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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美國反種族主義運動的現(xiàn)狀及局限———訪非裔美國學者小阿道夫·倫納德·里德

小阿道夫·倫納德·里德 · 2024-10-22 · 來源:讀書札記與學術譯介|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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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被壓迫最深的群體,黑人群體曾經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革命政治的主要參與者,反種族主義運動曾經是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社會主義運動的退潮以及身份政治的興起,反種族主義運動逐漸與社會主義運動割裂開來,并被以民主黨為代表的美國主流政治所馴化和收編,成為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所說的“進步新自由主義”的一部分

  原編者按: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閾中,種族問題是階級問題的有機組成部分,對黑人等少數(shù)族裔的壓迫是嵌入資本主義不合理的經濟和階級結構中的。作為被壓迫最深的群體,黑人群體曾經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革命政治的主要參與者,反種族主義運動曾經是美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社會主義運動的退潮以及身份政治的興起,反種族主義運動逐漸與社會主義運動割裂開來,并被以民主黨為代表的美國主流政治所馴化和收編,成為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所說的“進步新自由主義”的一部分。為深入了解美國當代反種族主義運動的現(xiàn)狀及其局限性,本刊(《世界社會主義研究》)記者趙丁琪對著名非裔美國學者小阿道夫·倫納德·里(Adolph Leonard Reed Jr.)進行了專訪。

  小阿道夫·倫納德·里德(1947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曾在耶魯大學、西北大學和新社會研究學院任教。作為一名非裔美國人,里德專注于研究種族問題和反種族主義運動,撰寫了大量有關種族和經濟不平等問題的文章和著作。除此之外,他還積極參與反對種族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進步社會運動,是美國勞工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其撰寫的著作包括《階級政治之外沒有別的政治》、《重探黑人思想史:非裔美國人思想的意識形態(tài)和物質基礎》、《全然不公:新自由主義與我們在種族平等問題上的退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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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族還原論”的謬誤與當代美國反種族主義政治的局限性

  ○(趙丁琪,下同)作為一名非裔美國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您寫了很多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fā),探討反種族主義運動和反新自由主義的文章和著作。您為什么選擇這樣的研究方向?您青年時代正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反戰(zhàn)運動和民權運動風起云涌的年代,這對您有什么樣的影響?

  ●(小阿道夫·倫納德·里德,下同)在成為學者之前,我是個激進分子。我來自父母都是左翼分子的家庭,所以我總是比同齡人更關注政治,甚至在我做了足夠的研究來了解馬克思主義到底意味著什么之前,我就已經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了。大學畢業(yè)后,我在北卡羅來納州從事了幾年左翼組織工作。到了20世紀70年代,我能明顯感覺到左翼運動正在衰退,我?guī)е环N左翼勢力已經被擊敗的感覺開始攻讀研究生。我回到大學參加了一個左翼的博士項目,這個項目中有幾名和我政治背景相似的學生,我們的研究重點是弄清楚左翼的失敗是如何發(fā)生的。所以,我并沒有意識到我的政治關切與我的研究興趣之間存在著明確的界限。20世紀60年代的反戰(zhàn)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給當時還是年輕人的我指明了最初的關注點和研究方向,反對資本主義(包括帝國主義)斗爭的信念一直是我生活的支柱。

  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是對作為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秩序的資本主義的批判。我們都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統(tǒng)治之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有助于我們認清資本主義的本質。每隔幾年就會出現(xiàn)一些時髦的說法,暗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資本主義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或者已經擺脫了剝削傾向、成為一種平等主義的力量。這些說法就像騙人致富的人吹噓投資項目不會虧損一樣。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就一直是理解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工具。

  我在整個職業(yè)生涯中,一直在努力提供一個關于種族、階級和美國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我的研究一直致力于推進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和運動,我一直認為階級是最根本的范疇,是理解其他壓迫性意識形態(tài)(如種族主義)的關鍵。我所反對的一個主要對象是將階級等同于文化的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頭20年,美國社會科學家作出的最有“意義”但最具破壞性的事情之一,就是通過將階級重構為一種文化概念,從而使其在政治生活中被隱匿。

  ○您是一名反種族主義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但您一直鮮明地反對“黑人自由運動”(Black Freedom Movement)的敘事。您為什么持這種態(tài)度?

  ●當人們討論“黑人自由運動”或“黑人解放斗爭”“漫長的民權運動”時,他們是在老調重彈,而這些老調重彈的觀點可以追溯到美國黑人政治史和美國黑人政治思想研究的初期。無論是當時還是現(xiàn)在,這一構想首先假定黑人是一個單一的集體實體。它還假定黑人一直在進行一場實現(xiàn)同一目標的總體性斗爭,無論你在研究黑人政治史時看到了什么分歧,似乎都只是在一個基本的共同目標中出現(xiàn)的分歧。因此,永恒的“黑人自由運動”這一敘事的主要問題在于,它是一種單線敘事,并且是對更為復雜的現(xiàn)實的簡化。該敘事將種族團結視為理解黑人政治的重要基礎,并對黑人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經歷強加了一種反歷史的理解。它將黑人定義為某種歷史之外的人,并通過假設人們在2020年為與1860年同樣的目標而奮斗,從而瓦解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差異性,這是荒謬的。

  “黑人自由運動”的敘事框架一直在掩蓋黑人之間的真正區(qū)別。從根本上說,這種觀點最激進和最堅定的支持者是那些推動階級計劃的人:任何不考慮黑人內部政治沖突(相對于黑人與其他種族之間的政治沖突)的黑人政治敘事,本質上都是一種階級政治,因為它是芭芭拉·菲爾茲(Barbara Fields)和凱倫·菲爾茲(Karen Fields)所說的“種族技藝”(racecraft)話語的一部分,這種話語有意無意地掩蓋了美國黑人之間的階級分化。

  ○“種族還原論”(Racial Reductionism)是您批評當代美國反種族主義運動時所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什么是“種族還原論”?您為什么要反對“種族還原論”?

  ●“種族還原論”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認為種族作為一個類別可以解釋社會現(xiàn)象,二是認為以任何方式影響有色人種或非有色人種的每一種不公正現(xiàn)象,都可以歸結為種族或種族主義。

  “種族還原論”歪曲了種族歧視和壓迫現(xiàn)象所產生的真正原因或根本原因。每當種族差異被用作觀察美國社會不平等的透鏡時,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和階級統(tǒng)治所造成的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就被掩蓋了。羅伯特·曼杜卡(Robert Manduca)和馬特·布魯尼格(Matt Bruenig)在貧富差距方面作了非常有趣的研究工作。他們發(fā)現(xiàn),雖然從某個角度看,過去50年黑人與白人的財富比率沒有顯著變化,但實際上過去50年黑人群體的收入一直在增長。造成黑人與白人之間總體收入差距持續(xù)存在的原因不是種族主義,而是新自由主義。前10%的富人的收入一直在快速增長,而其他黑人和白人的收入一直在下降。因此,看似沒有縮小、持續(xù)存在的整體種族收入差距,其實更多是富人比其他人更富有的結果。70%的所謂白人財富———或者更確切地說,接近75%的所謂白人財富和接近75%的所謂黑人財富,都由每個群體中排名前10%的人掌握,97%的種族貧富差距存在于最富有的一半人口中。簡單點說,所謂黑人群體與白人群體的貧富差距,實質上就是黑人富人和白人富人的貧富差距。

  事實上,把注意力集中在消除種族差異的努力上,不僅不會把我們帶向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甚至也不是消除種族差異的最佳途徑。種族主義是真實存在的,反種族主義斗爭是令人欽佩的,也是必要的,但現(xiàn)存的種族主義并不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單純的反種族主義話語也不會消除不平等。正因為種族主義不是當今不平等現(xiàn)象的主要根源,所以反種族主義話語更像是一種為不平等現(xiàn)象辯護的誤導性話語,而不是消除不平等現(xiàn)象的策略。

  在2020年伯尼·桑德斯競選之初,圖雷·里德(我應該透露他也是我的兒子)與一位我們共同的朋友和同事進行了交談,這位朋友和同事是競選團隊的核心成員,他鼓勵競選團隊盡可能避免集中精力追求所謂的“黑人選票”。他的論點是,我們今天所認為的“黑人政治”是一種特定階級的利益集團政治,完全植根于黑人中的專業(yè)技術管理階層,他們對政治的態(tài)度就是“種族還原論”。這是一種精英驅動的活動,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群眾基礎。而現(xiàn)實情況是,一旦你開始迎合“黑人選票”或“黑人社區(qū)”這些理念,它就會拖垮你,導致你走向滅亡。

  ○您如何評價當代美國的反種族主義政治?它與社會主義運動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無論過去的情況如何,今天人們普遍認為的反種族主義政治與反資本主義運動或工人階級政治是對立的。反種族主義者堅持認為,明顯的種族差異和不平等的根源不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及其階級矛盾,而是抽象的種族主義或白人至上主義。在其他問題中,這是一種理想主義和神秘主義的觀點。它還提出了一個與新自由主義相一致的公正社會模式:正如沃爾特·本·邁克爾斯(Walter Benn Michaels)和我所說,假設1%的人口控制著90%的資源,只要這1%的人口由黑人、西班牙裔、女性、LGBTQ人群等按一定比例組成,社會就會是公正的。這種觀點也切斷了發(fā)展廣泛的工人階級聯(lián)盟的途徑,這不是對抗資本主義不平等所必需的。事實上,自2016年以來,許多著名的反種族主義者都拒絕提及工人階級及其關注的問題,認為這是縱容白人種族主義的委婉說法,因此暗示黑人和其他非白人不屬于工人階級,必須將其歸入種族類別。

  反種族主義者對推動基于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的、替代民主黨及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努力充滿敵意。比如,一些黑人政治精英[如前民權運動偶像、眾議員約翰·劉易斯(John Lewis)]攻擊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總統(tǒng)提名競選中所提出的公立高等教育去商品化、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優(yōu)先解決勞動人民的需求等口號,認為其輕浮、不負責任,甚至是非美國式的。這凸顯了新自由主義對他們根深蒂固的影響。社會科學學者和媒體輿論專家為反種族主義和其他身份政治認同者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他們不斷地演繹著這樣的套路:充滿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仇外情緒的無可救藥的白人工人階級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危險。他們與克林頓式的新自由主義民主黨人一樣,出于更公開的階級原因,拒絕經濟再分配的平等主義政治。

  二、新自由主義、身份政治與所謂“階級還原論”

  ○您在1999年出版過一本書《全然不公:新自由主義與我們在種族平等問題上的退步》。在您看來,新自由主義對美國社會的種族問題和階級問題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從一個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起到了“推進平等”的作用。例如,底層白人與黑人的財產狀況日益接近———幾乎都沒有任何財產,而多數(shù)的財富日益集中在少數(shù)富裕白人和富裕黑人手中。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樣,警察“平等”地殺害和虐待白人和非白人;白人以及黑人和西班牙裔都“平等”地無法獲得醫(yī)療保健和體面的穩(wěn)定工作。并非所有在新自由主義下受到傷害的人都是黑人,也并非所有黑人都在新自由主義下受到傷害。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后果影響到所有種族。因此,不同種族在共同物質條件基礎上團結起來的基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明確。同時,新自由主義成功地將“左派”的內涵置換為身份政治,這削弱了建立必要的階級團結的能力。

  身份政治成為西方左翼政治表達的主導形式,主要是因為工人階級運動被里根主義/撒切爾主義/克林頓主義(其核心內容是新自由主義)所擊敗。我認為,新自由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清除了所有工人階級有效反抗的資本主義。左派政治越來越多地進入大學以及文化領域,脫離了政治經濟領域,并越來越多地與精英機構中的權力爭奪聯(lián)系在一起。這些精英機構中有很多黑人專業(yè)管理階層的人,他們已經融入了新自由主義體制,并成為其代理人和爪牙。克林頓式的新自由主義民主黨人和“種族還原論”的反種族主義者聯(lián)合起來,激進地反對以經濟平等為核心的傳統(tǒng)左翼信條。

  ○很多左派批評您過于重視階級問題而忽視了種族問題,并將您的觀點視為一種“階級還原論”的體現(xiàn)。您如何回應這種觀點?

  ●這一指控是虛假的,沒有嚴肅的左派否認種族主義或種族不平等的存在。因此,這項指控是那些試圖偏離現(xiàn)實的人的一種嘗試。正如圖雷·里德所說,他們的立場是“種族還原論”,因為他們否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和物質力量的驅動力。

  自從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競選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提名以來,一個幽靈就一直縈繞在左翼與自由派的辯論中:“階級還原論”的幽靈。主張身份政治的左翼和中間派自由主義者利用這一過于簡單化的指控,不僅否定桑德斯,還對與他和民主黨左翼相關的一系列廣泛的普遍再分配政策———如全民醫(yī)療保險、免費公立高等教育、生活工資和集體談判權———表示懷疑。

  現(xiàn)實政治斗爭中經常產生奇怪的聯(lián)盟,但這并不是單純的權宜之計。中間派民主黨人和左翼身份政治的追求者因共同擁護特殊主義、精英政治而結為一體。這種自上而下的政治愿景長期以來一直專注于獲取總統(tǒng)職位,并為此犧牲了長期的、運動驅動的、多數(shù)派的戰(zhàn)略。

  所謂“階級還原論”,指的是將所有涉及種族、性別、性取向或其他群體認同的問題都還原為經濟不平等的問題。這是一種虛假的指控。據(jù)我所知,沒有人支持這一立場。提出“階級還原論”這一謬論的目的是阻止辯論。一旦你召喚出它,你就可以放心地把你的對手斥之為狂熱的煽動者,而不去討論他們在政策建議上與你的分歧的實質。

  盡管毫無疑問存在一些隨意的、教條式的“階級還原論”者,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左派中沒有任何嚴肅的流派認為種族或性別不公正,以及影響LGBTQ、移民以及其他群體的不公正不存在、無關緊要,或應該被淡化或忽視。左派中也沒有任何有聲望的人士認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仇視同性戀和仇外心理不是一種在社會中持續(xù)存在并造成巨大傷害的意識形態(tài)。

  換句話說,“階級還原論”是一個神話。其很可能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解體期間的一些辯論,當時一幫名義上的社會主義者堅持認為,任何對種族和性別不公正的明確關注都會破壞工人階級團結這一更偉大的政治目標。但即使在其鼎盛時期,這種觀點也只在極少數(shù)教條主義者中流行。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和各派馬克思主義者都始終站在爭取種族和性別公正斗爭的最前沿。這種承諾是自然而然的,因為這些左派認為,這些斗爭與沿著平等主義路線進行社會變革這一更普遍的目標密不可分;他們正確地將爭取種族和性別平等的斗爭理解為爭取工人階級權力斗爭的構成要素。所謂“階級還原論”是那些與新自由主義達成和解的人的一種政治想象的產物。

  此外,這一神話還掩蓋了重要的當代和歷史現(xiàn)實。黑人、女性和跨性別者在工人階級中所占的比例較高。因此,任何推動廣泛的經濟再分配的措施———從全民醫(yī)療保險到每小時15美元的最低工資———都不能說是損害了婦女、少數(shù)種族或其他身份群體的利益。更重要的是,這種否認階級分析的做法人為地將種族、性別和其他從屬身份與階級問題區(qū)分開來。誠然,由于勞動力和住房市場長期存在種族和性別歧視,非裔美國人、拉丁裔美國人以及女性的貧困率及其在工人階級中所占的比例過高,而隨著戰(zhàn)后美國城市的去工業(yè)化,這種情況也在惡化。但這意味著,這些人口將不成比例地受益于旨在改善窮人和工人階級境況的舉措。

  正因如此,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主流民權領袖認為,“正因為大多數(shù)黑人是工人階級,種族平等只能通過反歧視政策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結合來實現(xiàn)”。冷戰(zhàn)時期反共主義的興起對以階級為導向的民權政治產生了“寒蟬效應”,為將種族歧視從經濟剝削中剝離出來的種族主義分析奠定了基礎。事實上,在這個時代,種族主義被重塑為一種心理上的痛苦,而不是政治經濟體制的產物。然而,隨著麥卡錫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末消退,主流黑人民權領袖再次將面向所有人的經濟機會(體面的工作和社會民主政策)視為對種族平等至關重要的問題。1963年華盛頓爭取就業(yè)和自由游行的黑人組織者菲利普·倫道夫和巴亞德·拉斯坦(他們都是社會主義者)非常清楚這一點:“這就是為什么(游行)的要求不僅包括反歧視措施,還包括充分就業(yè)經濟、就業(yè)計劃和提高最低工資。”

  隨著美國政治在尼克松和克林頓總統(tǒng)任期內的逐步右傾,圍繞種族和國家政治經濟的討論也在逐步右傾。保守派將黑人所遭受的歧視和不平等歸因于糟糕的價值觀;自由主義者將其歸因于糟糕的價值觀和種族主義。一旦它與政治經濟關系脫鉤,種族主義作為一種指控或診斷就變得越來越模糊,似乎成為一種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之外活動的自主力量。如今,它成為一種對大規(guī)模監(jiān)禁、貧富差距、工資差距、警察暴行、種族比例失調的貧困率和失業(yè)率、健康差距、毒品戰(zhàn)爭等問題的一個單一而通用的解釋。

  明顯的種族差異令人擔憂,但我們要推動社會進步,正是要通過各種社會和經濟政策,將黑人視為工人、學生、父母、納稅人、公民,視為需要體面工作、住房和醫(yī)療保健的人,而不是將他們統(tǒng)一為單一的種族類別。由于這種錯誤的反應,我們現(xiàn)在經常表現(xiàn)得好像旨在解決工人階級問題的舉措對于非裔美國人來說是不夠的,因為他們是“階級還原論”者,因此具有種族排斥性。正如圖雷·里德指出的那樣,這種觀點實際上是“種族還原論”的:它假定所有關鍵政策必須始終都針對非裔美國人所特有的問題進行定制,以便看起來能滿足非裔美國人的需求。

  正如塞德里克·約翰遜(Cedric Johnson)和迪恩·羅賓遜(Dean Robinson)所言,民權運動后的黑人政治傾向于強調種族團結的“族群”概念,這掩蓋了種族政治本身就是階級政治的事實。自2016年以來,民主黨和其他新自由主義精英在對桑德斯計劃的持續(xù)譴責中一再表明,他們最終依靠針對種族問題的論點來反對廣泛的再分配舉措,盡管這些舉措將改善非裔美國工人階級和其他所有人的境況。對桑德斯及其再分配政策的抵制,凸顯了反種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在多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義的產物和推動力,它在使新自由主義理念合法化方面比促進種族平等做得更好。

  三、弗洛伊德事件、新冠疫情與當代美國的進步政治

  ○2020年,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白人警察暴力執(zhí)法慘死而引發(fā)的抗議和騷亂蔓延到全美上百個城市,引發(fā)了全美一場聲勢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這場運動的焦點已經不再限于“黑人遭警察虐殺”,而是開始擴展到警察暴力、種族歧視、社會不公等一些長久存在的社會問題,引發(fā)美國社會各界對文化和歷史的反思。您如何評價弗洛伊德事件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

  ●問題并不在于警察過多地殺害和傷害黑人———這并不對,也不值得為之辯護,但如果問題是這樣產生的,那么合乎邏輯的回應應該是,現(xiàn)有的警察治理結構可以保留,但黑人在被殺害或被傷害的人群中所占比例不應超過10%至12%(即黑人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

  從非種族還原論的角度來看,在警察群體中確實存在著個人種族主義,但這里的根本問題在于新自由主義下的警務系統(tǒng)職能及其運作方式。他們基本上是在保護“私有財產”和鎮(zhèn)壓“刁民”群體。我們知道,所謂“刁民”基本上是指那些讓有財產的人感到不舒服的群體。在黑人和棕色人種占比例較高的地區(qū),黑人和棕色人種在所謂“刁民”群體中所占比例較高。而在懷俄明州、蒙大拿州和達科他州等幾乎沒有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地方,白人在“刁民”群體中所占的比例就比較高了。你猜怎么著?警察對待他們的方式與對待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方式完全一樣。

  2019年,《警察暴力地圖》記錄了30起警察殺害手無寸鐵的黑人和53起警察殺害手無寸鐵的白人的事件。每個人都知道喬治·弗洛伊德的名字,但我們都不知道被警察殺害的白人的名字。如果警察每月少殺一名黑人,多殺一名白人,那么這種警察暴力在不同種族間比例失調的現(xiàn)象就會顯著減少。但有人相信這可以算是一個解決方案嗎?沒有人應該否認種族主義的顯著影響,但任何人都不應該認為警察暴力問題是由種族主義引起的,或者可以通過反種族主義來解決。然而,“黑人的命也是命”(它被稱為“Black Lives Matter”而不是“Workers Lives Matter”)的全部意義在于將種族和種族主義問題置于中心位置———它意味著接受新自由主義需要的不公正,并將其轉變?yōu)樾伦杂芍髁x可以熱切而真誠地譴責的不公正。

  換句話說,以黑人為中心已經成為忽視窮人———甚至是貧窮黑人———的一種方式!畢竟,朝著普遍的經濟再分配方向邁出的每一步都會促進貧富平等,無論這種促進多么微小,都會致力于糾正種族差異。如果沒有普遍的再分配政策,即使我們采取了縮小種族差距的措施,其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

  ○在新冠疫情期間,您反對那種過分關注疫情對黑人影響的傾向,因此遭到了一些反種族主義活動家的批評。您對此如何回應?

  ●在新冠疫情期間,自由派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眾議員艾亞娜·普雷斯利(Ayanna Pressley)、眾議員亞歷山德里亞·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 Cortez)、學者伊布拉姆·X.肯迪(Ibram X. Kendi)和基安加-亞赫馬塔·泰勒(Keeanga-Yahmatta Taylor)以及《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查爾斯·布洛(Charles Blow)分別發(fā)出呼吁,要求特別關注美國黑人容易受到新冠病毒影響的問題,這顯然是基于一種普遍的假設,即黑人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更大,黑人的情況更加糟糕。

  與此同時,非營利性新聞媒體“普羅公共報”(ProPublica)發(fā)表了一份報告,試圖在缺乏確鑿證據(jù)的情況下認可黑人正在遭受特殊苦難的說法。然而,他們?yōu)槭裁匆@樣假設呢?當他們把“種族”說成是導致某些群體易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一個因素時,他們和其他人又是什么意思呢?有時,這只是一種空洞的虔誠,就像沃倫、皮特·巴蒂吉格(Pete Buttigieg)和湯姆·斯泰爾(Tom Steyer)在總統(tǒng)辯論階段承諾打擊“系統(tǒng)性種族主義”一樣,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從未提出過這一概念的具體含義。有時,這些提法只是一些陳詞濫調的濃縮,讓人聯(lián)想到種族不公的歷史,或者是“美國一感冒,黑人就流感”之類的陳詞濫調。

  許多讀者可能對美國和其他地方種族醫(yī)學的骯臟歷史以及它在過去與傳染病和公共衛(wèi)生焦慮的聯(lián)系并不陌生。我相信,像沃倫、普雷斯利等目前呼吁特別關注種族影響的人都認為自己是社會正義的倡導者,但不難預料,“黑人的情況更糟”在這個國家爭權奪利的丑陋政治勢力手中會變成“黑人是問題的根源”,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在閱讀肯迪關于種族醫(yī)學重要性的歷史簡介時,我想到了種族醫(yī)學在19世紀取得的一項成就,即發(fā)現(xiàn)了一種“精神疾病”,這種疾病折磨著奴隸,使他們傾向于非理智地“逃避兵役”。這種疾病是由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奴隸主醫(yī)生在19世紀50年代診斷出來的。而在此之后的一個半世紀,輝瑞、默克和葛蘭素史克公司開始在市場上銷售治療這種疾病的藥物。

  此外,在種族醫(yī)學領域的鼎盛時期,“黑人的情況更糟”這一論點最突出的表現(xiàn)之一是弗雷德里克·霍夫曼1896年的研究報告《美國黑人的種族特征和傾向》。霍夫曼從統(tǒng)計學角度證明,黑人的情況非常糟糕,他們最終會作為一個群體消亡,因為從生物學角度來說,他們不適合在奴隸制之外生活。

  種族不是一個自然范疇,它是一個虛構的概念,是一個完全編造出來的概念,是一種沒有任何基礎的抽象、任意的分類范式。在目前流行的關于種族的可疑話語中,我們很容易忽視這樣一個現(xiàn)實,即種族主義本質上就是基于這樣一種理念:種族不僅僅是一種統(tǒng)計上的范疇,而是指由實際的生物差異所界定的人群。無論這一理念是否與該種族低等或優(yōu)越的主張相關聯(lián),它本質上都是種族主義。也就是說,種族主義就是認為種族是一個定義和概括自然人群的類別。

  聲稱黑人特別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或任何傳染病,就像聲稱獨角獸特別容易被疾病感染一樣荒謬。我們知道在美國,被歸類為黑人和西班牙裔的人更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是因為他們在工人階級或貧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高,無法獲得足夠的醫(yī)療保健,從事著很多危險的、使人衰弱的工作,并生活在相對擁擠的環(huán)境中,生活在接觸環(huán)境毒素較多的地區(qū)———所有這些條件都會損害基本健康,因而更有可能被感染。而使許多人免于新冠病毒感染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是白人或亞裔,而是因為他們很富有。

  如果我們關注的是消除醫(yī)療不平等,那么“黑人的情況更糟”的說法顯然對我們沒有什么好處。問題在于營利性醫(yī)療系統(tǒng)的不合理和不公正,以及市場驅動的醫(yī)療服務配給方式,無論那些因此陷入困境的人是否更有可能是黑人。

  而在政治上,當疫情的共同危險呼喚著廣泛團結時,堅持這種說法就顯得格格不入了。它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種族政治的邏輯及其獨特的群體平等規(guī)范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政治想象,即使是那些希望被視為進步人士的人也不例外。值得回顧的是,沃倫在競選期間曾強烈反對普遍免除學生貸款,并堅持要求提供部分的、經過經濟狀況調查的福利。因為她聲稱,普遍福利的方法不足以縮小種族貧富差距。

  沃倫、普雷斯利等左翼身份政治主義者反對的正是所謂的過度不平等,即那些基于種族、性別或性取向等原因的排斥。在他們看來,由資本主義市場產生的不平等———即影響我們大多數(shù)勞動人民的不平等———是沒有問題的。這種政治無法幫助我們?yōu)閷崿F(xiàn)我們應得的平等社會而奮斗。

  ○奧巴馬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tǒng)。但您卻尖銳地批評他是一個“空洞的機會主義者”。您為什么這樣批評他?

  ●我從他政治生涯一開始就認識他,那是在他競選我所在的芝加哥州參議院選區(qū)的席位時。他當時給我的印象是一個空洞的機會主義者,一個善于表演、懂得如何讓白人自由派喜歡他的人。我當時認為,在“希望”“變革”和“夢想”的空洞言辭之下,他的基本政治觀點是新自由主義。我的觀點一直沒有變過。

  我在耶魯教過一些類似于奧巴馬的學生———耶魯版本的奧巴馬。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堅信,民權運動的目的就是讓他們這樣的人能夠進入常春藤聯(lián)盟大學,之后再去華爾街發(fā)展,或成為政界的精英。

  ○您在2016年和2020年大選中支持伯尼·桑德斯,為什么您選擇支持桑德斯?“桑德斯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對于美國社會主義運動來說意味著什么?

  ●我非常希望桑德斯的競選活動能推動受歡迎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政治組織的發(fā)展———也就是說,不僅僅是試圖選舉民主黨人上臺執(zhí)政。2016年之后,盡管七個全國性工會(其中六個是美國勞工黨的附屬工會)組成了支持桑德斯聯(lián)盟,但我所設想的情況并沒有發(fā)生。這似乎更有可能發(fā)生在2020年之后,因為全國各地的團體圍繞桑德斯的競選活動聚集在一起,并開始圍繞單一付款人醫(yī)療保健和其他工人階級的變革要求進行組織。新冠疫情和政府停擺使這些努力功虧一簣。我們目前看到的可能是工會領導的工人階級反抗運動的開始,這些斗爭來自汽車工人聯(lián)合會、美國郵政工人聯(lián)盟和其他一些工會。

  ○唐納德·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在美國興起的原因是什么?它對于美國進步政治及反種族主義運動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主要原因與這樣一個事實有關,即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勞動人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不安全,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沒有提出承諾解決他們所關心的問題的政策。這為威權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推出“替罪羊”創(chuàng)造了空間,以轉移人們對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階級權力的關注。我認為這些傾向不是“右翼民粹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和威權政治。

  特朗普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社會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很多人認為特朗普的支持者是白人工人階級,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我看到的數(shù)據(jù)是,支持特朗普的選民收入中位數(shù)是每年超過77000美元。這些人不是工人階級,而是小企業(yè)主或專業(yè)技術人士,他們拼命維護或保持自己在體面階層中的優(yōu)越感,他們認為自己是“真正的”美國人,他們精神上認同富人,恐懼工人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中的非白人分子。正是這個“有財產、有地位的紳士”階層,造就了南北戰(zhàn)爭前美國的反廢奴暴民,造就了20世紀20年代作為一種全國性現(xiàn)象的力量強大的三K黨,造就了納粹黨以及所有其他法西斯主義和獨裁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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