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共（布）黨內的路線斗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兩條路線斗爭是息息相關，緊密相連的。托派分子在聯共（布）黨內遭到失敗時，他們又在其他各國托派的策應下，力圖把斗爭轉移到其他共產黨內。
于是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斗爭，很快就變成為國際范圍內的路線斗爭。當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馬列主義同托洛茨基主義的斗爭主要圍繞著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國勝利的問題。托派以其反革命的“不斷革命”論來反對列寧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國勝利的理論。
第二，關于工人運動的策略問題。托派否認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相對穩定的事實，反對實行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
第三，關于殖民地革命運動的問題。托派否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質，反對在一定條件下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暫時的聯盟，硬要給民族解放運動涂上共產主義色彩。
第四，關于黨的建設問題。托派口頭上叫喊“黨的統一”實際上破壞黨的統一和紀律，進行分裂黨的派別活動，要求黨內有派別活動的自由，并企圖成立第二黨。
在這些問題上，托派的主張只能使革命隊伍的思想混亂，組織渙散，事業失敗，他們的主張都是為著破壞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各國共產黨與托派分子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并擊潰了他們的進攻。
德國的托派集團是托洛茨基在國外的最有力的支柱，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馬斯洛夫和路特·費舍。他們的主要托派觀點是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工會，反對黨在革命暫時低潮時期，利用工會進行爭取教育群眾的工作。他們認為群眾是被動消極的，是不可能爭取的。
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批判了這種機會主義路線，共產國際“五大”在《策略問題》的決議里批判這個托派集團時指出：“主張共產黨人退出工會的運動，本身包含著對共產國際的極大的危險，對那種想使共產黨人退出工會，從而有利于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的傾向，如果共產國際不一再給以堅決回擊，我們就永遠不能建立起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共產國際文件匯編》）
經過激烈的斗爭，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德國共產黨把馬斯洛夫——路特·費舍集團成員開除出德共中央委員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全會上，進一步決定把馬斯洛夫和路特·費舍等人開除出德國共產黨。
法國共產黨內托派的代表人物是鮑里斯·蘇瓦林。他當時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他自托洛茨基開始向黨進攻時起，就一直站在托派一邊，反對聯共（布）黨對托洛茨基的斗爭。
他在法共內部大搞分裂活動，糾集黨內右翼分子支持俄國托派和德國布蘭德勒右翼集團；贊成并支持英國工黨政府。法國共產黨與他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并向共產國際“五大”提出開除蘇瓦林的要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全會決定把蘇瓦林開除出共產國際。
托派在美國的代表人物是管姆斯·坎農。在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時，托洛茨基已成為一個反革命罪犯而被流放了。托洛茨基向大會呼吁，要求大會撤銷聯共（布）和蘇聯政府對他的處置，大會嚴正地駁斥了這一無理要求。但是托洛茨基的無理要求卻受到了美共代表坎農的支持。
坎農回國以后立即糾集一部分人進行托派宣傳，他們公開反對共產國際的路線，反對聯共（布）黨，主張退出現有的工會和放棄統一戰線，并在黨內大搞宗派活動。畢特爾曼、福斯特等人發覺這種情況之后，就對坎農等托派分子進行揭發，并把他們清除出黨。
托洛茨基在其反革命的活動中曾經多次吹噓他的“不斷革命”論對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妄圖把它強加于中國革命。斯大林和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問題上與托派分子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徹底批判了他們的反動謬論，捍衛了列寧主義捍衛了中國革命。
托洛茨基認為：“在中國，從一九一一年以來，已經沒有君主政體，獨立的地主階級也不存在了，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掌握著政權，而農奴制已經同資產階級剝削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了”，因此“土地問題所占的比重”是無足輕重的，無需經過民主革命階段（見《<不斷革命>論》）。
這就是說，在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畢其功于一役。因此，中國的革命一開始就要走向無產階級專政。
斯大林批判了這種謬論，他指出：“托洛茨基的基本錯誤在于他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意義和性質。”（《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9頁）
“反對派糊涂到這樣的地步，現在竟否認中國革命發展有任何階段。”（《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頁）
斯大林明確地指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托洛茨基胡說：“中國革命具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受阻于中國關稅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1——262頁）
在托洛茨基看來，中國封建殘余是想象出來的，不是完全沒有，就是微乎其微，沒有什么重大意義，只配放在引號里，所以中國革命的主要東西不是土地革命，而是爭取關稅革命。這就是說中國革命只有微不足道的反帝任務，沒有反封建任務。
斯大林舉了大量的生動的事實駁斥了托洛茨基的無恥讕言。他進一步指出：托洛茨基的基本錯誤“在于低估了中國的士地革命，不懂得這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否認中國千百萬人所參加的土地運動的前提，低估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4頁）
托派分子還反對中國共產黨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托洛茨基說：“中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相互敵對，就一般可能講將要比俄國當時為更不可能調和之狀況。”（見《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
托派分子斷言：在中國，與民族資產階級成立暫時的協議和聯盟，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是不能容許的。
斯大林指出：“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就在于他們把俄國這個壓迫其他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和中國這個被壓迫的、不得不反對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混為一談。”（《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2頁）
反對派不了解這一點，是因為他們背棄了列寧主義的革命策略。
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托派分子和陳獨秀等相結合，建立了托陳取消派。他們頑固地站在托洛茨基主義立場上，鼓吹取消主義。
他們胡說，蔣介石反革命政權的建立標志著“資產階級得到了勝利”，封建勢力已經“變成殘余之殘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無產階級必須等到將來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以后，再去搞所謂社會主義革命。
毛主席痛斥了托派分子的這種謬論。毛主席指出：“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46頁）
針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毛主席進一步指出：“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于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毛澤東選集》第254頁）
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批判擊中了托洛茨基及其在中國的追隨者的要害，粉碎了他們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中國托派失敗之后，就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成為他們的反革命工具。
在“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托派接受托洛茨基的“不阻遏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本侵略者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動，完全成為可恥的漢奸和帝國主義反動派的走狗。
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后，仍死心塌地堅持反共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立場。為此，于一九二九年被驅逐出蘇聯，一九三二年被取消蘇聯公民權。
一九三六年，托洛茨基一伙的反黨叛國陰謀被徹底揭露，查明：托洛茨基早就伙同布哈林等勾結社會上階級敵人陰謀暗害列寧，里通外國，出賣情報，干了大量兇殺、破壞的罪惡勾當；被開除出黨后，他和季諾維也夫勾結其他反黨力量，組織了所謂“列寧格勒總部”、“莫斯科總部”等暗殺集團，妄圖發動反革命政變，進行反革命奪權。
但是蘇聯人民在斯大林領導之下終于徹底粉碎了他們的罪惡陰謀。一九三六年托洛茨基被蘇聯法庭通緝拿辦。季諾維也夫被判處死刑。
一九三八年九月，托洛茨基糾集了歐美一些國家的托派分子于巴黎拼湊成立了一個與共產國際相對抗的反革命組織——“第四國際”（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并通過了主要是由托洛茨基本人起草的“過渡綱領”。
一九四〇年托洛茨基死后，“第四國際”仍然殘存到今日。它自稱在三十多個國家設立了自己的“支部”，但是實際上這些所謂“支部”只是由一小撮托派分子組成，沒有什么群眾基礎，在本國政治中起不了什么作用。
而且，各國托派齟齬不和，處于四分五裂狀態；他們對當前重大國際問題的觀點也不完全一致。但是他們都是繼承托洛茨基的衣缽，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套反革命理論，鼓吹“世界革命”，抽象地“反對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和世界帝國主義”，仇視各國的馬列主義共產黨。
特別是蘇共十大和二十二大以來，他們利用赫魯曉夫掀起的反斯大林運動，大肆活動，極力為托洛茨基翻案，惡毒詆毀斯大林，攻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些新老叛徒互相利用、狼狽為奸，這只能更加暴露他們的反動本質，進一步擦亮全世界馬列主義者和革命人民的眼睛。
列寧、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斗爭，是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后，布爾什維克黨內第一次大的路線斗爭，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第一次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發生的大的路線斗爭。這次路線斗爭充分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并不是階級斗爭的結束，而是階級斗爭在新形式下的繼續。
說明當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粉碎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叛亂之后，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又企圖通過自己的代理人對蘇維埃政權進行和平瓦解。
說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除了老資產階級之外還不斷產生新的資產階級，而篡奪了黨和國家部分權力的托洛茨基，正是適應著帝國主義和新老資產階級的需要，來蓄意破壞布爾什維克黨，惡毒攻擊列寧和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的，其罪惡目的則是妄圖顛覆蘇維埃政權，復辟資本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們今天學習列寧、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斗爭歷史，深入批判托洛茨基主義，是為了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
學好列寧、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斗爭史，對于提高我們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尤其對于我們深刻理解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從而更自覺地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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