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華老師提的這個問題是個真問題，比起那些偽問題來說，這才是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國家不得不面對并要搞得清清楚楚的問題。經過實踐反復證明，不存在這樣一只無形的手，可以把市場的供需關系調節好。解放初期，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惡性投機交易，都是依靠無形的手調節的，結果怎樣？越調越糟糕，最終還是靠人民政府依靠計劃手段才解決問題的。
對于那只“看不見的手”，最好從無形的道上來感悟。而悟道，必定是由器而道，要從有形的器開始。立華老師講的市場三大主體（消費者、企業、政府部門），這是切入點。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論。毛主席一貫討厭那種不從實際出發，從抽象的概念出發的做法。
如果只談無形的手，那么云里霧里繞來繞去，會把人搞得暈頭轉向的。
那就來從了解計劃經濟入手，看看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究竟調節得如何？
以此為道器變通之基，再認識和理解市場那只無形的手（看不見的手）的功能，如何通過市場主體（人）來發揮作用的。
參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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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5年：新中國的四個五年計劃究竟怎樣？
新中國成立后，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從3年國民經濟恢復，到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實際上并沒有像蘇聯那樣搞完全“計劃經濟”，但是，國民經濟的主要部分是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調解國民經濟的主要手段是政府有形的手。
到1975年四屆人大，周恩來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有這么一段：
【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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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領導的蘇聯計劃經濟究竟怎樣？
二戰前，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至少完成了2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年——1932年），使蘇聯開始從一個農業國轉變成一個擁有獨立的比較完整國民經濟體系的工業國，從而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奠定了比較牢靠的物質基礎。
從全人類角度考慮，這是破天荒的計劃經濟時代的開端。
這個五年計劃只用了四年零三個月就完成了。
蘇聯共建成了1500多個擁有現代化技術裝備的大型工業企業，首次出現了拖拉機、飛機制造、汽車、重型機械、機床制造、化學合成工業、精密儀器制造等在當時算是新興的工業部門。
這么多部門的組織協調，也是一個新課題。
如果管理跟不上，無疑也是搞不好的。
1932年蘇聯工業產值就已經達到1913年的234.5%。
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占的比重，也從1928年的48%上升到70.7%；工業內部輕重工業的比重也由計劃1927年的60.5比39.5，轉變成46.6比53.4。
蘇聯國民收入從1928年的244億盧布增加到1932年的455億盧布，增長了68%。
這些數字，可不是浮夸，是蘇聯人民在斯大林領導下干出來的。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經濟發展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超過了同期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當然包括老牌的和新型的所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緊接著，在“二五”計劃期間，也就是從1933年到1937年，蘇聯總共有4500個大企業建成并投入生產；工業總產值由增長了120%，其中重工業增長了139%，輕工業增和了100%，
農業總產值由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負增長，增長了54%，這是極其了不起的。
國民收入增長了109%，人民的工資基金增加了1.5倍，集體農莊農民收入增長了2倍多。
一直到1937年，大工業總產值比1932年增加了1倍，比1913年增加了7倍，大工業尤其是機器制造業的發展壯大，使整個國民經濟各部門獲得了技術上的重新裝備。
我們可以想象，蘇聯的建設社會主義勞動大軍，多么龐大！
在生產力大發展的同時，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在國民經濟的所有部門中基本確立。
有了經濟基礎，蘇聯的上層建筑也得到突破和發展，這里不細說。
二五計劃到1941年之間，蘇聯的發展沒有絲毫停步，這里不一一說了。只講前面的兩個五年計劃。
這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莫斯科保衛戰的時候，蘇聯可以將拖拉機廠轉產生產坦克，就憑這一點，可以看出實力來。
社會主義蘇聯，主要是指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計劃經濟年代。這要與斯大林逝世后，從赫魯曉夫到勃涅日列夫，以及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再到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做出嚴格區別，才是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
斯大林逝世的時候，蘇聯的計劃經濟是怎樣？
蘇聯的經濟實力是怎樣的？
蘇聯的綜合國力是怎樣的？
僅憑蘇聯老大哥幫助我們建立工業化基礎的156個項目，就可見一斑。
那個時候，是毛主席采取了先全盤接受，在有所鑒別，再作我們的分析，從而發現問題，進而走出我們自己的一條社會主義建設之路。
毛主席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論十大關系》等一一系列著作，就是這樣應時而作的，是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去的。
所以，我們后來的計劃經濟，不是完全蘇聯式的，不能把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籠統說成是蘇聯計劃經濟那樣的。
我們的人民公社里的集體經濟，實際上有很大成分是非計劃的，是市場調節的。那個龐大的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后來到了1990年代初能夠三分天下有其一——鄉鎮企業產值占到國民經濟的三分之一，不是偶然的。
這不是吹牛。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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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只看不見的手需要從功能與作用關系上作嚴格分析
至于無形的手的功能怎樣？這的確要進行分析，不能籠統地說好，或者不好。請注意，這里講的是“功能”而不是“作用”，這正是立華老師在文中講的市場主體問題，也就是說市場離開了主體，那只是存在功能，這是潛在的作用，因此說無形的手（看不見的手），還是有道理的，這只無形的手的功能，可以通過市場主體將功能轉化為作用。
市場主要有三大主體：消費者、企業、政府（相關部門），而像我們這么大的國家，政府部門的宏觀調控，充當著市場調節最重要的角色。這個角色是不可替代的，但必須在理論上明確一點，所謂“小政府，大社會”是行不通的，政府部門出臺各項調節經濟（市場）的政策，尤其是利率、匯率政策，必須要做深入細致的市場調查，而絕不能把這項工作轉包給別的什么機構，尤其不能轉包給被某些利益集團控制的機構。這個時候人們自然會想到公道的重要性，以及公有制的優勢。
事實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剖析，對提出“看不見的手”的亞當·斯密的理論，做過全面系統的分析，批判地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內容。列寧說的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之一，就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就包括斯密的理論。如果把“看不見的手”理論，奉為圭臬，那是十分可笑的。其實，從哲學上講，馬克思哲學是建立在批判黑格爾哲學基礎上建立的，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里，就提到黑格爾曾經把市民社會與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放在一起分析過，指出了斯密理論的某些不足。因此，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從整體上無論是科學性，還是實用性，都遠遠勝過包括斯密理論在內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
從實踐上看，無論是蘇聯的計劃經濟，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踐，都是創造過奇跡的，后來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也是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再往后的情況，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功能，也存在，但發揮作用最大的是誰呢？立華老師分析的十分詳細，這里就不多說了。
無形的手的功能的確有，但功能轉化為作用，這個道器變通之變，需要有主體（需要有人，離開了人，靠任何無形的東西都靠不住），這個主體，即使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政府自然處于最重要的位置。我們畢竟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里面很有很多新新情況、新問題，但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關系問題，總是處在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地位。而政府部門的作用，無疑是重大的，某種程度上是最大的。領導政府的是代表全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黨和政府不是有限責任公司，這是必須明確，不能有半點含糊的。講為人民服務，為何不能少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如何才能讓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比較好的作用，的確是需要認真研究的。
李克勤后記：我很早就在思考這個問題，今天借著立華老師的東風，初步談了這么多感想。供各位參考，請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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