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特別注重“數”，人有命數，國有氣數，“數”代表著一種生長衰亡的運行軌跡。
毛澤東從小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從四書五經里學習傳統的“數”，在親眼目睹了“長沙搶米”事件后，他開始質疑眼前的一切：大多數的人整日勞作，卻連飯都吃不飽；少數人不勞而獲，還要騎在別人頭上作威作福。
儒家說，這是勞力者和勞心者的區別。青年毛澤東則認為這這是顛倒了的世界，少數人占有社會資源，多數人則遭受巨大的不公，而所有的財富，本來是由多數人創造的。
他立志要把這顛倒了的世界再顛倒過來，讓大多數人當家做主。為此，他始終心懷兩個數：“極少數”和“大多數”，并團結帶領“大多數”從“極少數”的壓迫下面解放出來。
這是思想方法上的“數”，那么，工作方法上呢？
1949 年3 月，他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要求黨委會要做到“胸中有‘數’”。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因為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
怎樣才能做到胸中有“數”呢？再厲害的人到了新環境，遇到新情況、發現新問題，也是心中無數的。毛澤東的辦法是調查研究、分析情況，等功夫到了，事物的全貌也就了然于胸。
一是“察”。
一般人難以做到實事求是，主要是思想上沒有覺醒，對事物缺乏警惕；一般人做不好調查研究，主要是不會正確的開展調查研究。
一個“察”字，包含了嚴格的自省功夫，既抓大的趨勢，又不放過細節。看一朵花，就必須過細看，還要把腦子帶上，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個麻雀，就動起手來，把麻雀的問題真正摸清吃透。
1930年5月，毛澤東利用戰斗間隙，在尋烏小縣城做調查。該縣的物產、商貿、人口及土地占有，等等，都被他用數字詳細羅列，大類里面有小項，每類都設專項分析。
比如，商品中的雜貨，他列舉了 131種，還詳細注明價格及貿易量。他列舉一個理發店的盈虧問題，把各種賬目弄得清清楚楚，比老板本人還計算得明白。
這是主動擔當的覺醒，這是對百姓日子難過的警覺。
經過這番“察”，毛澤東彌補了了自己在城市商業知識上的欠缺，掌握了土地分配情況，為制定貧民、商業政策打下了基礎，為解決富農問題確立了原則。
從小小的數字中“察”到大帳、算好大帳，是毛澤東能夠帶領隊伍從山溝溝里走出的必經一環。
天下大道就在百姓的柴米油鹽，小小的數目字，只要足夠真、足夠細，就一定能夠反映出真正的現狀，引導一個團隊的未來方向，告訴他們要做什么、怎么做，告訴他們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誰是看客。
“察”歷史與現狀的“數”，對于形成“心中的數”還僅僅只是開頭。
二是“異”。
通過比較的方法找出不同點，主動設置對立面，抓住矛盾的特殊性進行分析，從雜亂無章的現象中發現內在聯系，力求精確可靠。
求“異”的第一步是做好選擇，從全局和戰略高度著眼，又從反映事物實質的關鍵細節著手，達到以小見大的目的。
事物是無窮盡的，而人的精力、眼界、能力有限度，如果不是從整體上、聯系上去把握，知識隨意抽出一些個別事實來分析研究，那么工作量是減少了很多，卻沒有任何意義。
在土地改革過程中，毛澤東在做好基礎調查統計的基礎上，對于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進行全面了解、對比分析，并據以定出正確的政策，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
選好了工作對象，就選好了發力點，這種工作方法，讓毛澤東在任何群眾運動中，都能弄清群眾積極擁護的有多少，反對的有多少，處于中間狀態的有多少，然后針對性地作出決策，最大程度地發揮政策的威力。
求“異”的第二步是做好對比。
作對比，主要是通過對“質”的把握和對“量”的控制，解決一個“度”的問題，避免“過猶不及”或“火候未到”。
對于人的認識來說，事物的“量”是“質”的外在表現。而由于人的認識水平和角度有差異，有的“量”能夠反映“質”，有的卻不能。這樣一來，完成量的對比就可能成為掌握“質”的中心任務。
毛澤東在工作中，堅持“多數和少數”“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等原則，用對比的方式分析、解決現實問題。
1948年11月，毛澤東分析了遼沈戰役后敵我兵力變化情況，認為形勢已經進入新的轉折點，對解放戰爭勝利的時間重新作了估計，縮短了戰爭進程。
毛澤東“作對比”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處處可見：在戰爭年代，要“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在建設時期，要“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發展對外關系時，要解放全球占三分之二以上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勞苦人民。
他謀大勢、算大帳、計大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次次對比之中得到彰顯。
求“異”的第三步是善于把握矛盾的特殊性。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從中國的“弱而大”和日本的“強而小”出發，指出這場戰爭的特殊性，得出了中國經過持久抗戰必然勝利的結論。
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牢牢抓住對戰局有決定性影響的幾場戰役，迅速改變了弱勢地位，從防御轉為進攻，短短幾年就打敗了國民黨。
這一系列戰略、戰術及其執行，源于他心中的“數”——對敵我各方面狀況的準確掌握和合理分析，而這些戰略戰術的勝利，又增加了他心中對于民族前途的“數”。
三是“用”。
看得見問題不是最高明，判斷得準不是最高明，拿得出方案不是最高明，能預見道未來也不是最高明，最高明的是能夠持續促成事物從量變轉為質變，實現從“心中有數”到“手中用物”，再到“事業有成”。
“用”是判斷心中的“數”的成色的標準。
毛澤東說自己“沒有學過兵法，每次打仗都是分析具體情況”。說白了就是真正做到知彼知己，摸清敵我情況，吃透敵人心理，在此基礎上進行“廟算”。
也許“沒有學過兵法”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的謙虛說法，但明白人一看就知道，心中的“數”變為現實的勝，需要在背地里下多深的功夫！
1949年10月1日，他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那一刻，他心中的“數”，既是四萬萬的數字，又是對歷史的交代，還是對未來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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