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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什維主義反對自己黨內“左”傾的斗爭，有兩次規模特別大：一次是1908年關于是否參加最反動的“議會”和是否參加受最反動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組織的問題；另一次是1018年（締結布列斯特合約時）關于可否容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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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左派”布爾什維克由于頑固地不愿意了解參加最反動的“議會”的必要性而被開除出黨。那是“左派”特別援引的論據，是1905年抵制議會的成功經驗。當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諮議性的“議會”時，布爾什維克同一切反對黨和孟什維克相反，曾經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也果然掃除了這個議會。那次抵制所以正確，并不是根本不參加反動議會是正確的，而是因為正確的估計到，當時的客觀形勢正在由群眾罷工迅速轉為政治罷工，進而轉為革命罷工，再進而轉為起義。而且當時的斗爭是由這樣一個問題引起的，即讓沙皇去召集第一次代議機構呢，還是設法把這個召集權從舊政權手中奪過來？后來，既然沒有把握并且也不能有把握斷定是否存在著同樣的客觀形勢，以及它的發展方向和速度是否相同，所以抵制便不再是正確的了。
——這之間有精微的差異，將直接導致政治的正確性。教條主義者最容易忽略這種差異，忽略這種基于客觀分析和形勢判斷的差異，所以對革命往往是有害的。
1905年布爾什維克對“議會”的抵制，使革命無產階級增加了非常寶貴的經驗，表明了，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爭形式，議會的同議會外的斗爭形式互相配合的時候，善于拒絕議會的斗爭形式，有時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條件下和不同的環境里盲目地、模仿地、不加批判地搬用這種經驗，那就大錯特錯了。1906年布爾什維克抵制“杜馬”，雖然是一個不算大的、易于糾正的錯誤，但畢竟已經是一個錯誤。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幾年的抵制，就是極其嚴重而難于糾正的錯誤了，因為當時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的迅速高漲并且轉為起義，另一方面，正在維新的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的整個歷史環境迫使我們必須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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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事情（布列斯特合約的事情）沒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時“左派”共產主義者只是在我們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殊集團或“派別”，而且我是不久。“左派共產主義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布哈林通知。他們原來認為，布列斯特合約是同帝國主義者的妥協，對于革命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而且是有害的。這的確是同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但是這種妥協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恰恰是必要的。
假定你坐的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你把錢、身份證、手槍、汽車都交給他們，于是你從強盜的光顧中脫險出來。這當然是一種妥協。但是很難找到一個沒有發瘋的人，會說這種妥協“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或者說，實行這種妥協的人是強盜的同謀者。我們同德國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正是這樣的妥協。
而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德國的謝德曼派（考茨基派與他們大同小異），奧地利的奧托·鮑威爾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說倫納之流的先生們了），法國的列諾得爾和龍格之流，英國的費邊社分子、“獨立黨人”、“勞工分子”（“拉布分子”）等，在1914-1918年間以及1918-1920年間，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有時甚至同“盟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們實行妥協，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那是所有這班先生，才真是強盜的同謀者。
——不能忘記了20世紀的中國的修正主義分子、叛徒分子也是與中國的資產階級強盜，甚至和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資產階級強盜實行了妥協，反對中國的革命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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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很清楚，“原則上”反對妥協，不論什么妥協都一概加以反對，這簡直是難于當真看待的孩子氣。愿意做一個有以利于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家，就應當善于辨別哪種具體情況下的妥協是機會主義和叛賣的表現，因而是不能容許的，并且對這種具體的妥協全力展開批評，最無情的加以揭露，毫不調和地同他作戰，決不許那一班老于世故的“求實主義”的社會黨人和議會的奸詐之徒，拿“一般妥協”的空談來支吾搪塞，脫身卸責。現在英國工聯“領袖”們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的“領袖”們，正是這樣來卸脫他們實行叛賣，實行這種實際上是最惡劣的機會主義、變節和叛賣的妥協所應負的責任。
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于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兩種人：意中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于的禍害，以便后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
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提供人們打開一張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應許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中不會遇到任何困難和錯綜復雜的情況，那他簡直就是一個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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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布列斯特合約而同德帝國主義者進行妥協的黨，從1914年末以來就在實際上制定了它的國際主義。它在兩伙帝國主義強盜進行戰爭時就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制失敗的主張，敢于痛斥“保衛祖國”的謬論。這個黨的議會代表，寧愿流放到西伯利亞，而不去謀求資產階級政府里的大臣職位。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又使這個黨受到了極大的新的考驗：它不同“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實行任何妥協，而準備推翻他們，并且把他們推翻了。這個黨取得了政權以后，便徹底廢除了地主和資本家的私有制。這個黨一面公布和廢除帝國主義者所締結的秘密條約，一面向各國人民建議和平，只是在英法帝國主義者破壞了和議而布爾什維克已經做了人力所及的一切來加快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以后，它才屈服于布列斯特強盜的暴力之下。大家都越來越清楚的看到，這樣的黨在這樣的情況下實行這樣的妥協是完完全全正確的。
——把韜光養晦，自廢芯片、大飛機等高科技項目作為投名狀的改開領導者，與俄國初創時期的領導力相比，簡直就一個天上一個在地下了。上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一切都興旺發達，導彈核武器、核潛艇、人造衛星等等已經成功，大飛機已經試飛，集成電路、電子芯片已經出口美國。沒有任何外部危機，也沒有內部建設危機，43方案已經實施，經濟建設穩步推進。抓革命促生產，為什么就跪了下去，當了奴才呢？國內政治形勢也不是不穩定，而是在追求更高的水平——消滅官僚主義。他怕了，他們怕了。終于他們，蛻化功臣們聯合起來，中止了政治系統的升級更新。中國回到了周期律的死循環中去了。
胡漢山地主資本家回來了；
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進來了；
買辦資本家膨脹了；
官僚資產階級形成了；
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沒有了，變成下崗職工了；
農民回到了實行了2000多年的單干了；
農村被拋棄了；
二奶、三陪、典妻回來了；
黃、賭、毒，回來了；
巨額的外債來了；
更巨額的內債壓在老百姓頭上了；
人民在沒有家的城市中勞作著，呻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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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1914-1920年間世界上第二國際的一切領袖一樣），一開始就實行叛賣，直接間接地為“保衛祖國”辯護，即為保衛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辯護。后來他們又進一步實行叛賣，同本國的資產階級實行聯合，同本國的資產階級一起來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他們在俄國起初同克倫斯基和立憲民主黨人結成同盟，后來又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結成同盟，正如他們的外國同道者同各該國資產階級結成同盟一樣，都是倒向資產階級一邊反對無產階級。他們同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自始至終在于使自己變成帝國主義強盜的同謀者。
——實施叛賣者，還有修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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