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反黨集團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陰謀后，接著又投入了反對布哈林主義的斗爭。
布哈林是隱藏在聯共（布）黨內和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領導核心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反革命投降派。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許多關鍵時刻，他總是站在機會主義立場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年中，布哈林散播了大量的修正主義言論，形成了布哈林主義；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布哈林主義便成為聯共（布）和第三國際的主要危險。
布哈林繼承考茨基的反動衣缽，采用折中主義手法，否認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大肆鼓吹富農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竭力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以此反對聯共（布）關于消滅富農、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
其要害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妄圖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布哈林還大肆販賣“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宣揚帝國主義各國內部已經消滅了競爭，生產無政府狀態和經濟危機。這實際上是考茨基“超帝國主義”論的翻版，其要害是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
布哈林主義代表著帝國主義和蘇聯國內的新老資產階級妄圖顛覆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要求，也反映了國際資產階級妄圖瓦解工人運動、以維護其反動統治的強烈愿望。
布哈林是蘇聯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兇惡敵人。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后曾多次批判了布哈林的修正主義觀點和路線，當布哈林主義成為聯共（布）和第二國際的主要危險后，以斯大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同布哈林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徹底粉碎了布哈林反黨集團，清算了布哈林主義，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捍衛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反對布哈林主義的勝利，進一步鞏固了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加速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使蘇聯由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在不很長的時間內一躍而成為工農業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強國，為后來的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打下了牢固基礎。反對布哈林主義的勝利，也進一步鞏固了第三國際，純潔了黨的隊伍，推動了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國際形勢迅速變化，資本主義在渡過了暫時局部的穩定期之后，又面臨著一場新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全世界的工人運動逐步由低潮走向高潮。各國共產黨的影響越來越大，蘇聯在國際上的威望日益增高。
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國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日趨深化。隨著這些矛盾的深化，帝國主義為鎮壓各國的工人運動，削弱共產黨的影響，鞏固其反動統治，發出了一片反蘇叫囂。
他們妄想孤立蘇聯，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各國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則同他們里應外合，密切配合，掀起了反蘇反共的大合唱。
在此期間，蘇聯國內的階級斗爭形勢也發生新的變化。一九二七年，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黨中央粉碎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反黨聯盟，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實行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已經取得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成就，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正在迅速向前發展。
但是農業生產的發展與工業生產相比，出現了不相適應的狀況，特別是糧食的生產處于十分落后的狀態。造成農業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業基礎是分散的落后的小農經濟，而富農在農村的破壞活動又加深了這種矛盾。
很明顯，不改變農業的落后面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不能前進。因此，在一九二七年底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決定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把農業集體化作為黨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同時決定加強對富農的進攻，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
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發展，引起了社會上各種反動勢力的瘋狂反抗。在農村，富農拒絕出賣糧食給國家，破壞生產，減少播種面積，暗殺集體農民和農村中黨、政工作干部，放火燒毀集體農莊和國家谷倉。在工業部門，資產階級分子的反動上層，也積極從事被壞和暗害活動。在機關中，暗藏的階級敵人和蛻化變質分子，對蘇維埃的各種革命措施實行怠工甚至進行破壞活動。蘇聯國內的階級斗爭又在迅速激化。
國際國內復雜尖銳的階級斗爭必然要在共產黨內部反映出來，布哈林反黨集團的出現，就是這種斗爭在黨內的反映。布哈林反黨集團的出現，在國內反映著富農和一切垂死階級的反抗，在國際上則反映了帝國主義妄圖顛覆和破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愿望。
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布哈林（一八八——一九三八年），是聯共（布）黨內和第三國際組織內的右傾機會主義頭子，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兇惡敵人，是一個典型的反革命兩面派、陰謀家、野心家、叛徒、賣國賊、投降派。
布哈林生于莫斯科的一個數學教師的家庭，早年就學于莫斯科大學，一九〇六年混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
一九一一年他從流放地逃赴歐洲。
一九一二年他與列寧認識后，參與了布爾什維克黨《真理報》的編輯工作。
一九一六年布哈林在紐約參加俄文報《新世界》編輯部工作。
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勝利后，他從美國回國，先后竊取了聯共（布）中央委員（一九一七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二三年起）、《真理報》主編（十月革命后開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一九年起）和主席（一九二六年起）等要職。
布哈林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布哈林“政治上極不堅定”（《給亞·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六年三月，《列寧全集》第35卷第200頁）。
他以理論家自稱，但“他的理論觀點是否可以看做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還大可懷疑”，“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而且我認為他從來沒有完全懂得辯證法”（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62頁）
長期以來，布哈林一直歪曲和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并逐漸形成了布哈林主義，形成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十月革命以前，布哈林的機會主義觀點集中到一點，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一九一五年二月，在瑞士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國外支部代表會議上，布哈林拋出了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提綱，即所謂《關于無產階級的任務和策略的提綱》。
在提綱中布哈林表面上贊成列寧關于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但又鼓吹用“爭取和平”的口號來補充“國內戰爭”的口號，而且反對列寧提出的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使本國政府失敗的主張，胡說這會使黨脫離群眾。
布哈林的這些謬論，實質上是反對無產階級利用帝國主義戰爭來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在這個提綱中，布哈林還否認俄國有進行民主革命的必要，他胡說在帝國主義時代，談不到進行什么民主革命，他認為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不相容，反對列寧關于在俄國必須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后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以此破壞俄國革命。列寧痛斥布哈林的這個提綱是一個“荒謬絕倫；無恥之極；半無政府主義”（《給亞·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六年三月，《列寧全集》第35卷第200頁）的提綱。
一九一六年，布哈林在《青年國際》上拋出了一篇關于國家理論的文章。他否認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提出無產階級政黨“需要著重指出它在原則上敵視國家的態度”，在這里，布哈林鼓吹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敵視任何國家，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內。
列寧在當時寫的《青年國際》一文中對布哈林的謬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列寧說，“無政府主義者想‘取消’國家，把它‘炸毀’”，而布哈林卻“錯誤地把這種觀點加在社會主義者身上了（《列寧全集》第23卷第166頁）。
列寧還揭露布哈林歪曲恩格斯的話，鼓吹資產階級被剝奪以后，國家就會“消亡”。布哈林的這些修正主義國家理論的要害是反對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建立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俄國二月革命后，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布哈林又跳出來反對列寧關于俄國應立即從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和通過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革命路線，他胡說帝國主義資產者已經同農民結成了聯盟，農民不會跟著無產階級走。他認為農民得到土地后就心滿意足了，第二階段的革命，只能是在西歐的支持下，實行沒有農民參加的無產階級革命。
斯大林在會上駁斥了這種謬論，指出布哈林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對農民缺乏階級分析，沒有看到：雖然富裕農民同資產階級結成了聯盟，但貧苦農民是會跟著無產階級走的。布哈林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否認工農聯盟，同托洛茨基的觀點完全一樣，要害是反對在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列寧關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勝利的學說。
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機會主義觀點和路線集中到一點，就是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一九一八年初，列寧從保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出發，決定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德帝國主義面前實行暫時退卻，與其簽訂和約，那怕是接受苛刻的議和條件，以爭取一個暫息時機，恢復國民經濟，建立革命軍隊，準備粉碎帝國主義的侵略。
當時，布哈林伙同拉狄克、皮達可夫等人組織了一個名為“左派共產主義者”的反黨宗派集團，他們同托洛茨基緊密配合，瘋狂反對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鼓吹繼續同德國作戰，他們惡毒污蔑列寧的主張是“和帝國主義勾結”。
列寧尖銳地指出：“誰要反對立刻簽訂即使極端苛刻的和約，誰就是在斷送蘇維埃政權”（《和平還是戰爭？》，《列寧全集》第27卷第25頁）。布哈林一伙的罪惡目的正是妄圖借德帝國主義之手扼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在俄國復辟資本主義。
布哈林一伙在反對列寧關于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同時還針對列寧的主張，反對引導人民群眾認識資產階級法權并抵制其腐化作用，以便任其泛濫，從而實現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
十月革命后，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根據巴黎公社的原則，改革了工資制度，把高額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的工資水平。但為了利用資產階級專家的技術，一九一八年春對他們實行了高薪。
列寧認為“這個辦法是一種妥協，是離開巴黎公社和任何無產階級政權的原則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選集》第3卷第502頁），并且強調要警惕這種“高額薪金的腐化作用”會“影響到蘇維埃政權”、“影響到工人群眾”（《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選集》第3卷第503-504頁）。
布哈林一伙卻竭力否認這一點，他們胡說給資產階級專家高薪“看不出這里有任何違背原則的地方”轉引自《列寧選集》第3卷第548頁）
列寧指出：“如果對群眾隱瞞這一點，那我們就是墮落到了資產階級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騙群眾”（《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選集》第3第502——503頁）。
列寧的話正好擊中了布哈林一伙的要害。他們力圖隱瞞這一點，正說明他們是一伙資產階級政客，他們妄圖通過擴大資產階級法權，達到他們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
一九一九年三月，布哈林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發言時，就公開叫賣“唯生產力”論，胡說什么“當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時候，我們就需要考慮種白菜，否則我們要餓死。問題就是這樣擺著……。”（見《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一九一九年，當蘇維埃俄國正同帝國主義策動的十四國武裝干涉進行著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時，布哈林卻在《共產主義入門》一書中，竭力宣揚“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將不經過任何革命而轉入共產主義”，妄圖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為復辟資本主義制造輿論。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別有用心地挑起工會問題的爭論，他打著“組織生產”的旗號（見《論工會的作用和任務》），主張在工會工作中采用強制的軍事命令手段來對待工人群眾，妄圖制造黨與工人群眾的對立，動搖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基礎。
托洛茨基在組織上還進行宗派分裂活動。列寧和俄共（布）中央同托洛茨基展開了堅決的斗爭，狠批了他的種種謬論。這時，布哈林卻拼湊了一個所謂“緩沖”集團，他打著“公正”的招牌，在一九二一年一月發表了題為《論工會的任務與結構》的反動綱領，他采用折中主義的手法，幫助托洛茨基反對列寧。
布哈林說什么列寧是從“政治上”看問題，托洛茨基則是從“經濟上”看問題，似乎雙方各有道理，各有片面性，以抹煞兩條路線的根本分歧。
列寧嚴厲駁斥了布哈林的拆中主義謬論，深刻指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全部問題就在于（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也只能在于）：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4卷第441、442頁）。
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布哈林“不過是最惡劣、最有害的派別活動的幫手”（《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4卷第428頁）。
這個所謂“緩沖”集團不久就公開轉到托洛茨基的立場，他們聯合提出了一個《工會的作用和任務（草案）》，反對列寧，反對黨的路線，其目的也是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一九二一年，布哈林發表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一書全面歪曲和篡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大肆販賣“階級合作”論和“唯生產力”論。這是他在以后的年代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路線，并繼續叫賣“唯生產力”論，胡謅“階級斗爭熄滅”論和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從一九二二年起，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間，布哈林大搞政治投機，他表面上站在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一邊反對托洛茨基，實際上卻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幌子下，瘋狂地兜售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謬論，逐步形成布哈林主義。
布哈林主義的核心，在國內方面，就是推行布哈林所捏造并大加宣揚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資本主義和城鄉資產階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熄滅”論。
如果說托洛茨基否認貧農、中農與富農的區別，一概否認農民能夠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并主張革農民的命；布哈林則是否認富農與貧農的本質區別，宣揚富農能夠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布哈林《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關于綱領問題的報告》中，第一次公開提出了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觀點。
他說：“我們和修正主義者的分歧”不在于主張還是反對資本主義“長入社會主義”的問題，而“在于什么時候長入的問題”。“修正主義者……斷言這種長入的過程在資本主義內部就開始了。而我們認定它只有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以后才開始”。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布哈林在共產主義學院作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的報告中，歪曲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進一步提出所謂“工人革命勝利之后長入社會主義的學說”。他胡說什么“一般說來，‘長入社會主義’這一術語是我們十分仇視的術語”，但是到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后“就開始了真正的長入社會主義”。
一九二五年，布哈林發表《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這一黑書，更加露骨地宣揚“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熄滅”論等謬論。
他說：“我國基本的農民合作社組織網將由一些不是富農式的而是‘勞動’式的合作社細胞構成，這些細胞將長入我們的全部國家機關的體系中去，因而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單一鏈條中的環節。另一方面，富農的合作社窩巢也會同樣經過銀行等等長入這個體系中去，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異類，例如象租讓企業那樣。”
同年四月，布哈在聯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所作題為《論新經濟政策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進一步鼓吹發展富農經濟，鼓吹雇工自由、貿易自由和物質刺激等謬論，攻擊黨“在農村采取不正確的經濟戰略”，“過分熱衷于壓制富裕農民”。他叫嚷“必須取消對富裕農民……的許多限制”，并提出“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的修正主義口號。
布哈林還鼓吹：“我們要不斷關心農民作為小私有者即小業主的利益。這絲毫不用害怕，因為，歸根到底，農民由于自己經濟的發展，將會使自己本身和他的經濟變成我們全社會主義體系的一個小部分，正如同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會長入資本主義關系的體系一樣。”
一九二七年底，聯共（布）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定在農村實現農業集體化并加強對富農的進攻以后，布哈林這伙富農和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便再也忍耐不住了。
布哈林伙同李可夫（當時竊據政治局委員、人民委員會主席等要職）、托姆斯基（政治局委員、工會負責人）等組成了新的反黨集團，向黨發起猖狂進攻，妄圖改變十五大確定的政治路線，推翻以斯大林為首的黨中央，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這樣，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布哈林反黨集團的斗爭，便成為繼反對托洛茨基反黨集團之后的又一次復辟與反復辟的嚴重斗爭。
這場斗爭，不僅關系到蘇聯黨和國家的命運，而且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必須徹底批判布哈林主義，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徹底粉碎布哈林反黨集團，把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繼續推向前進，保衛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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