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學習與批判》1976年第1期，作者是復旦大學數學系教授，谷超豪。
最近，在教育界有一種刮右傾翻案風的奇談怪論，說什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排擠、打擊知識分子，弄得“知識分子都沒有積極性了”。這完全是造謠。
我從全國解放以后就在大學里工作。對比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以來九年，我深深感到，正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坑害我們知識分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我這樣一個長期受資產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得到了初步改造，煥發出革命青春。我要用自己的親身經歷，駁斥那種挑撥知識分子同黨的關系的謬論，為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列寧曾經說過，“在革命時期千百萬人民一個星期內學到的東西，比他們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學到的還要多。”
事實正是這樣。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教育，是過去幾十年根本無法比擬的。
我雖然在解放前就參加了共產黨，但由于受的是資本主義的教育，世界觀基本上仍是資產階級的。全國解放后，我只管微分積分，不問方向路線，得到了修正主義路線的欣賞，派我到國外去“深造”帶回來了一個“博士”的頭銜。我嚴重地脫離工農，脫離勞動，脫離實踐，孜孜以求的是成為資產階級的“院士”，也就是高踞于人民頭上的精神貴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廣大革命師生推毀了修正主義路線對學校的統治。不久，我在工宣隊師傅的帶領下，和系里革命師生一起幾次來到市郊羅店公社參加農業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從未去農村參加過勞動，真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一到農村，弱點就馬上暴露了。割稻吧，累得背痛，個人遠遠落在后面。挑擔吧，挑很輕一點點，就步履踉蹌，不成樣子。至于思想上的差距，那就更突出了。
有一次突然下暴雨，在暴雨將來時，貧下中農都不顧自己家里曬的東西，迅速奔到場地，奮力把集體的麥子堆好、蓋好；大雨下來了，身上濕透了，他們仍堅持奮戰直到把所有集體的財產都保護好。
又有一次鄰村失火，同我們一起勞動的一位工宣隊師傅馬上奔赴現場，不顧生命危險，爬到最危險的屋頂上，奮勇撲救，終于撲滅了火焰。工人、貧下中農的思想境界是多么崇高啊！可是，過去自己卻把資產階級院士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越滑越遠。
從留學回國后到參加“四清”運動前的六，七年間，不要說去農村勞動，工業勞動我一次也沒有參加過，校內零星勞動的時間加起來總共只有十多天。越不勞動，越怕勞動。修正主義路線卻把我說成是教師“革命化”的一個典型，我很聽得進，到處宣揚自己的“成長”過程，不僅害了自己，而且還毒害了青年。
正是通過多次下鄉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再教育，我開始找到了自己過去跟著修正主義路線跑的世界觀上的原因，開始對修正主義路線坑害知識分子的罪行感到非常痛恨。
不是有人誣文化大革命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嗎？其實，對于積極性要作階級分析。過去我也有積極性，但那是個人奮斗、成名成家的積極性，在工人、貧下中農的革命積極性面前，我的這種積極性太可恥、太渺小了。只有堅決破除搞個人主義的積極性，才能有堅持同工農相結合、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
我決心拜工人、貧下中農為師，恭恭敬敬地向他們學習一輩子。“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自己過去走錯了路，今后一定要奮發努力，爭取為黨多做有益的工作。
領導上很了解我的心情，在我的思想認識有了提高之后，就分配我一定的工作，讓我進一步在實踐中改造舊思想，并使我有發揮自己的專長的機會。
我感到過去自己犯錯誤的一條重要教訓，就是沒有認真讀馬列和毛主席的書，不僅政治上迷失方向，業務上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的東西也很多。要前進，就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向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發起進攻，在斗爭中肅清它對自己的影響。
這幾年來，我認真地學習了《實踐論》、《矛盾論》等毛主席哲學著作，學習了《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和馬克思《數學手稿》等書的大部分內容。
我努力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研究了微積分和微分方程的發展歷史，清楚地看到數學的理論和一切其他理論一樣，其來源只能是實踐，也必然要回到實踐中去驗證。可是，長期來那種輕視實踐的唯心主義觀點，在自己頭腦中、在數學界都有很深的流毒。
正如列寧指出的那樣，數學家遺忘了物質，是“物理學”唯心主義的一個根源。我把自己的學習體會寫成《數學唯心主義必須批判》一文，發表在《自然辯證法》雜志上，對過去和當前的一些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開展了批評。這篇文章對我自己頭腦中的唯心主義觀點也是一次清算。
我過去看數學研究成果價值如何，就看題目難不難，是否提出了獨創的方法，結果是否出人意外等等，片面地強調所謂理論，輕視實踐經驗和實踐驗證。不破除這種唯心主義觀點，就無法邁開新的腳步。
我能寫出這樣一篇文章，也是與教育革命的推動分不開的。幾年來，數學系師生深入實際，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績。回想過去在修正主義路線統治下，數學系的教學和科研，都是關在高樓深院里搞所謂純數學理論，與火熱的三大革命斗爭實際毫不相干。撫今思昔，數學系的變化，是對教育界奇談怪論的有力回擊。
指導思想搞明確了，工作就有了正確的方向。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以相當大的精力去研究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中所提出的數學問題，讓理論為實踐服務，并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理論。
某科研項目急需解決有關的數學問題，我知道這個情況后，就和幾個同志一起為有關單位辦了短訓班，講解一些基本原理和介紹國外最新成果。接著我們又根據項目的需要去求解某些偏微分方程。
工作中，我不限于對這些方程作一定的理論分析，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有效的計算方案的選擇上。數學歸根到底要靠數字解決問題。但說也好笑，像我這樣一個數學系教授，過去竟然從來沒有在計算機上搞過數字計算。
為了適應工作的需要，我就從頭學起，從編寫程序，穿紙帶，改紙帶，到上計算機操作，我都學著做。因為題目較大，有時要通宵算題，有時是半夜開始上計算機。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終于解出了一些比較難解的問題，算出了國內過去未曾算出來過的一些數據，得到了應用。
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義路線下，我寫了五十來篇數學論文，沒有一篇在實際中發生過作用的。比如說，有兩三年，我主要研究如何把一種幾何空間“安裝”到另一種幾何空間去，關于這種“安裝”問題的論文也寫了好幾篇，但為什么要考慮這些幾何空間，這種“安裝”有什么實際意義，我一點也講不出來。而現在，經過集體的勞動，能夠把有用的數據送到技術人員手中為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盡了一分力量，我感到無比的高興。
我在和工廠技術人員的接觸中，看到他們中的許多同志努力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有的人并有所發明創造，這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教育。
例如太原重型機器廠的陳惠波同志，是解放后大學畢業的青年技術人員。他看到過去從蘇修和其他國家進口或仿制的無縫鋼管矯直機質量太差，非但在矯直時造成鋼管大量浪費，而且影響一些重要工程的質量，非常痛心。
他不顧有些人的阻撓譏笑，在工人同志支持下，打破了蘇修權威的洋框框，提出了新的方案，在上鋼五廠進行試驗。我去上鋼五廠聽他介紹了這些情況，又看到了工人師傅滿腔熱情地支持這項革新，很受感動。
為了幫助他解決數學上的某些疑問，驗證他提出的方案，我當晚用了另外一種方法，證實了他的計算方案是合理的，并且立即編了程序，連夜去穿紙帶，上計算機試算，所得結果和他的完全相符。
在試驗的過程中，他帶來的計算結果數據太少，不能適應在上海進行加工的需要。為了幫助解決這一困難，我又進一步修改了紙帶，算出了適合加工需要的數據。
我們主張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數學為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服務，正是為了更好地發揮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有人說，這幾年是“不要理論”，這完全是捏造。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定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的作用，馬克思本人就從事過微積分的研究工作。問題在于在什么世界觀指導下，為著什么目的去搞理論研究。
文化大革命前的學術理論研究，根本不談辯證唯物主義指導，流行的是“馬克思不能指導X”那一套，甚至有人對于一些在哲學上有明顯錯誤的著作，非但不敢碰，而且還唯恐跟得不緊。
比如說，在天體物理學這個領城，國外有人把那些局部范圍內也還沒有證實的假說推廣到整個字宙，得出什么宇宙有限、字宙最后要滅亡等等謬論。難道我們的基礎理論研究還要跟著它去轉嗎？我們當然也需要研究天體物理學方面的問題，但這種研究一定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一九七二年，我了解到國際上流行著一種“黑洞”學說，預言在字宙中存在著引力場非常強大的天體，以致連光線也只能被吸引進去。這本來是一個假說，作為一種局部的、短暫的現象，固然也還可以有分析地進行一些探討。
但有的人卻一下子就把它設想成為一個宇宙原理，預言字宙的末日就是成為那種死滅的黑洞，這其實是資產階級的沒落腐朽性的反映。對于這種講法，我認為既要從哲學上加以批判，同時也要從自然科學上分析一下它的荒謬性。
我反復學習了《自然辯證法》關于吸引和排斥的論述，受到了很大啟發。黑洞學說是以廣義相對論為基礎的。我發現，就是在廣義相對論的理論范圍之內，黑洞學說也存在著難以自圓其說之處。
我將自己研究的結果寫了論文，提出了同流行的觀點相反的、有一定科學根據的看法，來反駁那些錯誤的論點。我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雖然還很粗糙，但對資產階級關于宇宙末日之類的偽科學，也算是開了一炮。
數學是從物理模型中抽象出來的。恩格斯說得好：“人們還在設想，這里所研究的是人類精神的純粹的‘自由創造物和想象物’，而客觀世界絕沒有與之相適應的東西。可是情形恰恰相反。自然界對這一切想象的數量都提供了原型。”
可見，數學工作者要密切注意數學和物理學的聯系，以促進數學理論的發展。我曾經對自然辯證法專業的一年級學員講虛數，我用圓周運動、交流電、波動現象這三種互相聯系的重要物理現象，由淺入深地說明了虛數的現實原型，學員們感到很容易理解。
在理論科學研究方面，一九七四年六月，美籍中國物理學家楊振寧教授來上海訪問，他建議和復旦大學的教師合作進行有關規范場的研究。領導安排我和其他六個數學、物理教師參加。
由于大家平時參加校內的近代物理討論班的活動，也都比較注意數學和物理的聯系，所以楊講物理，我們能了解，我們結合物理講數學，他也能理解我們的意思。我們和楊振寧教授共同研討，在幾天之內，就做出了兩項成果，后來又陸續獲得了一批結果，對規范場理論的某些方面，有所發展和充實。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我收到了楊振寧教授和他的同事新完成的論文，其中提到電磁場強度在什么程度上決定它的規范場問題。這是電磁場理論中的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我仔細分析了強度和勢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經過一定的計算和分析，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完全的回答，取得了一項新的，有理論意義的成果。這些事例都說明，這幾年我們決不是“不要理論”而是在實踐的基礎上努力發展理論。
回顧幾年來思想上、工作上的收獲，我深深感到只有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下，我才能真正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如果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沿著修正主義道路滑下去，一定會墮落成現在某些蘇修院士那樣的人物。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歷史悲劇也會在我國重演。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黨的基本路線教育，工農兵的熱情幫助，使我對舊教育制度、修正主義路線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在世界觀改造方面有了一點進步，并使我的科學工作的面貌也產生了根本的變化。
我十分珍惜這個新的起點，決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繼續努力改造世界觀，積極投身三大革命實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盡我自己的一切力量。
那種誣蔑文化大革命挫傷了知識分子積極性的論調，不僅毫無事實根據，而且是別有用心的。今天有人要為知識分子“請命”，名曰“關心”實際上包藏著不可告人的禍心。對于他們的種種怪論，必須堅決予以批駁。
我愿意與同志們一起永遠牢記毛主席的教導：“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谷超豪教授簡介：
谷超豪（1926年5月15日—2012年6月24日），男，浙江溫州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數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華羅庚數學獎得主。曾任復旦大學數學系教授，溫州大學名譽校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主要研究方向有偏微分方程、微分幾何、數學物理、孤立子等。
1950年代初，谷超豪的研究興趣主要是古典微分幾何，是蘇步青領導的中國微分幾何學派的骨干。博士論文《無限連續變換擬群》被視為繼幾何學家E.嘉當之后該領域的重要進展。
1959年畢業回國后，學術興趣從微分幾何轉向偏微分方程，提出以高速飛行器為背景，以機翼超音速繞流為突破口，開展研究。在這一研究工程中，他解決了許多混合型偏微分方程問題，開創了多元和高階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理論, 為中國高速飛行器的研制等國防科研項目貢獻頗多。
在超音速繞流上取得世界前沿成就后，1974年谷超豪成立復旦科研小組，轉而研究楊振寧、R.米爾斯提出的物理學“規范場理論”的數學結構。谷超豪、胡和生夫婦在合作當天便解決了楊振寧提出的“洛侖茲規范”的存在性問題。不久，他們夫婦又將其應用于解決楊-米爾斯方程的初始值，在世界上最早證明了楊-米爾斯方程的初始問題的局部解的存在性，厘清了無源規范場與愛因斯坦引力論的部分關系。
他對中國數學人才的培養也有巨大貢獻，先后培養和指導過李大潛、洪家興、穆穆等一大批高級數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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