”的歷史作用，并不是簡單給以否定，而是作了正確的分析。
對于荀況的“性惡論”，也應進行具體分析。我們看到，“性惡論”是針對孟軻的“性善論”提出來的。“性善論”，是儒家所謂“仁政”的理論根據，是為維護奴隸制、復辟奴隸制所制造的反革命輿論。
荀況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要革新，要前進，就必然要打破奴隸主階級的復辟輿論。“性惡論”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提出來的。
荀況的“性惡論”，不僅揭露了奴隸主階級掠奪、兇殘、淫亂的階級本性，撕下了他們假仁假義的面紗，針鋒相對地批判了孟軻的“性善論”，而且，“性惡論”本身是為新興地主階級建立法治路線而提出的理論根據。
荀況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是貪得無厭的。對于人，包括那些奴隸主貴族，必須用重賞來引導，用重罰來約束。因此，施“仁政”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須實行法治。
荀況的“性惡論”是為新興地主階級反對奴隸主階級而提出的理論，是要論證新興地主階級反對奴隸主階級、用地主階級的專政代替奴隸主階級專政是合理的，是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的。
當然，荀況的“性惡論”，把人性說成是先天就有追名逐利的私心，也是一種抽象的人性論，是離開人的階級性來抽象地談人性。
毛主席說：“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
毛主席這個論斷是對人性問題的唯一正確的回答。荀況由于他所處的階級地位和時代條件的限制，不可能對人性問題作出科學的階級的分析。
他實際上是要反對奴隸主階級的人性，而主張新興地主階級的人性。所以，荀況的“性惡論”在當時起了進步作用；但也有它局限性的一面，這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的。
我們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天論》，既看到了荀況比他的前人有新貢獻的一面，同時也看到《天論》這篇文章還有錯誤和不足的另一面。
荀況看不到人民群眾在整個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看不到新興地主階級同奴隸主階級在天命觀上的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這就是荀況所受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的表現。對于歷史和歷史上的一些進步人物，我們不能采取虛無主義態度，一抹平；更不能不加分析，全盤肯定，一口吞。
毛主席指出：“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
我們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重新研究全部歷史，把被反動階級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注意總結歷史經驗，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
我們深切地體會到：沒有黨的領導，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我們幾個普通工人去研究《天論》是不可能的。黨和群眾給了我們非常大的鼓勵，使我們增添了無窮的勇氣和力量。我們一定努力攻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這個銳利的思想武器，為用馬克思主義占領哲學、歷史、教育、文化、藝術、法律等上層建筑各個領域，貢獻我們的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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