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人民日報》1975年1月30日第6版。
在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統治下的蘇聯，廣大勞動人民遭受殘酷的剝削，生活困苦。他們對勃列日涅夫集團的不滿和反抗正日益加強。
在蘇修叛徒集團篡奪蘇聯黨政大權以后，蘇聯國家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變成了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
在列寧、斯大林領導的時期，蘇聯的國民收入，包括用于積累和用于消費的部分，都是屬于人民的，是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
而在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操縱了國家的經濟命脈的今天，蘇聯國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來加強法西斯統治，搞擴軍備戰，供一小撮人窮奢極欲的生活以及為他們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擴大追加資本。
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今日蘇聯企業盈利的本質，同沙俄和其它帝國主義國家是完全相同的。而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對蘇聯勞動人民的剝削程度又遠遠超過了沙俄資本家。
據統計，一九○八年，俄國工業部門的剝削率約為百分之百，而一九七三年，蘇聯工業部門中的剝削率竟高達百分之二百左右。
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為了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不斷加強工人的勞動強度。勃列日涅夫一九七二年三月在蘇聯工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宣稱，蘇聯工人必須“堅持不懈和緊張地勞動”。近年來，蘇修為了提高工人勞動強度，在工業部門中大搞所謂“科學組織勞動”的措施，并推廣所謂“謝基諾經驗”等。
所謂“科學組織勞動”的內容，正象列寧當年揭露資本家為加緊剝削工人而推行的“科學制度”時所指出的：“用一切科學辦法榨取血汗”，“以三倍于原先的速度榨取雇傭奴隸一點一滴的神經和筋肉的能力”。
蘇聯《社會主義勞動》雜志介紹了一項“科學組織勞動”的措施：蘇修當局把工人在生產時手的動作拍攝成電影，找出“手的動作停歇的次數”，然后制定“工人手的動作圖表”，使工人的手一秒鐘也不休息地緊張地動作，從而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生產更多的產品。
這家雜志透露，僅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期間在工業部門就實現了一百多萬項“科學組織勞動”的措施，使蘇修當局“節約”了大量的“工資基金”。在用這些所謂“科學”辦法榨取血汗的制度下，大量工人身心健康受到損害，工傷事故大大增加。
所謂“謝基諾經驗”，就是謝基諾化學聯合企業通過裁減工人、提高在職工人的勞動強度，以榨取更多剩余價值的經驗。
正如馬克思所深刻揭露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始終不變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預付資本生產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
據蘇聯《勞動報》透露，僅俄羅斯聯邦二百九十二個“按謝基諾人榜樣工作”的企業，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為止就已經裁減了七萬人，其中絕大部分人員被裁減都直接、間接與提高工人勞動強度有關。
由于合并工種、擴大工作范圍、推廣兼職等等，蘇修從一個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價值比過去提高了數倍，而給工人補加的工資卻廖廖無幾。
蘇聯《共產黨人》雜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期透露，阿克薩伊斯克塑料廠“作為物質獎勵發給職工的每一盧布可以收回來十六盧布六十戈比”。
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從蘇聯勞動人民身上榨取大量剩余價值以后，接著還以居民稅的形式，對他們進行又一層剝削。據蘇修自己公布的材料，蘇聯居民稅近十幾年來不斷增加。
一九六○年居民稅總額為五十六億盧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一百六十七億盧布，即增加近兩倍。《一九七三年蘇聯國民經濟統計年鑒》透露，一九七三年，平均每個工人家庭所繳納的居民稅竟相當于每個工人家庭工資收入的百分之十一以上。
列寧指出：“失業后備軍的形成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在一切工業部門中，只要資本主義一滲入，過剩人口就會形成”。
現在，連蘇聯報刊也不得不承認，在蘇聯“有些地區勞動力過剩”，“居民就業已成為問題”。
在庫爾干州“涌現出了大量勞動后備”，這些人由于在本州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到州外去”尋找職業。
在今天的蘇聯，由于企業領導人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工人不堪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而被迫“自愿離職”，形成了嚴重的工人流動現象。工人在流動期間，實際上處于失業狀態。
據蘇聯《社會主義勞動》雜志一九七三年報道，一九七二年工業部門流動的職工占工業職工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即近六百五十萬人。按每個職工每流動一次等于二十八天不工作計算，就相當于七十八萬人全年沒有工作。如果再把建筑業和其他部門職工流動數字加以統計，則情況更嚴重得多。
在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下，蘇聯勞動人民生活陷于嚴重的困難之中。蘇修頭目和報刊都不得不承認，蘇聯今天存在著相當大數量的“經濟困難家庭”。
所謂“經濟困難家庭”，據蘇聯《社會主義勞動》雜志的解釋，就是按人口平均收入比“保證最低標準物質生活”所必需的水平還要低的家庭。
塔斯社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一條消息中透露，這種“經濟困難家庭”“涉及到二千五百萬人”。塔斯社所宣布的數字顯然是大大縮小了的，實際情況還要嚴重得多。
據蘇聯報刊材料計算，在蘇聯城市里，這種“經濟困難家庭”約占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此外，大量“集體農莊”莊員的生活水平比城市低收入職工的生活水平還要低得多。
據蘇修出版物透露的材料計算，蘇聯“集體農莊”中，使用畜力和進行手工勞動的大田勞動者，每月平均收入（包括現金和實物）都遠遠低于蘇修自己宣布的“保證最低標準物質生活”的水平，僅這一部分人就占農莊莊員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單純靠優撫金生活的年老、殘廢和失去贍養的人中，也有幾百萬人所領的優撫金數額遠遠低于蘇修自己規定的“保證最低標準物質生活”所必需的水平。
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給收入低微的蘇聯勞動人民的生活帶來更多的困難。僅據蘇聯歷年《國民經濟統計年鑒》公布的、顯然大大縮小的數字，從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三年，國營商店肉和禽類零售價格上漲百分之二十九，動物油上漲百分之二十八，蔬菜上漲百分之二十三。
這一時期，在莫斯科國營商店里，面粉零售價格上漲了百分之四十八，牛肉上漲了百分之三十三，洋白菜上漲了百分之六十六。還有許多商品變相漲價。
蘇聯《共產黨人》雜志不得不承認，一些企業通過“改變產品樣式”和在某些借口下，“把低價商品提高為高價商品”，影響了“低收入的居民的物質生活狀況”。
自由市場的商品價格上漲更多。一九六○年自由市場食品零售價格比國營零售價格高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七二年則高百分之六十三。
由于蘇修叛徒集團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民族壓迫政策，蘇聯境內非俄羅斯民族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低。據《一九七三年蘇聯和加盟共和國》一書透露，蘇聯絕大多數非俄羅斯族加盟共和國的職工月平均工資都比俄羅斯聯邦低。其中，白俄羅斯低百分之十六，格魯吉亞低百分之二十，摩爾達維亞低百分之二十一。
在消費品供應、住房建筑、文化教育和醫療保障等方面，非俄羅斯族加盟共和國也同樣受到歧視。據《一九七三年蘇聯國民經濟統計年鑒》材料，一九七三年，烏茲別克、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按人口平均零售商品流轉額甚至還達不到俄羅斯聯邦的百分之六十。每一萬居民所擁有的醫生數目，中亞各共和國比俄羅斯聯邦要少三分之一。
蘇聯廣大勞動人民從階級壓迫的嚴酷的現實中，日益感受到資本主義復辟的惡果，并認清蘇修叛徒集團的反動面目。
一位蘇聯工人說：“我們這里的領導人和普通人是兩個階級”。另一位蘇聯人深刻地指出：“修正主義是今天蘇聯人民一切災難的根本原因。”
蘇聯工人和農民正以各種形式對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壓榨進行反抗。近些年來，工人曠工和怠工遍及蘇聯全國各地。
據蘇聯《勞動報》透露，一九七三年，僅在俄羅斯聯邦工業和建筑業部門由于工人曠工和停工就損失了約五千萬個工作日，相當于二十一萬人全年不工作。
摩爾達維亞農村建筑部許多承包建筑單位，一九七三年曠工的人數占全體工人的百分之六十六。近些年來，群眾罷工、示威的事件在全國各地不斷發生。
隨著蘇聯國內政治、經濟矛盾的深化和蘇修對人民壓迫的加強，人民的反抗斗爭必將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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