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2016年以來席卷全球的右翼民粹主義浪潮，讓對法西斯主義的討論重新成為全球思想界的熱點。在這種背景下，盧卡奇在1952年撰寫的討論非理性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著作——《理性的毀滅》，也重新回到了西方思想家的視野中。美國密歇根大學講師馬特·麥克馬納斯（Matt McManus）撰寫的這篇文章，闡述了盧卡奇《理性的毀滅》一書的核心要義與當代價值。
在《理性的毀滅》一書中，盧卡奇梳理了法西斯主義的思想譜系，揭示了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尼采和海德格爾等非理性主義思想家在法西斯主義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馬特·麥克馬納斯指出，《理性的毀滅》一書所關注的問題非常具有現實意義，不僅對右派有啟示，對左派也有啟示。他指出，在20世紀晚期，福柯和德勒茲等自由主義者和左翼人士迷戀上了尼采、海德格爾等“明顯反動”的非理性主義思想家，“將他們對理性的懷疑和對‘差異’的強調……移植到進步理論的核心”。這樣所造成的結果是左派的“理論雄心”逐漸萎縮，對提出建設性的未來愿景“產生了戒心”。這種情緒導致了一種政治上的顛倒，“保守派開始斥責左派是時髦的相對主義者和懷疑論者，同時聲稱右派才是值得信賴的，可以自豪地推進自由與民主的事業。”
馬特·麥克馬納斯的結論是：“《理性的毀滅》的一個重要教訓是，無論人們是否認為盧卡奇的嚴格唯物主義辯證法提供了完整的真理，左派都不應該把理性和正義的陣地讓給右派。這樣做不僅在戰略上是站不住腳的——這往往是內化了以反動思想為基礎的論點的結果，而且也打破了左派思想家的悠久傳統，即認為民主、自由和平等為更美好的社會提供了理性基礎。在新千年里，我們能夠也應該重新拾起這一傳統，因為新千年的政治再次被偏見和仇恨的蔓延所定義。”
翻譯：趙丁琪
當法西斯主義掌權時，大多數人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毫無準備。他們無法相信人類會表現出如此邪惡的傾向、如此強烈的權力欲望、如此無視弱者的權利或如此渴望屈服。只有少數人知道火山爆發前的隆隆巨響。
——弗洛姆《逃避自由》
2016年掀起的右翼民粹主義勝利浪潮讓我們許多人大吃一驚。我永遠不會忘記和朋友們一起舉辦選舉觀察會，當時我們熱烈地談論即將上任的希拉里·克林頓政府必然會加倍奉行新自由主義，商討我們如何做出強硬的回應……
我們都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么。到 2018 年，地球上幾乎每一個主要國家都由一個強硬右翼或強硬右翼傾向的政府執政——美國、以色列、印度、俄羅斯、巴西、意大利、英國、土耳其、波蘭和匈牙利只是最知名的幾個國家。盡管殘酷與無能的罕見結合導致美國、巴西和其他國家的右翼總統下臺，但在“歷史終結”的時代，未來會以一種很少有人能猜到的不可預測的方式開啟。
無法預料的歷史事件的好處是，由此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反思有助于左翼找回可能已被遺忘的洞察力。例如，左翼學者和活動家對知識右翼的興趣激增——許多自由主義者和左翼人士現在對“聯合主義”的來龍去脈以及后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保守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就像對革命/改良辯論一樣熟悉。這里有深受喜愛的“了解你的敵人”（Know Your Enemy）播客，有左翼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包括我本人）撰寫的一系列學術和通俗讀物，還有約翰·甘茲（John Ganz）、凱瑟琳 喬伊斯（Kathryn Joyce）和里克 珀爾斯坦（Rick Perlstein）等記者撰寫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長篇解釋和批評文章。
盧卡奇的《理性的毀滅》
這一復興包括重新引入經典左派作家關于保守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右派的文章。2021年，Verso出版社推出了格奧爾格·盧卡奇的新版《理性的毀滅》。盧卡奇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之一，因其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了強烈的黑格爾式發展而聞名于世。
與這本相對較薄的論文集相比，《理性的毀滅》必須與多米尼克·洛蘇爾多（Domenico Losurdo）同樣長篇大論的《尼采，貴族的叛逆者》（Nietzsche, the Aristocratic Rebel）并列，成為主要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對右翼進行最詳盡分析的著作之一。不過，洛蘇爾多的書專注于弗里德里希·尼采對強硬右翼的持久影響，而盧卡奇的這本九百多頁的巨著則研究了大量反動和右翼思想，從德國理想主義者到亞瑟·叔本華和索倫·克爾凱郭爾，再到馬丁·海德格爾和卡爾·施密特，以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一大批鮮為人知、智力虛無的諂媚者。
盧卡奇的這本書最初出版1952年，旨在描繪“德國在哲學領域通往希特勒的道路”。從某些方面來說，這對于一位堅定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項奇怪的任務。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在“哲學領域”發生的意識形態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次要的。
它們反映的是“上層建筑”的變化和經濟“基礎”的沖突，言下之意是，哲學辯論對重大社會變革的因果關系（如果有的話）微乎其微。盧卡奇本人也經常向這種更為正統的觀點示意，強調自己“僅限于”“描繪”阿道夫·希特勒崛起的“最抽象的部分”，絕非意味著“高估了哲學在動蕩的整個具體發展中的重要性”。
海德格爾等哲學家的大量著作認為，復雜的歷史發展最好用我們形而上學觀點的轉變來解釋，因此，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謙遜令人耳目一新。但這也意味著，盧卡奇有時會依賴于難以令人信服的極端馬克思主義論斷，即無論哲學家怎么想，真正發生的是一種階級斗爭，并延續到認識論或本體論學說中。
盧卡奇強調，無論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或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這樣的哲學家是否有意產生反動影響，他們的作品都會被這樣利用，這一點更有說服力。時至今日，仍有許多有趣的思想家的作品被極右機會主義者篡改，就像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對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等后現代思想家的庸俗利用一樣。
但是，盧卡奇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研究反動思想史，最終導致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他一貫認為，任何人只要不符合他對唯物辯證法的詮釋，就是非理性主義者，這一點難以令人信服。
盧卡奇關于蘇聯體現了理性主義思想頂峰的勝利論調無助于他的論點，即任何偏離正統路線的人都是在向非理性主義倒退。實際上，卡爾·馬克思本人的思想足夠豐富，足以容納各種創造性的綜合，如自由主義、基督教和尼采主義的作品等，這些綜合都展示了對馬克思主義采取綜合和非教條主義方法的優點。事實上，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對馬克思的著作進行了創造性的加工，以彰顯黑格爾的主題，這說明了為什么對馬克思主義的“褻瀆”也能大有作為。
非理性主義的偶像
盡管存在這些局限性，《理性的毀滅》仍是一本重要的、深刻的讀物，為法西斯主義思想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凡的譜系。雖然盧卡奇對理性的理解過于狹隘，受制于他對本世紀中期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承諾，但不可否認的是，他聲稱現代反動思想的起源在于拒絕啟蒙運動堅持的基于我們共同理性的人人平等和自由。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這樣的傳統保守派也是如此，他哀嘆激進哲學家提出的“光明與理性的新征服帝國”瓦解了所有“令人愉悅的幻想，這些幻想使權力變得溫和，使服從變得自由，使生活的不同色調變得和諧，并通過溫和的同化將美化和軟化私人社會的情感融入政治”。
約瑟夫·德·馬斯特爾（Joseph de Maistre）這樣的極端反動分子也是如此，他堅持認為，我們必須以教條式的敬畏對待傳統權威，因為 “人類的理性，或者被無知地稱為哲學的東西，不僅無法取代那些被無知地稱為迷信的基礎，相反，哲學在本質上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
盧卡奇精辟地解釋了這些非理性主義本能是如何變異甚至脫胎換骨，同時繼續推動徹底的等級觀念和反平等觀念的。在一個特別有價值的章節中，他在一篇《關于人種不平等的論文》中，追溯了種族主義者阿瑟·德·戈比諾（Arthur de Gobineau）是如何以種族為基礎發展出一種臆測的人類歷史理論的。這個故事的寓意是，“雅利安”白種人從一開始就更勤勞、更聰明，但卻一直受到混血前景的威脅。
雖然像亞歷克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這樣持批判態度的自由主義者斥責德·戈比諾所敘述的是純粹的神話，而不是細致的分析，但德·戈比諾本人卻指出，他的作品受到了渴望為美國奴隸制度找尋思想辯護的美國奴隸主的熱烈歡迎。德·戈比諾的思想后來被張伯倫等德意志帝國主義者所借鑒，并最終被納粹所采用，他們將匪夷所思的種族神話升華為同樣匪夷所思的偽科學。
盧卡奇有趣地記錄了一些納粹分子甚至承認其自身理論的荒謬性，憤世嫉俗地承認它被用作大規模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辯護。重要的不是納粹種族理論的“真理”性，而是它能夠“提升”德國人民的能力。正如讓-保羅·薩特在《反猶主義者與猶太人》一書中所說，人們永遠不應：
”相信反猶主義者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回答是荒謬的。他們知道自己的言論是輕浮的，是可以質疑的……他們甚至喜歡玩弄文字游戲，因為通過提出荒謬的理由，他們使對話者的嚴肅性喪失信譽。他們樂于不懷好意地行事，因為他們尋求的不是以合理的論據說服人，而是恐嚇和擾亂人心。“
《理性的毀滅》中最復雜的部分不是涉及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等戰犯的章節，而是涉及叔本華、克爾凱郭爾、尼采和海德格爾等重要哲學家的章節。盧卡奇認為有必要對這些人物進行仔細分析，不斷強調這些哲學家的工作水平遠遠高于納粹偽知識分子和法西斯宣傳家。他承認，他所討論的許多思想家，尤其是在本書的前半部分，都關注資產階級社會中出現的現實問題。這與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或羅森伯格（Rosenberg）的《二十世紀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等著作中神話化的非理性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
然而，盧卡奇對他認為為法西斯主義崛起奠定基礎的主要哲學家提出了嚴厲批評。盧卡奇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論點，即無論叔本華和克爾凱郭爾的意圖如何，他們倒退回存在主義的悲觀主義和反世俗主義的做法都產生了負面影響。
在叔本華那里，即使在他主張自我放棄的地方，也產生了助長一種將人的孤立性浪漫化的效果。當然，克爾凱郭爾全盤否定了倫理公共領域的相關性，堅持在上帝面前成為一個獨特的個體。他們否認政治變革的意義，堅持認為人類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內心的轉變，因此他們的作品導致了團結主義抱負的破滅。
尼采后來更加積極地回應了同樣的悲觀主義，但采取的是一種決定性的反動模式。他堅持認為，擺脫不斷蔓延的虛無主義的唯一途徑就是堅決摒棄柏拉圖式的真理和理性觀念以及基督教強調的人人平等，而這兩種觀念后來都被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所繼承。
尼采認為，取而代之的應該是一種新的“貴族激進主義”，在這種激進主義中，“金發野獸”將不分善惡地創造自己的價值。盧卡奇堅持認為，這為“最極端的利己主義以及各種殘忍和野蠻”打開了大門，但這只針對：
“地球上的領主，但尼采只想為他們提供一種激進的哲學。因此，他寫道：‘這是偉大的紀律思想——那些不能忍受它的種族將受到譴責，而那些發現它有最大益處的種族注定要成為主人"。
盧卡奇在許多方面預見到了洛蘇爾多和最近的丹尼爾·圖特等哲學家的工作，他討論了尼采如何基于一種貴族式的認識論和價值體系而拒絕理性主義的普遍主義和道德。對尼采來說，社會主義將通過實現怨恨的“羊群”的統治和對文化的虛無主義貶低，從而造成對生命的否定。
盧卡奇將尼采定義為史詩般地敵視社會主義的思想家——這一觀點有一定的可信度。在《敵基督者》中，尼采問道："在今天的烏合之眾中，我最痛恨誰？”他的答案是 “社會主義者的烏合之眾，錢德拉人的使徒，他們破壞了勞動者的本能，破壞了他的快樂，破壞了他對瑣碎生活的滿足感——他們讓他嫉妒，教他復仇”。
對尼采來說，只有徹底恢復或發明一種新的、更殘酷的貴族制度，才能扭轉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傳播所體現的平等主義現代性浪潮。雖然盧卡奇承認尼采從未打算讓德國民族主義者成為“大地之主”，但他關于貴族激進主義為法西斯主義打開了一扇大門的論點卻是有力的。
法西斯分子將尼采與他所蔑視的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粗暴的生物種族主義等形式聯系在一起，從而肢解了尼采。但是，貴族統治階級必須建立一種超越善惡的新道德，以戰勝大眾的墮落，這種思想對許多反動派來說是一曲誘惑之歌。
左派的啟蒙
《理性的毀滅》一書所關注的問題是多么具有現實意義，這一點令人震驚。它不僅對右派有啟示，對左派也有啟示。
當代哲學家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在《非理性的誘惑》（The Seduction of Unreason）一書中也強調，尼采和海德格爾等人為了權力意志和專制主義，強行摒棄了理性和平等。他的理論敘事與盧卡奇的頗為相似，只不過他的敘事更進了一步。沃林指出，在20世紀晚期，福柯和德勒茲等自由主義者和左翼人士是如何迷戀上這些明顯反動的思想家，將他們對理性的懷疑和對“差異”的強調——在右翼的意義上，指的是等級、地位和權力的合理差異——移植到進步理論的核心。
其結果是理論雄心的逐漸萎縮，對提出建設性的未來愿景產生了戒心。心地善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在《哲學與社會希望》（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一書中很好地捕捉到了這種感覺，他將自己與保守的民主捍衛者進行了對比：“右派思想家認為，僅僅傾向于民主社會是不夠的。人們還必須相信，民主社會客觀上是好的，民主社會的制度是以理性第一原則為基礎的……我自己的哲學觀點——我與尼采和約翰·杜威的觀點相同，禁止我說這種話。”
這些無處不在的情緒導致了一種非同尋常的顛倒。保守派開始斥責左派是時髦的相對主義者和懷疑論者，同時聲稱右派才是值得信賴的，可以自豪地推進自由與民主的事業。
《理性的毀滅》的一個重要教訓是，無論人們是否認為盧卡奇的嚴格唯物主義辯證法提供了完整的真理，左派都不應該把理性和正義的陣地讓給右派。這樣做不僅在戰略上是站不住腳的——這往往是內化了以反動思想為基礎的論點的結果，而且也打破了左派的悠久傳統，即認為民主、自由和平等為更美好的社會提供了理性基礎。在新千年里，我們能夠也應該重新拾起這一傳統，因為新千年的政治再次被偏見和仇恨的蔓延所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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