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時代一位比較進步的地主階級政治家。長期以來，他一直是自命孔門正統的道學家們的眼中釘。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清代蔡上翔寫的《王荊公年譜考略》（以下簡稱《考略》）。
這是一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辯護的著作。它駁斥了宋朝以來道學家對王安石的攻擊，為研究王安石變法過程中的儒法論戰，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儒家思想的反動性和儒、法兩種思想斗爭的歷史演變過程，吸取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
一
在我國封建社會中，自從董仲舒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在經過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步演變成為地主階級的正統思想。
法家主張地主階級專政的思想實際上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但作為一個宣揚革新、反對復古、尖銳地批判孔學的學派，卻長期處于被封建統治者咒罵、排斥的地位。
法家學派從漢代以后雖日趨消沉，但實際上地主階級中一些主張搞革新的政治家，如桑弘羊、曹操、柳宗元、王安石等人，往往從提倡變革的先秦法家學派中去尋找思想武器。
因此，漢代以后封建統治階級內部革新和守舊的斗爭，在思想領域里往往以儒法斗爭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宋代，它直接反映為“荊公新學”和反動理學的對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所謂“荊公新學”，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后，為了替推行新法制造理論根據，吸收法家思想而創立的一個新學派。
有進步必有反動。站在王安石對立面的，是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地主階級頑固派。這一政治派別的思想代表程顥、程頤在反對新學的斗爭中，發展了反動的孔學，形成了極端唯心主義的理學即道學。這場新學與理學的斗爭，實質上是封建社會中長期進行的儒法斗爭的繼續。
北宋的大地主階級頑固派，都是極端的尊儒反法派。他們把同王安石的斗爭，看成是一場捍衛孔孟道統的斗爭。《考略》指出，頑固派異口同聲地攻擊王安石“挾管（仲）商（鞅）之術”，是少正卯那樣的革新派。
道學家程顥兄弟首先跳出來攻擊新學，驚呼“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按：王安石字介甫），“壞了后生學者”，表示要同它拼命。
司馬光的嘍羅呂誨攻擊王安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辨，行偽而堅”。
范純仁大罵王安石“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
南宋以后，道學家朱熹等人更是殺氣騰騰地叫嚷王安石“學本出于刑名度數”（意指王安石的學問都是以法家的理論為出發點的），如果落在孔子手里，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誅”。
這些孔門之徒口頭上仁義道德，骨子里是要殘酷無情地鎮壓勞動人民和本階級內部的革新派的。
地主階級頑固派以保衛孔子自居，斥責王安石的新學崇尚法家思想，是違背儒家正統的異端邪說，從反面說出了事物的真相。王安石在當時確實是一位有尊法反儒傾向的人物。
變法期間，他把“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代之以自己撰述的《三經新義》、《字說》等著作，用來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
頑固派罵他是商鞅，他針鋒相對地回答：“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嘲笑漢儒的煩瑣哲學是坑害人的“無補之學”，罵他們是區區修補，百孔千瘡。至于對那些“據經泥古”的儒生，則抱著極其蔑視的態度指出：“后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象的變異不值得害怕，舊的傳統不能作為依據，流言蜚語用不著去顧慮”）這三句話，和孔子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對天命要畏敬，對王公大人要畏敬，對圣人的言論要畏敬”）直接相對立。
這一下，在當時死水一潭的思想界掀起了軒然大波，遭到了死守儒家反動傳統的大地主階級頑固派的堅決反對。司馬光竭力強調“天不變，道亦不變”，一再叫囂“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文彥博也跟著喊叫：“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
王安石則站在中小地主階級的立場上，針鋒相對地提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是如此。”他在《兼并》詩中憤慨指出：“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頑固守舊的俗儒是大地主兼并勢力的走狗，是變法的兇惡敵人。
思想上兩條路線的斗爭，從來是政治上兩條路線的斗爭的反映。環繞著王安石變法而展開的這場儒法斗爭，歸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和大地主階級之間兼并與反兼并的斗爭。
宋代在變法開始前，一小撮大地主霸占了全國十分之七以上的土地，廣大農民日益赤貧化，自耕農以及中小地主大批破產，造成了“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于溝壑”的嚴重局面。
這種狀況既促進了社會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又進一步縮小了賦稅的來源，引起了封建國家的財政危機。因此，王安石一上臺，就提出了反兼并的理財措施，力圖調整地主階級內部對地租剝削的分配比例。
他一再說：“理財為方今先急”；“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辦法呢？“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他特別推崇漢朝著名法家桑弘羊堅持推行的“建本抑末”、“絕并兼之路”的法家經濟政策，認為“摧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后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這就是要用法家學派的經濟思想來重新調整權力和財產。
他的第一個重大措施，就是建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大地主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因而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大地主頑固派的瘋狂破壞。他們口口聲聲攻擊王安石變法“用賤陵貴，以邪妨正”，“奪富民之利”，使“上戶”“年年出錢，無有休息”。
當時司馬光身居洛陽，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親自指揮頑固派的搗亂活動，發誓要推翻新法。蘇軾、蘇轍兄弟之流，則是典型的投機派。他們有一套適應形勢的兩面派的手法，他們原來是恪信儒家信條的孔孟之徒，但在變法輿論高漲期間，也大唱起“常患法之不變”的調頭。等到逆流一來，他們就馬上把臉一變，落井下石，攻擊王安石“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使老百姓只知道財利而不懂得仁義，只看到刑罰而看不到道德”）。
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的社會基礎是很狹隘的。他們提出抑制兼并，目的是為了緩和地主階級的內部矛盾，穩定中小地主階級的社會地位。它并不可能改善貧苦農民受剝削受壓迫的處境，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
在變法派內部，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真正態度堅決的只是極少數。其中有的人根本就是投機分子。有個叫鄧綰的，就是為了過官癮而附和變法的，當別人斥責他時，他說：“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
宋朝的社會危機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決定的。王安石由于其地主階級的局限性，幻想在不根本觸動封建制度的基礎上，作些修修補補，走改良的道路，這只能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他的法家思想也是不徹底的，因而不能從根本上擺脫儒家思想的束縛。
至于王安石的變法實踐則比他的理論更要軟弱，時停時續，時松時緊，從來也沒有被認真實行過。后來，頑固派司馬光上臺執政，推翻了一切變法措施，竭力鼓吹儒家的反動理論，加速了宋王朝的滅亡。
反動的道學家們企圖把北宋封建王朝滅亡的原因歸罪于王安石變法，說什么“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事實上，北宋王朝的滅亡，正如蔡上翔《考略》中所指出的，完全是“茍且因循不振之故”（“茍且偷生、因循守舊而不知奮發圖強的原因”）。
換句話說，北宋的覆亡恰恰是由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地主頑固派的反動守舊的路線造成的，是理學家們造成的。魯迅說得對：“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系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老調子已經唱完》）
二
要正確認識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根源和蔡上翔在《考略》中為王安石辯誣的意義，還必須進一步考察中國封建社會中儒法論爭的全過程。
秦代以后，地主階級的歷代統治，是建立在對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專政的基礎上的。他們采用了法家學說中主張中央集權制的地主階級專政的一面，可是卻十分嫉視法家學說中提倡變革的一面。因此，整個封建社會中儒法斗爭的趨勢，是儒家學派越來越占據統治地位，而法家學派卻越來越受排斥和咒罵。
秦始皇是公開提倡法家思想的，“焚書坑儒”就是對先秦儒法斗爭的一次革命性總結。在漢代，漢武帝雖然接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把孔學封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但實際情況正如漢宣帝所說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孔子在思想界至高無上地位的確立，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同地主階級在政治上逐步向反面轉化為反動派的過程一致的。漢武帝以后，孔子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還不是那么高不可攀，歷代都有人對他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
桑弘羊就痛罵孔子是一個反動政客，直率地斥責孔子和他的學生“不耕而學，亂乃愈滋”。
東漢的桓譚“非圣無法”，對待孔子也有點不太尊敬。
王充則專門寫了《問孔篇》，揭露孔子的說教“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后多相伐”，直言不諱地說：“伐孔子之說，何逆于理？”
西晉的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結果為了這樁罪名而丟了腦袋，可見這時的孔圣人已經是不能隨便得罪的了。
到了唐代，孔子被抬上了“文宣王”的寶座，連唐玄宗這個風流皇帝也哼起了“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的調子。但就在這時，用大不敬的態度直呼孔老二名字的也還大有人在。李白自稱是“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對孔圣人有點油腔滑調，很不禮貌。
直到唐代后期，韓愈大談特談孔孟的“道統”，說什么“曾經圣人手，議論安敢到”，孔子才開始被看作神圣不可觸犯的偶像。但就是韓愈這個鐵桿尊孔分子，有時也還難免要與孔圣人開個小玩笑。《石鼓歌》中的“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就是在諷刺孔子不到秦國，是抓了芝麻，丟了西瓜。
宋代以后，隨著封建社會的逐步向后期過渡，這種情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其轉折點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清代李慈銘說：“自宋王安石變法，馴致大亂，后世以為大戒。少有更張，則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為循默，不敢少出意見”。
李慈銘的立場是反動的，但他認為自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后，封建社會越來越趨于凝固和僵化，這個意見卻是不錯的。蔡上翔在《考略》中就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
隨著封建社會的沒落，地主階級一天天走向下坡路，孔子的地位也被封建統治者越抬越高。在這個過程中，反動的程朱理學由于繼承和發展了孔學的反動思想，在大地主階級的支持下，成了封建社會后期的反動統治思想。
這些道學家們為了維護孔孟之道，到處散布流言蜚語，不擇手段地對王安石及其新學進行攻擊和歪曲，正如《考略》所指出的，“種種陰謀詭秘，有同鬼蜮”。《考略》揭露了《辨奸論》是南宋道學家邵伯溫冒名蘇洵所寫成的一篇造謠作品，它胡謅一通“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的鬼話，目的是為了攻擊王安石是“陰賊險狠，與人異趣”的大奸大惡。
這個邵伯溫還捏造說，他的老子邵雍在洛陽天津橋上聽到杜鵑的啼聲，就預見到政治將發生變亂，十年之后，果然發生了王安石變法。這完全是在胡說八道。早在清代初年，李紱就已指出：《辨奸論》“無端造謗”，“誣枉而失實”。蔡上翔更進一步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
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編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錄》，把以前攻擊王安石的一切反動言論統統收集了起來，流毒極深。蔡上翔指出：“安石得謗于天下后世，固結而不可解者，尤莫甚于《言行錄》。”
自從這部書問世以來，王安石受到了更惡毒的謾罵和污蔑。有人甚至捏造說，閻羅王新造了一個“變古獄”，又說地獄中有個“被械白須”的人，“乃王安石介甫”。
明代有個叫周德恭的反動理學家竟大罵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到了清代，錢大昕咬牙切齒地攻擊王安石“得罪于名教”，是“狂惑喪心之大惡”。這種極端嫉視和害怕任何改革的心理，說明封建社會已經走向衰落和崩潰了。
在地主階級逐步由真老虎變為紙老虎的過程中，尊法反儒思潮的總趨勢只能是一浪低于一浪。從春秋戰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儒法論爭表現為法家節節勝利和儒家步步敗退。
在西漢前期，儒法兩派在思想界也還保持著“兩刃相割，利鈍乃知”的對壘局面。漢昭帝時的鹽鐵會議，是一場儒法的大論戰，斗爭的結果是法家桑弘羊的失敗和遇害。此后，法家作為一個獨立的學派是被鎮壓下去了，但法家思想中的許多內容卻繼續被地主階級中的進步思想家所接受。
這時的儒法論爭，主要表現為披著儒家外衣的法家學派和正統的儒家學派的斗爭。王安石是有法家傾向的，但已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是法家；他批判了孔子的反動論點，但不敢指名道姓批判孔子。在他以后，不少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學的形式下沖擊了孔孟之道，但卻往往又抬出了孔子來作為護法神，竭力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孔子之徒。
黃宗羲反程朱，不反孔孟，還借用儒家的“三代之法”來反對“一家之法”的專制統治。戴震襲用了王安石的經注形式對理學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他們都不敢公開打出法家的旗號，也不敢公開批判孔子。
其中有些人反對了程朱理學的客觀唯心主義，卻又陷入了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之中。清代乾嘉學派中的不少人剛跳出了宋代理學的圈子，又陷進了漢儒煩瑣考據的泥坑。蔡上翔同樣也不例外。他在《考略》一書中肯定了王安石變法，同時卻又想竭力證明王安石的思想是合乎“真孔孟之道”的。上述事實說明，隨著封建社會的日趨沒落，地主階級中的尊法反儒思潮也已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們回顧封建社會儒法斗爭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國代表著最反動最黑暗的政治勢力的利益。他們尊儒是為了維護或復辟其反動統治，反法是為了反對進步的階級或政治集團。
因此，我們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揭露歷史上儒法斗爭的實質，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動思潮。我們肯定法家在歷史上的進步性，批判儒家的反動性，目的“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