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nóng)民起義軍大敗了高俅對梁山的三次“進剿”，從水中將高俅活捉上山。這條宋徽宗的走狗，鎮(zhèn)壓革命的劊子手，梁山起義軍的死對頭，如今成了一條“落水狗”。
這時，身為梁山泊寨主的宋江，竟“慌忙下堂扶住”，“取過羅緞新鮮衣服，與高太尉從新?lián)Q了”，“納頭便拜，口稱：死罪！”接著，宋江又令“殺牛宰馬，大設(shè)筵宴”。
起義軍的階下囚，轉(zhuǎn)眼成了梁山泊的座上客。這不是有點奇怪嗎？其實，說穿了也并不奇怪。在梁山這個農(nóng)民革命的根據(jù)地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幕反常的丑劇，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披著“農(nóng)民起義領(lǐng)袖”偽裝的宋江，同高俅本來就是一丘之貉。
讓我們把視線略為放開一點。從全書來看，不難看出，宋江和高俅無非是地主階級內(nèi)部兩個不同派別的代表，而且兩人還有著不少共同之處：他們一樣的是“浮浪子弟”，一樣的想升官發(fā)財，又一樣的被發(fā)配充軍。
我們記得九天玄女的“天言”中曾說“逢高不是兇”，在這點上，倒是說對了。要說他們之間有斗爭，也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爭斗，正如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的：“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nèi)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
那末，他們兩人之間有沒有不同之處呢？也有。那就是：
高俅“發(fā)跡”早，很快爬上了“殿帥府太尉”的顯赫地位，成了皇帝的寵臣，封建地主階級的新貴和暴發(fā)戶，而宋江則“發(fā)跡”晚，此其一；
高俅走的是鉆營祿位往上爬的“升官”道路，而宋江則是由于在同高俅這一派的爭權(quán)斗爭中備受打擊一再敗下陣來，弄得“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差一點掉了腦袋，無可奈何，才走上了“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另一條道路，此其二；
高俅是無賴出身，靠踢得一腳好毬起家，宋江則自幼曾攻經(jīng)史，他的地主階級反動思想由于被孔孟黑貨層層包裹了起來，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騙性，此其三。
宋江、高俅，一丘之貉，他們不在別的地方，恰恰在梁山上，并以高俅兵敗被擒，宋江“解縛乞罪”的特定的場合“相遇”，是很能說明一些問題的。
這一方面有力地證明，如火如荼的農(nóng)民起義，靠反革命暴力是絕不可能斬盡殺絕的；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了宋江投降路線的反動性和他從內(nèi)里腐蝕梁山革命事業(yè)，對于革命人民的嚴重危害性。
你看：在這武裝斗爭節(jié)節(jié)勝利的時刻，宋江卻在朝思暮想“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而“兩次招安，都傷犯了天使，越增的罪惡重了”，這次抓住高太尉倒是向上爬的極好機會，當然不能白白放過。
怪不得宋江見了高俅，便極盡其奴顏婢膝之能事，肉麻地說：“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緣積累罪尤，逼得如此。……萬望太尉慈憫，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銘心，誓圖死保。”
高俅在水中被擒，心想必然兇多吉少。哪里知道押上忠義堂后，碰到宋江這個難兄難弟，會受到如此厚遇，便假惺惺地說道：“宋公明，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當重奏，請降寬恩大赦，前來招安，重賞加官，大小義士，盡食天祿，以為良臣。”
高俅出于征剿派的主張及打了敗仗牽涉到切身利益的考慮，是根本不愿意同宋江“合伙”炮制“招降”丑劇的。他的這番娓娓動聽的“表態(tài)”，無非是一種脫身之計。
因而，宋江拋開了平素“反對貪官污吏”的虛偽旗號，想抱著高大腿向上爬的一番苦心，到頭來，也只能是“一廂情愿”，貓咬尿泡一場空罷了。
但是，我們透過這場勾心斗角、拙劣不堪的表演，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地主階級內(nèi)部這兩派在扼殺農(nóng)民革命這一根本目標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殊途同歸，共同拜伏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總頭子皇帝的腳下。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的斗爭，只是當?shù)赖娘柟泛驮谝暗酿I狗之間的一場有趣的爭斗。不管他們怎樣你爭我奪，終究都是農(nóng)民革命運動的兇惡敵人。
宋江妄圖通過高俅來歸順皇帝，搞投降，當然是不得人心的。在第八十回這段故事中，高俅被押上來時，“林沖、楊志怒目而視”。相撲這一段，又寫到燕青將高俅“擷翻在地褥上，做一塊，半晌掙不起。”
《水滸》作者這樣寫的本意，原在于貶高褒宋，美化宋江的“忠肝”、“義膽”，他沒料到，這在一定程度上，卻也表明了梁山革命派對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蔑視和對宋江投降路線的抵制。
這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水滸》為什么要掩蓋高俅、宋江的共同階級本質(zhì)，貶高褒宋呢？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來看，《水滸》把宋江和高俅狗咬狗的斗爭和農(nóng)民起義軍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階級斗爭攪混在一起，蓄意渲染所謂“忠臣”與“奸臣”的斗爭，既是為了掩蓋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和農(nóng)民階級兩大階級你死我活的根本對立，也是為了抹殺宋江與農(nóng)民起義軍之間投降派與革命派的根本對立，從而掩蓋宋江的反動立場和丑惡面目，為其投降主義路線制造“根據(jù)”。
正是出于這個反動目的，作者在這一回中，把農(nóng)民起義軍的“大小頭領(lǐng)”，都描寫成與宋江同流合污，始終被他牽著鼻子，緊隨著他的投降路線的指揮棒團團轉(zhuǎn)，甚至與高俅“輪番把盞，殷勤相勸”。這是蓄意往宋江臉上貼金，往起義軍革命派臉上抹黑。作者的反動政治傾向，在這里表現(xiàn)得十分露骨。
魯迅曾經(jīng)說過：“革命的完結(jié)，大概只由于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nèi)里蛀空。”
歷史的經(jīng)驗也告訴我們，人們對那些青面獠牙，明火執(zhí)仗的敵人，還是比較容易識破的；可是對那些披著“革命”外衣，混入革命陣營內(nèi)部的“蛀蟲”，就不那么容易識別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宋江們的反革命作用，要比高俅們大得多。梁山這場轟轟烈烈的農(nóng)民革命，沒有被高俅之流打垮，卻葬送在宋江“內(nèi)里蛀空”的手里，這個階級斗爭的教訓(xùn)，是值得我們認真汲取的。
我們要發(fā)揚魯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徹底革命精神，對高俅這類窮兇極惡的“落水狗”革命人民決不能手軟，要狠狠地痛打；對宋江這類隱藏在革命陣營內(nèi)部的“叭兒狗”，“尤非打落水里，又從而打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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