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一月前后，黨內又出現了一個以羅章龍為頭子的右派小集團。他們打著“反立三路線”的旗號，大造反黨輿論，進行另立中央、分裂黨的陰謀活動。
羅章龍是一個老機會主義者。大革命后期，他追隨陳獨秀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大革命失敗后，他由不敢革命、害怕革命到公開反對革命，成為右傾分裂主義路線的頭子。
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路線的主要錯誤是：
在政治上反對黨的六大路線，公開擁護托洛茨基、陳獨秀的反革命主張。黨的六大是在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指導下召開的。這次“大會的路線是基本上正確的”，雖然有若干缺點錯誤，但無論如何，它“在我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但是，羅章龍站在極右的立場上，污蔑六大路線是“布哈林的機會主義路線”。他們把全國革命形勢看作一團漆黑，同托陳取消派唱一個調子，胡說“革命高潮已經完結”，“黨和中國革命已經被立三路線破壞完了”，“蘇維埃運動已經沒有了任何群眾基礎”，“中國革命無論如何不能勝利”極力散布悲觀論調，妄圖取消中國革命。
羅章龍還叫嚷：“中國現在比較好的還是托洛茨基主義與陳獨秀的領導”，提出要把被黨清除的托陳取消派頭目陳獨秀、彭述之“請回黨和黨的領導機關中來”，妄圖改變黨的性質和路線。他們還用敵人的語言惡毒地咒罵毛主席領導的紅軍是“土匪”、“流寇”，污蔑革命根據地“沒有前途”。
他們主張黨的任務已經不是鞏固、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而“只能作細小的經濟斗爭”和“日常的經濟斗爭”，如此等等。完全暴露了他們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中國革命的面目。在組織上另立中央，制造“第二黨”，分裂和破壞黨的組織。
一九三一年一月，羅章龍一伙公開拋出了反黨綱領，瘋狂地攻擊中央，胡說“中央的威信是喪失得干干凈凈”，“中央的領導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產”。他們污蔑三中全會比立三路線更壞，叫嚷要“取消三中全會的決議和選舉”要求按他們安排的政治局委員名單來“根本改造政治局”陰謀奪取黨中央領導權。
這一陰謀被揭穿后，他們就公開地進行分裂黨的罪惡活動。羅章龍糾集同伙，蒙蔽和欺騙一些人，在上海成立以他為頭子的所謂“中央非常委員會”，還成立“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以制造一個“第二黨”。
他們還派人到東北、河北、山東、廣東等地進行反黨串連活動，陰謀從中央到地方分裂黨。更為惡劣的是，羅章龍一伙為了破壞黨的組織，竟不擇手段，公開散發傳單，把黨的部分干部名單暴露給敵人，結果使一批黨的干部被捕犧牲或遭監禁。
羅章龍的右傾分裂罪惡活動，引起了廣大黨員的極大憤慨，紛紛起來同他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黨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把羅章龍清除出黨。
羅章龍曾經在1912年從瀏陽到長沙，于長沙第一聯合中學就讀，與同在長沙就讀的毛澤東結為好友，被稱譽為“管鮑之交，后無來者”。
1918年4月14日，他與毛澤東、蔡和森等12人共同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成為學會的領導者之一。
1920年初，他參與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10月，他經張國燾介紹加入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1月加入北京大學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0年11月，他參加領導隴海鐵路工人大罷工。1922年，他參與領導了長辛店鐵路工人八月罷工和開灤五礦工人十月罷工。1923年2月，他參與組織了京漢鐵路總工會，并參與領導二七大罷工。
1924年從北大畢業，他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緊接著出席了在德國漢堡召開的第四次萬國運輸工人聯合會代表大會，并當選為萬國運輸工人聯合會中國書記。
1928年，他在莫斯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候補委員。1930年9月，他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1933年4月，他在上海被捕，出獄后就投靠蔣介石，在各地任教。
自1934年起，羅章龍先后出任河南大學、西北大學、華西協和大學、湖南大學等校的經濟學系教授。1947年，返回長沙湖南大學任教。院系調整后1953年調入中南財經學院，該校后擴充為湖北大學。他還先后任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5年2月3日，他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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