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得到迅速發(fā)展，黨在白區(qū)的工作逐漸恢復的時候，國內外形勢也發(fā)生了對革命有利的變化。在國外，一九二九年底，資本主義世界爆發(fā)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在國內，一九三〇年五月，反動軍閥蔣、馮、閻之間的混戰(zhàn)爆發(fā)，從而削弱了反動勢力，減輕了對革命根據地的壓力。
在這種有利形勢下，黨內的“左”傾情緒又有了新的滋長，六大后在黨中央掌握了實權的李立三神氣起來了。他在黨的機關刊物上，連續(xù)拋出了《目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我們的中心任務》等文章，散布了一系列“左”傾觀點，形成了一條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一九三〇年五月，當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剛露頭的時候，毛主席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向全黨敲響警鐘：“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么，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
毛主席強調指出：“必須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出現”。
可是李立三頑固堅持唯心主義世界觀，被勝利沖昏頭腦，心血來潮，忘乎所以，結果又犯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
一九三〇年六月，在李立三的操縱下，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使“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二次統治了黨中央領導機關。
和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一樣，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也是在有關革命的性質、形勢和道路等重大原則問題上同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相對抗。
在革命性質和革命任務問題上，李立三否認民主革命的長期性，抹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qū)別，胡說“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他認為“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與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可分離”因此，在民主革命階段，就提出沒收民族工商業(yè)和消滅富農經濟以及建立集體農莊等“左”傾政策。
在革命道路問題上，李立三堅持“城市中心論”，反對毛主席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污蔑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是“割據主義”。
他們把“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政權”，當作“黨目前戰(zhàn)略的總方針”。而在主要城市組織暴動“是戰(zhàn)略上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于是提出“猛烈的擴大，猛烈的擴大，再來一個猛烈的擴大”，“進攻，進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進攻”的冒險主義口號。
在革命形勢問題上，李立三否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發(fā)展的不平衡，荒謬地認為奪取政權的革命形勢，無論在全中國、在全世界都是一樣，已經具備了在全國“大干”的條件，叫嚷說：“群眾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工人只要暴動，不要罷工和示威”。
他還狂妄地認為，中國革命的總爆發(fā)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fā)，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fā)中才能成功，叫嚷：“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全國革命起來了，推動了世界革命的高潮，共產國際就要聽我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惡性膨脹到了極點。
為了推行其“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李立三還炮制了一個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的冒險計劃，目標是“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他一方面命令各地紅軍攻打南昌、九江、長沙、武漢等大城市；另一方面又要求上海、南京、廣州、北平、天津、哈爾濱等全國中心城市舉行總罷工、總起義，以制造全國革命的高潮。
為了實現這一冒險計劃，李立三還采取了各種組織措施，將黨、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暴動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于停頓。
他又大搞“一言堂”，拒絕了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建議，并在黨內強調反對所謂“右傾”，對待不同意見的同志，扣以“右傾”的帽子，進行無情的打擊。這樣又發(fā)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
李立三大搞冒險主義組織全國總暴動的結果，使剛剛開始蓬勃發(fā)展的革命力量又遭到嚴重挫折。在國民黨統治區(qū)的中心城市，暴動都失敗了，地下黨組織遭到敵人極大摧殘。
李立三命令紅軍攻打大城市，損失也很大。紅三軍團攻長沙，遭到嚴重傷亡。紅二軍團攻武漢，損失五分之四，還丟掉了洪湖根據地。紅七軍在北上攻桂林、柳州途中，損失三分之二，連右江根據地也丟了。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李立三“不懂得中國內戰(zhàn)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國內戰(zhàn)發(fā)展中‘圍剿’又‘圍剿’、打破又打破的這種長期反復的規(guī)律……，因此在紅軍還幼小的時代就命令紅軍去打武漢，命令全國舉行武裝起義，企圖使全國革命迅速勝利。這就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主席同立三路線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一九三〇年七月，李立三發(fā)出攻打南昌的命令，毛主席說服了干部，改變了進軍方向，率領紅一軍團到贛西一帶發(fā)動群眾，打土豪、籌款子，擴充紅軍。
當李立三命令由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組成的紅一方面軍再度攻打長沙時，毛主席耐心說服了中央代表和紅軍干部，從長沙附近撤出來。毛主席指揮紅軍，利用軍閥混戰(zhàn)之機，一連攻克吉安等十多個中小城市，在贛江西岸深入土地革命，使紅一方面軍不僅避免損失，而且擴大了部隊和革命根據地。
一九三〇年十月，毛主席又在江西新余的羅坊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批判了彭德懷等堅持李立三路線，主張攻打大城市的錯誤。
李立三路線給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引起了廣大黨員和干部的強烈反對。一九三〇年九月，黨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的錯誤，結束了立三路線的統治。
李立三離開了中央領導地位后，長期留住蘇聯，一九四六年才回國。解放后又一再犯錯誤。毛主席和黨中央長期地對他進行了耐心的教育挽救，但李立三堅持反動立場，自絕于黨和人民。
一九二九年七月，劉少奇被李立三派往東北擔任滿洲省委書記。八月，劉少奇在沈陽被軍閥張學良逮捕，未經刑訊，立即供認出自己身份，再次叛變投敵，出賣組織和同志，以致滿洲省委及其所屬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大批黨員被捕被殺。
黨勝利地克服了李立三路線后，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進一步發(fā)展，震撼了蔣家王朝的反動統治。蔣介石一方面妄圖利用孔孟之道加強法西斯統治，另一方面糾集大批反動軍隊，向我中央根據地紅軍發(fā)動一次又一次圍攻，并叫嚷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圍剿”“就是行仁”。
我英勇的紅軍在毛主席的親自指揮下，從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一年九月，連續(xù)粉碎了敵人三次大規(guī)模的反革命“圍剿”。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蔣介石糾集了十萬兵力，向我中央根據地發(fā)動了第一次反革命“圍剿”，采取“分進合擊”的戰(zhàn)術，分八個縱隊，由北向南，妄圖壓迫消滅我軍于吉安、東固地區(qū)。這時，中央紅軍只有四萬人。
毛主席分析了形勢，英明地采取了“誘敵深入”，殲敵于根據地內的積極防御的戰(zhàn)略方針，將敵主力張輝瓚師誘至人民條件好，有優(yōu)良陣地的龍崗地區(qū)，集中紅軍主力給予聚殲。十二月三十日，龍崗一役，全殲敵主力師九千余人，并活捉敵前線總指揮張輝瓚。
各路敵軍聞風喪膽，狼狽潰逃，紅軍乘勝追擊，又殲滅了敵人另一個師的一半。前后只用五天，紅軍殲敵一個半師，繳槍一萬三千余，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并鞏固和擴大了革命根據地。
蔣介石不甘心失敗，一九三一年四月，又糾集了二十萬兵力，向中央根據地發(fā)動了第二次反革命“圍剿”，采取“步步為營”的戰(zhàn)術，分兵四路，對我進行包圍。這時，我軍只有三萬多人。
毛主席英明地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敵，并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zhàn)方針，從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在根據地人民的支援下，紅軍從東固、富田一帶向東橫掃，一直打到福建建寧。
“七百里驅十五日”，“橫掃千軍如卷席”。十五天中，急行軍七百里，從江西南部打到福建西部，五戰(zhàn)五捷，殲敵三萬余人，繳槍二萬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蔣介石的第二次反革命“圍剿”。
蔣介石“圍剿”紅軍的賊心不死，僅隔一月，即一九三一年七月，他又拼湊了三十萬兵力，親自充當總司令，分兵三路，采取“長驅直入”的戰(zhàn)術，對我中央根據地發(fā)動第三次反革命“圍剿”。這時，紅軍仍只有三萬多人，且在苦戰(zhàn)后未曾休整補充。
面對十倍之強敵，毛主席采取了“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戰(zhàn)略方針，指揮紅軍主力，從閩西繞道千里回師贛南集中，待機殲敵，然后乘敵之隙，在根據地人民的掩護下，實施中間突破，從興國向東橫掃過去。五天之內，三戰(zhàn)三捷，繳槍逾萬。當時敵軍見其一部被殲，便調動主力，轉旗東向，尋找我主力決戰(zhàn)。
毛主席指揮紅軍又由東向西，悄悄地從各路敵軍包圍圈迅速穿越過去，又回到興國集中。等到敵人發(fā)覺時，我軍已休息半個多月。敵人由于到處挨打，饑疲沮喪，“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只好退兵。我軍乘勝追殲，前后三個月，共殲敵三萬余人，繳槍二萬余支。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又被粉碎了，而我們卻把閩西、贛南連成一片，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與此同時，徐向前等同志領導的鄂豫皖和賀龍等同志領導的湘鄂西等根據地，也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幾次圍攻，取得很大勝利。
紅軍三次反“圍剿”戰(zhàn)爭的勝利，是毛主席軍事思想的偉大勝利。毛主席以徹底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刻地研究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特點和規(guī)律。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主席就提出了“‘分兵以發(fā)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qū)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游擊戰(zhàn)爭的基本原則。
經過革命戰(zhàn)爭的反復實踐，這些原則不斷豐富和發(fā)展。到三次反“圍剿”戰(zhàn)爭勝利時，毛主席關于紅軍作戰(zhàn)的全部原則就形成了。毛主席根據對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特點和規(guī)律的科學分析，指出中國內戰(zhàn)的主要形式是“圍剿”和反“圍剿”，規(guī)定了紅軍必須實行人民戰(zhàn)爭的指導路線。
實行人民戰(zhàn)爭，就是把軍隊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充分結合起來，也就是實行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guī)軍和民兵、游擊隊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fā)揮人民群眾在戰(zhàn)爭中的威力,戰(zhàn)勝敵人。
從人民戰(zhàn)爭這個根本戰(zhàn)略思想出發(fā)，毛主席規(guī)定紅軍必須執(zhí)行“積極防御”的戰(zhàn)略方針，以游擊戰(zhàn)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zhàn)作為主要作戰(zhàn)形式。“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這就是運動戰(zhàn)的基本特點。
毛主席還規(guī)定紅軍必須實行的一整套戰(zhàn)略戰(zhàn)術原則。這就是：戰(zhàn)略的防御戰(zhàn)，戰(zhàn)役的進攻戰(zhàn)；戰(zhàn)略的持久戰(zhàn)，戰(zhàn)役、戰(zhàn)斗的速決戰(zhàn)；在戰(zhàn)略上以少勝多，以一當十，在戰(zhàn)術上以多勝少，以十當一；誘敵深入；集中優(yōu)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等等。
只有這樣，才能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積小勝為大勝，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直至最后戰(zhàn)勝敵人。
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正確地反映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客觀規(guī)律，是中國革命戰(zhàn)爭經驗的總結，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學說的偉大發(fā)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主席在江西瑞金親自主持召開了全國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偉大領袖毛主席當選為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主席。中國的工農民主政權的建立和發(fā)展，推動著革命事業(yè)勝利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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