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克拉里在其所著的《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將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命名為“24/7式的資本主義”。24/7是一周七天、每天24小時的意思——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007”，這是一個全天候、全年無休的世界，一個沒有睡眠的世界。
在王家衛的《阿飛正傳》里，張國榮說：“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只能夠一直飛啊飛，飛累了就在風里面睡覺，這種鳥一輩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時候。”喬納森·克拉里在書的開篇就提到這種鳥——白鸛雀。美國軍方希望仿造這種不需要睡眠的鳥，制造出不需要睡眠的戰士。喬納森·克拉里認為，一旦這個設想實現了，那么就會很快被推廣到民生領域。盡管這種戰士還沒有被制造出來，盡管睡眠還不能完全被消滅，但是它在被不斷地侵蝕、弱化和剝奪，甚至被商品化。
20世紀見證了人類睡眠時間的不斷縮短。20世紀初人類的平均睡眠時間尚有十小時，到上一代人縮減到了8小時，如今僅剩6.5小時。同時，睡眠質量也在不斷降低，已經成為影響人類健康的最大殺手之一。據統計，全球睡眠障礙率達27%，美國失眠率高達50%，英國為14%，日本為20%，而中國為38.2%。
那么，是誰謀殺了我們的睡眠？
一
在工業社會出現之前的漫長歷史時期中，睡眠的地位一直是穩定的，人們遵循著晝夜和季節的自然規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伴隨著資本主義和工業社會的出現，睡眠的自然狀態被打破了。
由于剩余價值主要取決于超過再生產工人勞動力價值所需要的時間，所以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就成為增加資本利潤的最主要手段。勞動時間不再由日出與日落“自然”地規定，把工作日延長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長到夜間，就成為資本增值的內在需要。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從農業時代的四小時，延長到了八小時、十小時、十二小時甚至十六小時。
但是不管工作時間如何延長，它總是存在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這就是睡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睡眠是“勞動力的身體界限”，人需要睡眠，就需要要給鍋爐加煤、給機器上油一樣。盡管資本把“更新和恢復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變成了“恢復精疲力竭的有機體所必不可少的幾小時麻木狀態”，但是它無法徹底消滅睡眠。睡眠，成為了資本試圖想要突破但一直無法逾越的最后障礙。它是碩果僅存的一道屏障，資本主義唯一無法消滅的“自然條件”，是最后一個仍在頑抗的等待被徹底改造的日常生活領域，
在早期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過去之后，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使得工人的工作時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縮短。尤其是在二戰之后，在法西斯主義的廢墟中建立的西方福利資本主義體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勞動者的生活和尊嚴。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全球新自由主義擴張，二戰之后建立起來的西方福利國家體系瓦解了，“隨著控制式或調和式的資本主義模式在歐美的崩潰，休養生息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在這個勞工力量被摧毀的新自由主義世界中，“供人休息和恢復精力的時間實在太昂貴了。”
“996”成為了都市白領的工作常態，無間歇、無極限的工作觀念被認為是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在后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之下，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被徹底打破了。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不管在家里還是旅游的路上，你都隨時可能進入工作的狀態。
各種大公司爭先恐后地提供各種獎勵來激勵人們丟棄睡眠。從形形色色的加班補助、打車福利，到免費早餐和深夜晚餐，都在強化一個訊息：睡眠是無用的，放棄的睡眠越多，也就意味著你得到的補償越多。
二
大工業時代資本家的夢想，僅是把所有的時間都變成工作時間。但是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人不僅有生產者的價值，還有作為消費者的價值。這個消費社會的支配者無窮無盡地激發煽動起大眾的消費欲望，從而為他們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電子商務和網絡消費的興起，為24小時全天候的消費提供了可能。很多盛大的互聯網消費節日，一般都是從午夜十二點開始，這本身就充滿巨大的象征意義。睡眠，是消費所要侵蝕的空間，是資本所要殖民的領地。“睡得越少、消費越多”的生活方式，堆積起了當代都市公民在黑夜中永不饜足的欲望，擠壓掉了原本專屬于睡眠的時間。
當你離開工作場所和購物網站，進入休閑模式的時候，就意味著擺脫了資本的牢籠嗎？并沒有。正如鮑德里亞所說，休閑并不意味著享受自由、獲得休息，它其實是對非生產性時間的一種消費。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休閑娛樂甚至成為一種生產利潤的無償勞動。
90年代末，當谷歌還只是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民營小公司時，它未來的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博士就宣稱，他所命名的“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就是21世紀的代名詞，那些能夠成功地持續吸引、控制最大數量“眼球”的公司將會稱霸全球。人類的時間是有限的，企圖被推銷出去的“內容”卻貌似是無限的，兩者的比例極不相稱，這導致各大公司展開激烈競爭，希望占有或控制人們每天醒著的時間，并進一步擠壓睡眠的時間。
特勒貝·朔爾茨（Trebor Scholz）、蒂齊亞納·特拉諾瓦等人提出了“玩樂勞動”或“數字勞動”的概念，來代指互聯網上休閑、娛樂和創造性的無償勞動。也就是說，當你在打游戲、刷小視頻、在通訊軟件跟朋友聊天的的時候，你提高了所使用產品的日活、月活和廣告的點擊率，這都會反映在企業的資本負債表上。你用于休閑和娛樂的每一分每一秒，最后都轉化成了企業的利潤和股價。
制造“成癮”，成為了娛樂產品的最高目標。今天越來越嚴重的對電子產品的依賴，就是這種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典型癥狀。數十億人每日每夜花好幾個鐘頭，一動不動地對著手中閃著光的信息和內容。離開手機一段時間，我們就會感到焦慮、不安和惶恐。即使當夜幕來臨，大地萬物都進入了夢鄉的時候，你還遲遲抓著你的手機不愿意入睡。當你通過剝奪睡眠來增加可以把控的“自由時間”的時候，殊不知這種“自由時間”早已淪為資本操控的對象。
在這個一切以利潤為指向的晚期資本主義世界里，睡眠給生產、消費和娛樂所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你在睡夢中的每一秒，都是資本利潤的損失。正如喬納森•克拉里所說，“資本主義從我們手中竊取時間，睡眠將這一過程攔截，毫不妥協。”從睡眠手中奪取我們僅存的最后的自然領地，創造一個沒有睡眠的“24/7”的世界，就成為資本最終的目標。
三
在喬納森·克拉里所描述的24/7的世界里，一切有節奏韻律的、綿延的時間感被消滅了，隨之而來白天與黑夜、工作與休閑、公共與私人間的界限被抹除，朝向未來的紐帶也被切斷，一切都是當下，“這個星球被重新想象成為一個永不停歇的工作場所或一個永不打烊的商場。”
在這個資本無孔不入的世界中，大多數看似不能被消滅的自然生理需要，比如饑餓、口渴、性欲以及對感情的需要，都已經被重新打造，轉換成了商品。比如現代工業的發展讓隨時隨地獲得可飲用的水成為不可能，隨之產生了一個龐大的瓶裝水工業；越來越昂貴和難以尋覓的感情，催生了各種情感服務行業和交友APP。作為人類的最后的自然領地的睡眠，也不能例外。
我們都知道手機上都有“睡眠模式”功能——它意味著電子設備在耗電量低的休眠狀態下運行。對于人類來說，開機/關機的對立邏輯已經過時了，睡眠不再是必要的需求；沒有“關機”狀態，只有“睡眠模式”。在“睡眠模式”下，睡眠不過是清醒狀態的延續或弱化呈現，人們可以隨時醒來查看回復郵件或刷朋友圈。換言之，人們的存在只有清醒狀態和亞清醒狀態，而沒有睡眠狀態。
這種弱化的睡眠狀態，造成了失眠現象的蔓延，睡眠也隨之被構建成一種稀缺資源，一種需要購買才能得到的商品。大量治療失眠和改善睡眠的藥物，充斥著各種藥店和購物網站，各種與睡眠相關的APP和“陪睡”經濟也隨之興起。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喬納森·克拉里告訴我們，僅2010年就有5000萬美國人開了安必恩或舒樂安定這樣的藥物，還有幾百萬人買了非處方安眠藥。
與之相對應的是，清醒也成了一種商品。各種含興奮劑的飲品和食品，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市場空間。每天早上一杯星巴克或其他品牌的快沖咖啡，迅速成為席卷全球的消費時尚。人們不僅越來越清醒，也越來越亢奮，越來越不耐煩。這種失眠和亢奮的交替狀態，加速了抑郁癥的全球蔓延，而這又創造了巨大的商機。
20世紀見證了睡眠在與資本主義搏斗中的慘敗，這種慘敗是人類在現代性面前徹底屈服的表現。但同時，睡眠作為人的基本的生命需求，并不能無法完全被資本所吸納和殖民，這就意味著睡眠中蘊含著一種抵抗潛能。克拉里把睡眠看成是唯一可以對24/7式的資本主義構成抵抗作用的力量，這當然是一種對睡眠革命潛能的浪漫化想象。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對睡眠反思可以為我們提供“另外一個世界”的想象——“想象一個沒有資本主義的未來是以睡夢為開端的”。在這個“想象資本主義的滅亡比想象世界末日更困難”的時代，這種想象力的重新激活，本身就是一種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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