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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必然給社會主義留下的遺產，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的、長期形成的職業(yè)上和手藝上的差異；一方面是各種工會，它們只有十分緩慢地，年復一年地才能發(fā)展成而且一定會發(fā)展成比較廣泛的，行會氣味比較少的產業(yè)工會（包括整個整個的生產部門，而不僅是包括同行、同業(yè)和同一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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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利用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虛構的和我們特別造就的人才來著手建設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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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發(fā)展初期，工會是工人階級的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工會是工人由散漫無為進到初步階級聯(lián)合的過渡。當無產者的階級聯(lián)合的最高形式，即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要是這個黨不學會領袖和階級、領袖和群眾結成一個整體，結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便不配擁有這種稱號）開始成長的時候，工會就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某些反動色彩，如某些行會的狹隘性，某些不問政治的傾向以及因循守舊的積習等等。但是除了通過工會，除了通過工會同工人階級政黨的協(xié)同動作，無產階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從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fā)展道路。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的又一巨大進步，這時候黨更需要不僅用舊的方法，而且用新的方法對工會進行教育和領導，同時不應當忘記，工會現(xiàn)在還是，將來在一個長時期內也還會是一所必要的“共產主義學校”和無產階級實現(xiàn)其專政的預備學校，是促使全國經(jīng)濟管理職能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非個別行業(yè)）手中，然后在轉到全體勞動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聯(lián)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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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工會的某種“反動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不可避免的。不懂得這一點，就是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條件。害怕這種“反動性”，企圖避開它、跳過它，是最愚蠢的，因為這無異是害怕無產階級及先鋒隊的作用，即訓練、啟發(fā)、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后的階層和群眾并吸引他們來參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無產階級專政推遲到?jīng)]有一個工人抱狹隘的行業(yè)觀念，沒有一個工人抱行會偏見和工聯(lián)主義偏見的那一天去實現(xiàn)，那錯誤就更加嚴重了。
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了解），就在于正確判斷在什么條件下，在什么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成功地奪取政權，可以在奪取政權過程中和奪取政權以后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奪取政權以后，能通過教育和訓練吸引愈益眾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tǒng)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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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那些比俄國先進的國家里，毫無疑義，工會的某種反動性顯得并且一定顯得比俄國嚴重得多。在我國，孟什維克過去在工會找那個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數(shù)的工會中，也還得到部分支持），正式由于存在著行會的狹隘性、職業(yè)上的利己主義和機會主義。西方的孟什維克在工會里“盤踞”得更加牢固，那里形成的“工人貴族”階層比我國的強大得多。他們抱有行業(yè)的、喜愛的觀念，自私自利，不顧別人，貪得無厭，形同市儈，在情緒上傾向于帝國主義，被帝國主義收買，被帝國主義腐蝕。
——從中國革命成功以后，無產階級政黨中，工人貴族勢力就開始冒頭，比排場，講待遇，一些干部把小孩向紈绔子弟方向培養(yǎng)。黨內與工人貴族進行反復的斗爭。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工人貴族得勢，到20世紀80年代，工人貴族式的領袖徹底被帝國主義收買。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各級工人貴族以“開放先鋒”的姿態(tài)向帝國主義投降，成為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者入侵中國的帶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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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龔帕斯之流，同西歐的茹奧、韓德遜、梅爾黑姆、列金之流的先生們作斗爭，要比同我國的孟什維克作斗爭困難得多。他們在社會面貌和政治面貌上完全是同一個類型。但是必須無情地進行這種斗爭，必須象我們過去所做過的那樣把斗爭進行到底。進行到使一切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領袖們丟盡了丑，并且把它們從工會中驅逐出去。這種斗爭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也不應該試圖去奪取政權），不過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情況下，這個“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只有每個國家的深謀遠慮、經(jīng)驗豐富、熟悉情況的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者才能正確的估計這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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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同“工人貴族”做到斗爭，是代表工人群眾進行的，是為了把工人群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我們同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作斗爭，是為了把工人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如果忘記這個最起碼、最明顯的真理，那是愚蠢的。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做的正是這種蠢事，他們由于工會上層分子的反動性和反革命性，竟得出結論要退出工會?。【芙^在工會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想出來的工人組織形式?。∵@真是不可寬恕的愚蠢行為，這無異于是共產黨人給資產階級幫大忙。
不在反動工會里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十分開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眾委棄在反動領袖、資產階級代理人、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的工人”的影響之下。
正是這種主張共產黨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不過地說明，這些“左派”共產黨人在對待影響“群眾”的問題上所采取的態(tài)度是多么輕浮，說明他們在高喊“群眾”時，是在如何濫用這個字眼，要向善于幫助“群眾”，博得“群眾”的同情、愛戴和支持，就必須不怕困難，不怕那些“領袖”對我們進行挑剔、搗亂、侮辱和迫害。
哪里有群眾，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正是為了在凡是有無產階級群眾和半無產階級群眾的機關、社團和協(xié)會（哪怕是最反動的）里系統(tǒng)地、不屈不撓地、堅韌不拔地、耐心地進行宣傳和鼓動工作，也就應當善于忍受一切犧牲，克服各種重大障礙。而工會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時是）這種有群眾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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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是無產階級群眾，“下層”群眾、落后群眾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組織起來的愿望日益迫切。當英、法、德各國的幾百萬工人擺脫完全無組織的狀況，第一次進入初步的、低級的、最簡單的、最容易接受的（對那些還浸透了資產階級民主偏見的人來說）組織形式即工會的時候，那班雖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產黨人卻袖手旁觀，空喊“群眾”，“群眾”！并且拒絕在工會內部進行工作??！接口工會的反動性而拒絕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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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想象誰還會做出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對革命更有危害的事情來！即使現(xiàn)時在俄國，如果我們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工會的條件，那我們也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對群眾的影響，保住孟什維克。因為共產黨人的全部任務，就是要善于說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同他們隔離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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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義，龔帕斯、韓德遜、茹奧、列金之流的先生們是非常感謝這樣一些“左派”革命家的，因為他們象德國的“原則上的”反對派或美國的“世界產業(yè)工人聯(lián)合會”的某些革命者一樣，鼓吹退出反動工會，拒絕在那里進行工作。毫無疑義機會主義的“領袖”先生們一定會使用各種資產階級的外交手腕，依靠資產階級政府、教士、警察和法庭來阻止共產黨人進入工會，千方百計地把他們排擠出去，使他們極不便于在工會內部進行工作，并且對他們進行侮辱、攻擊和迫害。我們應當善于對付著一切。不怕任何犧牲，必要時甚至可以采取一切機智靈活的方式和不合法的方法，保持緘默，隱瞞真情，只求打入工會，留在工會里，無論如何也要在那里進行共產主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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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歐，由于合法偏見、憲政偏見和資產階級民主偏見特別根深蒂固，進行這種工作是特別困難的。但是這種工作是能夠進行而且必須要進行的，并且還要系統(tǒng)地去進行。
——因為工會是政黨聯(lián)系群眾紐帶。我們不能脫離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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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認為對于不參加反動工會的錯誤政策，以及支持這種錯誤政策的行動路線，第三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應當直截了當?shù)丶右宰l責，詳細說明這種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是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有極大害處的。第三國際應當同第二國際的策略決裂，對于難以解決的迫切問題不應回避、掩蓋，而要直截了當?shù)奶岢鰜怼?/p>
注：“——”起頭的自然段是摘錄者添加的。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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