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乃至政黨，集體腐敗變質，叛變投降，引起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巨大損失，該如何來預防呢？蘇聯及東歐劇變，中國特色化就是例證。毛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隔幾年來一次，直至現在才看出來其真理性和前瞻性。由人民監督政府的最高境界，就是掀起自下而上的奪權運動，推翻官僚階級。——這立足于官僚階級并不認為自己是官僚主義，也不認為自己是在背叛的前提下。
列寧同志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對領袖、政黨、階級和群眾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辨析，主要針對在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前夕以及奪取政權近后的時間里，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關系，這無疑都是正確的。
毛主席在中國解放以后，思考執政的共產黨人如何長期、高效執政的問題，做了很多理論思考和探索，包括三反五反、社教、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提出了繼續革命理論，為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長期執政的共產黨組織，就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關系做出了偉大探索。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告訴人們：命運不是掌握在他人手里，而是掌握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手中，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領袖變修】，黨內出現了走資派【政黨背叛】，群眾是可以造反的【群眾的反作用】，是可以組織力量，把失去的權力重新奪回來的。
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運動雖然處于低潮，一些原社會主義國家也大多復辟了資本主義，然而，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歷史歸宿，是必然要實現的，所以不管是原有的資本主義，還是由社會主義倒退回去的資本主義，都要經過共產主義革命的洗禮，躲是躲不過去的。
也許由社會主義復辟回去的資本主義，因為有過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在接受再次革命的洗禮中，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可能會頑抗的非常劇烈，那也沒有什么，無非是無產階級革命人民的血流得更多一些，在革命的道路上遺留下革命者的尸骨更多一些，結果是一樣的，革命者的血和尸骨把他們埋得更深一些罷了。不管他們是什么樣的資產階級，壟斷的，寡頭的，買辦的，官僚的，終究是一定要被革命的。
當然，也許不一定頑抗。
不管如何，無產階級革命不管經歷多少次，無產階級總要在理論上、組織上首先武裝自己，純潔自己，以為革命的成功做好準備。
下面是學習列寧同志《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五、六部分的筆記（1-14），并摘錄了魏巍同志在毛主席誕辰110周年發表的紀念文章《論毛澤東晚年》的部分論述（15-18），分享給各位同志。
“——”起頭的自然段，是我的一些體會，“【】”內的文字，也是我補充的理解。不妥之處還望批評指教。
1
德國共產黨人把自己叫作“原則上的反對派”，但他們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癥候。有一個《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聯盟）之分裂》的小冊子是這樣表述他們的觀點的：
“共產黨是進行最堅決的階級斗爭的政黨……”
“……就政治方面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現在發生這樣一個問題：誰應當是專政的執行者，是共產黨呢，還是無產階級？……原則上力求實現的是共產黨的專政呢，還是無產階級的專政？”……
——是的，這個問題，在21世紀，在我這里，也是一個尖銳的問題：在中國的復興時代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嗎？實行的是共產黨的專政嗎？我顯然也犯了幼稚病，不知道屬不屬于左派，是不是已無可救藥。
2
“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單是這種問題的提法就已經證明思想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
——這里需要再進一步明確的是，這個稱為領袖的集團，是一定具有堅定的階級意志、革命操守和黨性原則的。如果不具備這個基礎條件，就不能被稱為領袖。現在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領袖叛變了怎么辦？一個領袖叛變了，影響一個領袖集團，一個領袖集團叛變了，影響一個政黨，一個政黨叛變了，影響一個階級。領袖叛變的事情在革命歷史上層出不窮，關鍵是領袖集團，或者政黨，或者階級，如何清除掉這個叛變的領袖、叛變的領袖集團、叛變的政黨。
3
為什么不要這簡單明了的道理，卻要來一套胡說八道呢？一方面，大概由于黨的合法狀態和不合法狀態的迅速更替，破壞了領袖、政黨、階級之間的普通、正常和簡單的關系，把人們的事項弄糊涂了，限于困惑莫解的地位。在德國，人們過分習慣于合法狀態，習慣于由政黨按期舉行的代表大會遵照正確手續來自由地選舉“領袖”，習慣于通過議會選舉、群眾大會、報刊以及工會和其他團體的情緒等方便辦法來檢閱各政黨的階級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劇發展，內戰的擴大，不得不拋棄這種通常的工作方式，而迅速轉為交替使用合法的方式和不合法的方式，二者結合使用，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來推選、組成和保留“一批領袖”，在這個時候，人們張皇失措，臆想出了荒謬絕倫的東西。
另一方面，很明顯，這不過是不加思索，胡亂使用“群眾”和“領袖”這類現代的“時髦”字眼而已。這些人時常聽到并且切實學會了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
在帝國主義戰爭末期和戰后時期，在一切國家里，“領袖”和“群眾”的分離表現得特別明顯和突出。產生這種現象的基本原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間曾以英國為例作過多次說明。英國的壟斷地位使“群眾”中分出一部分半市儈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這種工人貴族的領袖總是投奔到資產階級方面，直接間接的接收資產階級豢養。馬克思所以光榮地被這班混蛋們痛恨，就是因為他公開地指責他們是叛徒。
——這就是領袖不配為領袖的社會現象，投靠到資產階級方面，直接間接地接受了資產階級的豢養。成為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叛徒。
4
最新的（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替某些先進國家創造了壟斷的特權地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第二國際內到處出現叛徒領袖、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這班家伙，他們只顧自己本行業的利益，只顧工人貴族自己本階層的利益。于是機會主義的政黨就脫離了“群眾”，即脫離了最廣大的勞動階層，脫離了多數的勞動者，脫離了工資最低的工人。不同這種禍害作斗爭，不揭露這些機會主義的背叛社會主義的領袖，使他們大丟其丑，并且把它們驅逐出去，革命的無產階級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為此競把群眾專政和領袖專政根本對立起來，實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們在“打倒領袖”這一口號掩飾下，實際上竟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來出來代替那些對普通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
——盡管荒唐可笑，但確實面臨以下問題：人們應該如何評價領袖，不合格的領袖如何才能在危害尚小的情況下就引起注意和防范，而不是造成重大路線、方向錯誤時才說領袖叛變，領袖不合格？一句話，領袖不被監督，是無法杜絕其壟斷特權地位的，而監督，執行黨的紀律的監督群眾，對領袖而言，天然的處于弱勢的地位，其監督的成效是很有限的。
5
否認黨性，否認黨的紀律，——這就是從反對派那里得出的結論，這就等于完全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而有利于資產階級。
——是的，黨的紀律、黨性，是最后一個屏障。針對違紀的黨員，有黨的監察機關進行監督處理。但是針對集體違紀，也就是集體喪失黨性，背叛投敵的領袖集團，黨的紀檢部門還能有所作為嗎？
6
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來看，否認黨性，就意味著不是從資本主義奔潰的前夜（在德國）躍進到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躍進到中級階段，而是躍進到共產主義的最高階段【共產主義最高階段，階級消滅了，黨也消失了，黨性自然沒有了】。在俄國采取的最初步驟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階級還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還要存在好多年。消滅階級不僅意味著要驅逐地主和資本家，而且意味著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對于這種人不能驅逐，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只有通過很長期、很緩慢、很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起來。
無產階級內部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才能抵制這種惡劣影響，才能使無產階級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這是它的主要作用）。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頑強斗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爭。千百萬人的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鐵一般的和在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于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斗爭是不可能的。戰勝集中的大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誰要是把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黨的領袖做了這種削弱無產階級紀律的事，該如何處置呢？如果領袖團體都這么干，又如何處理呢？蘇聯社會主義失敗，中國社會主義失敗，東歐社會主義失敗，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谷，都是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集團和領袖人物，削弱了黨的紀律，喪失了黨性原則，自甘墮落成為資本主義的奴仆所致的。
7
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使我們必須把總指揮部即黨的領袖們特別“隱藏起來”，藏得特別秘密，這有時就使我們黨內產生十分危險的現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細馬林諾夫斯基混進了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他斷送了幾十個幾百個極優秀極忠實的同志，把他們送去服苦役，使其中許多人早死。他所以沒有能夠造成更大的禍害，是因為我們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確。
——我們中國，因為有馬林諾夫斯基式的極不成熟的領袖，走了多少彎路，灑了多少熱血呀。比如土地革命時期，陳獨秀的妥協、李立三的冒進、向忠發的叛變、顧順章的投敵、王明的冒險和投降，博古的左傾，張國燾的叛變，確實經過了千回百折，才有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可是新中國依然不太平，領袖集團不得消停，野心家和奸佞小人一手遮天，肆意妄為，如搞修正主義的，野心膨脹的，篡權政變的，復辟資本主義的，給新中國帶來了更深的災難！千百萬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換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道路，被顛覆、被背叛了！無產階級由統治階級淪落成了被統治階級。
——如何防止領袖背叛，如何清洗背叛了的領袖集團，是一個永恒的課題。
8
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對工會的關系現時在我國具體表現如下：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的、受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實現的。
——專政是階級的專政，是通過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通過蘇維埃組織實施的。
根據最近一次黨的代表大會（1920年4月）的統計，我們黨有黨員有六十一萬一千人。十月革命前后，黨員人數變化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黨員人數還比現在少得多。我們怕把黨過分擴大，因為那些趨炎附勢、巧于鉆營的人，對于執政黨一定會設法鉆營依附，而這些人是只配槍斃的。最近一次我們大開黨門（僅僅是對工農），是在1919年冬天在尤登尼奇離彼得格勒只有幾俄里、鄧尼金攻占奧勒爾（距離莫斯科約三百五十俄里），也就是蘇維埃共和國危在旦夕的時候，這時候野心家、趨炎附勢和巧于鉆營的人，以及一般不堅定的人，是絕不可能指望加入共產黨來獲得飛黃騰達的機會的（因為這樣更可能會受到絞刑或拷打）。
我們黨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最近一次代表大會，每一千個黨員選一個代表參加），由大會選出十九人組成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而且在莫斯科領導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體，即所謂“組織局”和“政治局”，每局各五人，由中央全會選出中央委員組成。這樣看來，就成為真正的“寡頭政治”了。我們共和國的任何國家機關未經黨中央指示，都不得解決任何重大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黨建工作，在革命困難、艱難、危險的時候擴大黨的組織，是有利的，在革命順利、即將勝利、或者已經勝利以后，擴大黨的組織就要特別謹慎。任何時代、任何民族、任何國家都會有野心家、趨炎附勢和巧于鉆營的人。
——事物發展有新陳代謝，也在推陳出新，老人手逐漸離開，新人手必然要上位。所以在勝利時期，在執政時期，老人手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任務是選人、用人。如果被野心家、趨炎附勢和巧于鉆營的人篡奪了領導權，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被顛覆，歷史教訓十分深刻。
9
黨直接依靠工會來進行自己的工作。最近一次工會代表大會（1920年4月召開）的統計，現在工會會員已經超過四百萬。工會形式上是一種非黨的組織，而實際上絕大多數工會的領導機構，首先是全俄總工會的中央機構或常務機構（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都有共產黨員組成，執行黨的一切指示。總之，這是一個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的、比較廣泛的、極為強大的無產階級機構，黨就是通過這個機構同本階級和群眾取得密切聯系的；階級專政砭石在黨的領導下通過這個機構來實現的。
——脫離了工會，黨就脫離了本階級，也就脫離了群眾，就不能有效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黨必須與工會結合，才能溶入本階級和群眾中間，才能依靠本階級和群眾的力量，實行專政。
——工會必須是黨領導的工會。總工會一定是黨領導的，基層工會，是否也是黨所領導的，關系著黨是否脫離群眾。如果基層工會脫離黨的領導，或者黨不屑于領導基層工會，無產階級專政的群眾基礎就消失了，專政也就實行不了了。
10
如果沒有同工會的密切聯系，沒有工會的熱烈支持，沒有工會在經濟建設方面，以及在軍事建設方面奮不顧身的工作，那么別說我們能管理國家和實行專政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不成。
要有這種極密切的黨同工會的聯系，除過進行復雜多樣的宣傳鼓動工作，參加工會的會議和組織活動以外，還要跟孟什維克作堅決的斗爭，他們還有一些信徒，鼓吹工會“獨立”，暗中破壞無產階級紀律，維護資產階級。
11
我們認為通過工會來聯系“群眾”還是不夠的，在我們的革命中，實踐創造了一種機構，這就是非黨工農代表會議，我們正在全力支持、發展和擴大這種機構，以便考察群眾的情緒，接近群眾，滿足群眾的需要，從群眾當中選拔優秀的人才來擔任管理國家的職務等等。最近頒布的關于把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改組為“工農檢查院”的法令中，曾經規定這種非黨的代表會議有權選出國家監察委員來擔任各種檢查工作等等。
12
其次，黨的全部工作當然都是通過不分職業而把勞動群眾團結在一起的蘇維埃來進行的。縣蘇維埃代表大會這種民主機構就是在資產階級世界中最好的民主共和國里也從來沒有看見過。通過這種代表大會（黨對這種代表大會極為重視），以及通過經常把覺悟工人派往鄉村擔任各項職務的辦法，來實現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的專政，對富有的、資產階級的、進行剝削和投機的農民展開經常的斗爭等等。
13
“從上面”來看，從實現專政的時間來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整個機構就是這樣。我們相信讀者一定會懂得：一個俄國布爾什維克既然熟悉這種機構，并且觀察過這種機構是怎樣在二十五年內從不合法的地下小組成長起來的，那么在他看來，什么“從上面”或者“從下面”，什么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等等議論，就是一些幼稚可笑的廢話。
——無產階級政黨通過工會、非農代表會議等組織與自己的階級和群眾保持密切聯系，利用蘇維埃組織群眾，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中，黨的領袖和領袖集團是舵手的角色，他們對路線和方向負責并承擔責任。
14
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這就是黨履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于群眾。
——犯了嚴重路線、方向錯誤以后，死不悔改，甚至指鹿為馬，包庇錯誤，打擊正確，這樣的領袖集團不是合格的馬克思主義的領袖集團，這樣的政黨不能代表無產階級，不能代表人民群眾。
15
從1962年起，毛主席就經常提醒全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1963年又鄭重指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1963年5月9日對《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
——毛主席在這里說的，是革命成功以后，革命黨轉變成執政黨，可能在面臨不同于革命年代的壓力下，發生蛻變的問題。如果喪失初心，缺乏堅強的黨性原則，不執行黨的鐵的紀律，就會發生這種領袖和領袖集團叛變，背叛本黨、本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歷史倒退。
16
1963年11月，毛主席在接見阿爾巴尼亞總檢察長等人的談話中就說：“對待反革命分子，對待貪污分子用行政的辦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檢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門，同黨的工作，同群眾的工作結合起來，這樣比較好一些。比如講，鋪張浪費，貪污分子一般說靠行政是整不好的，他們就是怕群眾，叫做上下夾攻，他們就無路可走了。”
——這里體現出群眾對政黨、對官吏、對領袖、對領袖集團的反作用。領袖、領袖集團來源于人民群眾，但是人民群眾有權罷免他們。
17
毛主席說：“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第一條，就是我們要相信群眾。第二條就是這些反革命分子是勞動力，如果把他們抓起來，殺掉，他們的家庭和生產隊就喪失了這些勞動力。第三條對于他們的子女不好做工作，他們的子女要恨我們。所以用教育的方法來改造，就可以避免了。我們相信群眾是可以把他們教育好的。”
——這是完全正確的，對于中基層的反革命分子、貪污腐敗分子，群眾教育是有效的。對于高級領導干部，領袖，甚至領袖集團，群眾也能夠把他們教育好。同時，為了以儆效尤，對于高級的、罪大惡極的叛徒和腐敗分子，殺掉也是需要的，比如俄國的馬林諾夫斯基，在德國被俘，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后回到俄國，就被無產階級給專政，槍決了！
18
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告訴人們：命運不是掌握在他人手里，而是掌握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手中，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領袖變修】，黨內出現了走資派【政黨背叛】，群眾是可以造反的【群眾的反作用】，是可以組織力量，把失去的權力重新奪回來的。
——總之，無產階級政黨通過工會、非農代表會議等組織與自己的階級和群眾保持密切聯系，利用蘇維埃組織群眾，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中，黨的領袖和領袖集團是舵手的角色，他們對路線和方向負責并承擔責任。
202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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