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末期、民國初期，東北地區仍然構成地理、政治、社會意義上的邊疆地帶，而且不同于新疆甚至西藏、云南等同為邊疆的地區更為豐富、悠久的文化印記，前者文化上的邊疆意義，在當時甚至可以說是絕對的。
盡管在古代，從金、元至清朝，甚至前溯到匈奴、鮮卑等部族，地理意義上的東北當然不缺乏文化生產，但記錄相當缺失。
從20世紀初，到半個世紀以后，東北在經濟和文化上都經歷從邊疆到中心的地位——工業、農業上皆是如此，這片區域分布著中國近現代最為發達完善的鐵路線。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已經非常明晰地確立了東北的“社會主義現代性前沿”的身份和地位。
東北的社會主義現代性前沿意味著什么？
新出版的《同時代的北方：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歷史經驗與當代文化生產研究》一書中，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劉巖就談到，東北作為工業基地和社會主義現代性前沿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其自身的發展成就，而是在于其為新中國建設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在全國各地區的工業化和均衡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無論是四川攀枝花，重慶市，還是湖北襄陽、十堰，以及中西部其他很多地方在規劃配置工業產能時，東北地區都提供了大規模輸出工業技術、設備、人員、整體搬遷大廠。
這也是強調東北地區作為社會主義現代性前沿的最核心理據所在，也就是在近代化工業發展的路徑中，一般而言，工業地區都受益于國內的工農業剪刀差和城鄉二元結構，而且對外負債實際上需要由城鄉共同承擔。東北地區發揮工業基地的功能，在國內其他地區輸出、援助工業城市的建立，實際上就打破了很多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慣有路徑，“東北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最早展現出克服城鄉二元對立的另類現代化的可能性”。
而且，東北不僅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發展社會主義工業，也加速發展農業，而且將黑龍江墾區等地，延續國營農場、建設兵團體制，從而使得東北很多地方的農業生產單元，實際上在墾荒以后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和邏輯，并且體現出“全新地理-生產關系”。
事實上，東北不僅成為20世紀50-80年代其他區域工業化的輸出者和援建者，而且如《同時代的北方：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歷史經驗與當代文化生產研究》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東北各地的工業化也在加深。當然，這些地方工業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的10年，因為經營上遇到巨大困難，而被作為放棄的對象，最終很多地方的企業徹底消失，過去的廠區空間在新世紀以來被用來發展消費主義商業和住宅業設施。
但無論是東北，還是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很多地方，如果沒有工業企業作為依托（也就是無法創造就業崗位），消費主義商業和住宅業，外加21世紀第2個10年逐漸得以更新的城市基礎設施，其實都并不足以吸引和留住年輕人。
東北如何被動地走下國內文化高地
1945年，十萬大軍出關，其中就包括延安魯藝在內的文化戰線的主力。正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提出的，中國革命在“文武兩個戰線”同時展開，除了“手里拿槍的軍隊”，還要有“與工農兵相結合”的“文化軍隊”。
進入東北的革命文化戰線精英，開始適應以大城市為中心、城市領導農村的全新地理關系，而且還要抽調出力量，到農村結合土改斗爭，從而廣泛地實現與“工農兵的結合”。
這種情況下，中國現代文學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文藝，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革命實踐、鄉土經驗或工業體驗，開始進入大量的文學、文藝實踐。
這其實也構成了20世紀中期，一直到70年代的國內文學的重要價值基礎。
但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南方開發掀起了新熱潮，如書作者所說，“南方”不是確切的地點，而是市場化語境中發達和機會的指向——“哪里似乎能賺更多的錢，哪里就是‘南方’”。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個很短暫的傷痕文學傳播期以后，國內文學迅速地轉向了這本書所說的新“南方”化。
不僅如此，在文學、藝術領域，東北作為題材內容及其背后代表的價值體系，開始從之前的領先者，直接跌落到高度落伍的程度。
令人唏噓的是，一談到東北文藝，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二人轉，但實際上在20世紀80年代初以前，二人轉從來就不是東北各地的主流文藝形式，非常邊緣化。這跟北京、天津地區的地方戲曲和相聲構成了重大區別。但這一點兒也不妨礙包括一些專家和媒體將二人轉，粗暴地等于東北文藝。
檢視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21世紀初，以東北地域為場景地的很多電影，不難發現，這其中貫穿的文學、文藝邏輯已經調整為渲染失落——黃宏、趙本山的小品從不同角度展現和定義了這樣的失落。這里需要指出的一個問題是，東北經濟發展，尤其是具體的人們開始感受到的失落，其實滯后于文藝作品中開始出現失落，這可以理解為“南方化”文化體系下，展現東北的失落，更可能成為受歡迎的題材。
這種刻板印象甚至一直發展到21世紀第2個10年。也就是東北口音或者東北場景的文藝，要么展現所謂的銹帶（沈陽鐵西區為代表的老工業城市）的沉淪，要么展現“鄉村愛情”和二人轉，其他題材很難出頭。
東北地區新文化的產生，如書中所指出的那樣，2012-2014年這個過渡期以后，趙本山的形象從主流媒介淡出，東北喜劇新秀開始更多地融入北京、上海、廣東、湖南等地的電影生產、電視喜劇綜藝和真人秀體系，不僅如此，開始出現了草根文藝借助“喊麥”而走紅的新潮流。
正是這樣一個又一個的東北藝人，以及他們、她們更加具象化展現、講述的東北景象，從而開始祛除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東北在市場化文化觀念和生產體系中的異化、標簽化形象。
《同時代的北方：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歷史經驗與當代文化生產研究》書中指出，《夏洛特煩惱》、《煎餅俠》、《縫紉機樂隊》等電影其實都是流散外地的東北喜劇人的懷舊作品。這些作品中，都展現了作者、表演者對于東北傳統工人階級城市、單位-家庭有機體、生活方式從排斥，到理解、懷念的情緒轉換過程。這些電影當然總體上都是快餐電影，卻因為傾注了東北籍的電影人再造家鄉文化印象的熱情，從而與國產的其他快餐電影拉開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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