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人民日報》1973年8月13日第3版，作者是楊榮國。
列寧說：唯心主義“就是反動派的武器，反動派的宣傳工具”。（《我們的取消派》）
歷史上唯心論哲學家鼓吹的先驗論，就是當時反動統治階級所利用的“武器”和“宣傳工具”，用來欺騙和麻痹人民群眾，達到鞏固反動統治的目的。
在中國哲學史上，哲學家是主張閉門修養，去體驗所謂先驗的善性，去體驗所謂的天理呢；還是主張一定要感覺器官對外界事物有所接觸，才能獲得對外界事物的認識（“心有征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荀子·正名》）呢？
這是哲學上兩條路線的斗爭，是唯心論的先驗論和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斗爭。這個斗爭，在中國哲學史上，是貫徹始終的。先秦時期，哲學上的路線斗爭是很激烈的；到兩漢時代，哲學上這兩條路線的斗爭，又繼續發展了。
兩漢時代（西漢是公元前二○六年——公元后二三年，東漢是公元二五年——二二○年）是封建社會，封建的生產關系已經確立，但還存在著奴隸制殘余。
當時的世家豪族，大都是春秋戰國時代各國奴隸主貴族統治者的后代，他們役使大量奴隸，進行工商業活動，有相當大的勢力。如《漢書·地理志》中提到：“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橫行霸道。
漢代的封建統治階級和這些世家豪族有矛盾，對他們實行過一些抑制措施；但同時，因為剝削階級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又和他們相互勾結，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封建地主、世家豪族和人民大眾的矛盾。
漢武帝時，漢初諸侯分立的局面雖然結束，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從表面上看，有著進一步的鞏固，但勞動人民遭受殘酷的壓榨，流離失所，死亡過半，群起反抗（《漢書·夏侯勝傳》）。公元前九十九年，爆發了徐勃等在山東一帶的農民武裝起義，他們攻克城市，奪取武器，解放罪犯，打倒和殺死官吏，震撼了當時整個封建統治階級（《資治通鑒》卷二十一，又見《漢書·武帝紀》）。
正是由于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有進一步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出現了董仲舒那套反動的哲學理論。
董仲舒和《白虎通義》的先驗論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四年）看出先秦儒家孔子和孟子的思想，雖然原來是為崩潰中的奴隸主貴族階級辯護的，但只要稍稍加以改造，就完全可以用來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所以他建議禁止其他學派活動，“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張，想以強化思想統治，來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
董仲舒在上漢武帝的《舉賢良對策》和他著的《春秋繁露》書中，宣揚神秘的陰陽五行學說，把人世間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權的統治，都說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這樣，就把天上的神權和地下的王權溝通起來，發揮了孟子一派“天人合一”的思想，為“王權神授”制造理論根據。
他為了把封建秩序固定下來，提出“三綱”。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是說：臣以君為綱，子以父為綱，妻以夫為綱，這些都是“天”所安排，是絕對不能改變的。這就成為二千年來中國封建社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教條。毛主席指出：“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董仲舒宣揚唯心論的先驗論，就是要從認識論的角度，為他這套反動的政治理論制造根據。
董仲舒發揮了孔、孟的先驗論，提出“性三品”說，把人性分為三種：“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其中只有中等人的“中民之性”，是可以通過教訓、學習，漸漸變為善的。上等的“圣人之性”，那是“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的（《繁露·深察名號》），是天生的善。至于“斗筲之性”，“斗筲”，就是卑小微賤，指被奴役的勞動人民，他們的性，先天就是愚蠢的，只能接受“圣人”的統治。
孔子不是辱罵這批“賤人”是卑微不足道的（“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論語·子路》）嗎？所以，董仲舒的“性三品”說，實際上就是孔子的什么“上智”和“下愚”（《論語·陽貨》），什么“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和“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那套謬論的翻版。
在他們看來，所謂的圣人和“斗筲之人”，一個是天生的善，一個是天生的惡；一個是絕對的聰明，一個是絕對的愚蠢。所以，一個應該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一個就只能被壓迫，被奴役。這些都是天生的，命定的，絕對不能改變的。這就是用先驗論來論證封建統治秩序是絕對“合理”的。
西漢末年，經過赤眉農民起義，打垮了當時的封建統治，也打擊了世家豪族的勢力。但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劉秀（漢光武帝）乘機攫取了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建立了東漢政權。
到東漢章帝，為了進一步從思想上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于公元七十九年（建初四年）在白虎觀召集儒生，開了一次討論如何解釋經書的會。在這次會上，他們大肆宣揚董仲舒那套神秘的“天人合一”說和陰陽五行的迷信學說，大肆宣揚唯心論的先驗論。這次討論的結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義》一書。
在《白虎通義·圣人》中，將圣人說成是對于“道無所不通”的，只有圣人才有豐富的先驗知識，能未卜先知，能與天神相通（“圣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這樣一來，最高的封建統治者——皇帝，就是圣人了，理由是“非圣不能受（天）命”為天子。只有這樣的圣人才富有先驗的知識（“獨見前聞”），能“見微知著”（同上《情性》）。
唯心論者所說的“見微知著”，是說：一個人的心機初動處有問題，雖然是很隱蔽、很微小的，但可以看出將來一定成為大問題。這原來就是子思（孔子的孫子，孟子的祖師）所說的“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中庸》第一章）的概括。意思就是說：如果內心懷有不好的動機，即使很隱蔽，很微小，好象人家不知道，但總是會顯露出來的，所以“君子”只要獨自一人呆在房里，從內心的反省中進行修養，這就叫“慎獨”。
從此得出：人的感覺器官不必去接觸外界，只要閉門修養，從心靈中體驗上帝所賦予的先驗的知識、先驗的道德規范就是了。從而用以規范封建社會的秩序。董仲舒說的“王道之三綱，本之于天”的思想，就是這意思，它被進一步發揮了。這是宣揚人的認識從主觀觀念出發，是從主觀到客觀的，是徹頭徹尾的唯心論的先驗論。
至于被奴役的人民群眾呢？他們沒有先驗的知識，是“質樸”的（《白虎通義·三教》），是不具“仁”道的（“未見于仁”，同上《辟雍》），他們只能努力生產勞動，接受統治階級的奴役（“職在耕桑，戮力勞役”，同上《禮樂》）。勞動人民如果起來造反，就應該使之“反（返）正道”（同上《三教》）。
所以它說：“禮”是專為有先驗知識的封建統治階級制定的，刑罰是專門設來對付沒有知識的被剝削階級的（“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同上《五刑》）。這是赤裸裸地維護封建統治的反動謬論。
王充對先驗論的批判
當時對董仲舒和《白虎通義》的唯心論先驗論進行全面有力的批判的，是以王充為代表的唯物論哲學家。
王充（約公元二十七年——七十九年），出身于一個從事過農業和商業的平民家庭，和下層群眾有過接觸，受過世家豪族的壓迫和欺凌。所以，他對當時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是同情的。
他認識到當時農民起來造反，是由于“谷食乏絕，不能忍饑寒”，“爭起于不足”所致（《論衡·治期篇》）。同時，他還經常和地位低下的人交朋友，比較能夠實事求是地考慮和研究一些問題。
他寫的《論衡》這本有名的書，就是針鋒相對地批判董仲舒所宣揚的那套唯心論哲學的。當時正在漢代統治者大力提倡推崇孔孟的潮流下，特別是臨近王充的晚年，最高封建統治者召開白虎觀會議的時候，王充在《論衡》中敢于提出“問孔”、“刺孟”，尖銳地指斥孔、孟的許多言行都是自相違背，不是實事求是，不能說都是對的（《問孔篇》）。他具有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的精神。
王充對董仲舒等人所宣揚的孔、孟的唯心論的先驗論，進行了批判。首先，他指出董仲舒的性是“純善”的說法，是錯誤的，“未能得實”。又進一步批判孟子的性善說，“未為實”（《本性篇》）。
王充指出：人性的善和惡，是后天逐漸造成的。正如練絲一樣，用藍色顏料去染它，就成為青絲，用紅色顏料去染它，就成為赤絲。沒有經驗的小孩子就象絲一樣，他所以能漸漸具有善性或惡性，和用藍色或紅色顏料去染絲，使它成為青絲和赤絲，道理是一樣的（《率性篇》）。
這就是說，人性的善惡，是決定于后天環境的好與壞。同樣的，人的聰明才能，也不是先驗的，只有通過后天不斷的實踐才能獲得。王充舉手工藝為例，駁斥先驗論。
他說：齊的都城世世代代刺繡，那里平常的女子，沒有一個不會刺繡的；襄地方傳統會織錦，即使被認為不聰明的女子，也變成了巧婦。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她們天天看到，天天鍛煉，手自然就熟練了，技藝就日益精巧了（《程材篇》）。所以，知識才能都不是“天賦”的。
王充指出，所謂圣人能“前知千歲，后知萬世”，“不學自知，不問自曉”等等，都是騙人的。實際上，如果沒有耳聞目見等等感覺，對于外界事物，你就什么都不知道（《實知篇》）。那里有什么先驗的知識呢？
王充在《知實篇》中列舉了十六件事情，說明“圣人不能神而先知”。例如：
孔子和他的學生顏淵都被匡人包圍了，孔子先逃了出來，顏淵后來才到。孔子說：“我以為你已經被匡人殺死了”。如果孔子能先知，他應當早就知道顏淵沒有被匡人殺死；既然孔子以為顏淵被匡人殺害了，可見孔子并不能先知。
孔子不愿去見陽貨這個人，但是陽貨送了只火腿給他，他不得不去回拜。孔子就打聽到陽貨不在家的時候才去，可是不湊巧，在他回來的路上剛好碰上了陽貨。王充就說：如果孔子是先知的話，就不會在那時去拜訪，也不會在返回的途中碰上陽貨。可見孔子并不能先知。
王充舉的十六件事情都證明：沒有所謂先驗的知識，象孔子這樣的“圣人”也不是“先知”。王充指出，雖然“人才有高下”，但不論怎樣，你要知道事情，只有通過后天的學習，“學之乃知”，“不問”則“不識”（《實知篇》）。所謂“前知千歲，后知萬世”，那是從古到今，都是沒有的。
既然像孔子這樣的所謂圣人，都需要學習，才能有知識，可見并沒有什么天生的“圣人”。人只有靠后天的學習和實踐，才能對外界事物有所認識。
王充在否認有所謂先驗知識中，除了強調必須通過感覺才能獲得知識外，還指出要判斷客觀事物的是與非，不能單靠耳目等感覺器官（“不徒耳目”），還必須經過自己的頭腦思考一番（“必開心意”《薄葬篇》），才能對事物有深一層的認識。
董仲舒從唯心論出發，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它就是上帝。這有意志的天——上帝，是永恒存在而不變的，所以由它的意志產生出來的“道”與“理”，也是永遠不變的。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是十足的唯心論的形而上學觀點。從這種反動觀點出發，董仲舒認為事物的本身是沒有變化發展的，先驗的封建倫理道德也是永遠不變的。
王充則堅持變化發展的觀點，指出：古代的人，沒有衣服穿，現在都穿了衣服（《論衡·宣漢篇》）。可見事物是變化發展的，時代是前進的。他批判了董仲舒的形而上學觀點，也批判了當時世家豪族等保守派所宣揚的“今不如昔”的觀點。
后來還有一位哲學家王符（東漢和帝、安帝時人），他常和當時杰出的科學家張衡來往，深受王充唯物論思想的影響。在他寫的《潛夫論》書中，從唯物論認識論的觀點出發，也不承認有先驗的知識，不承認有“生而知之”的圣人。
他說圣人不是“生而知”、“生而能”的，必須通過后天的學習，“其智乃博，其德乃碩（大）”。他說，猶如木制的器具一樣，本來只是在山林里的木頭，一定要經過木匠用墨線規劃、刀斧制造，才能成為有用的器具（《潛夫論·贊學》）。人也是這樣，并沒有什么天生的“天才”，一定要經過鍛煉和學習，才能成為有用的人。
從上看出，在當時哲學戰線上，兩種思想的斗爭是很激烈的，這是當時社會階級斗爭的反映。當時哲學上斗爭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堅持唯物論的認識論，還是宣揚唯心論的先驗論？
唯物論者堅持一切知識都來源于后天的學習和經驗，不存在所謂先驗的知識。因此，唯物論者認為事物是變化發展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認為時代在前進，今勝于昔，而不是倒退、反動、“今不如昔”。
唯心論的先驗論者則反之，他們堅持主觀與客觀相分裂，謬論流傳，毒害和欺騙人民群眾。現在劉XX一類騙子也是這樣，他們鼓吹唯心論的先驗論，宣揚什么“天才”和“超天才”，宣揚什么“從主觀到客觀”，等等，以達到他們妄圖把歷史拉向后轉，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這不是很清楚的嗎？
通過學習哲學史上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先驗論的斗爭，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唯心論先驗論的反動性。這種唯心論先驗論，是為反動的統治階級服務的。
在中國歷史上，如孔子宣揚的唯心論先驗論，是為當時崩潰中的奴隸主統治服務的；其后由董仲舒等人加以發揮，又成為二千多年來封建統治者鎮壓人民的理論根據。
學習與研究中國哲學史上兩條路線的斗爭，可以加強我們對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重要性的認識。正如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所以，毛主席教導我們，要抓上層建筑領域里的階級斗爭。這是十分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的黨一定要抓緊抓好路線斗爭，抓緊抓好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這樣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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