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戰爭的迅速勝利和工農革命運動的深入發展，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軍占領南京時，美、英法、日、意等帝國主義的軍艦，炮轟南京，打死打傷我國軍民二千余人。南京慘案是帝國主義加緊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信號，也是帝國主義武力脅迫資產階級叛變革命的政治陰謀。
蔣介石國民黨右派集團，在帝國主義、豪紳買辦階級的支持下，從一九二七年三月起，連續制造了贛州等地一系列反革命慘案，并陰謀在上海以更大的屠殺來建立反革命蔣家王朝。
在這歷史緊要關頭，是任憑反革命勢力絞殺革命，還是發動工農武裝，為挽救革命而斗爭？這就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激烈搏斗的最緊要問題。
一九二七年三月，毛主席在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召開的追悼陳贊賢烈士的大會上，對蔣介石殺害工農群眾的反革命罪行，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并號召革命人民下定決心向反動勢力進行反攻，以保證完成國民革命的任務。
當時，上海、南京一帶正處在革命高潮之中。上海八十萬工人團結在黨的周圍，廣大城市貧民和小資產階級都同情和擁護工人階級，上海人民組成了臨時革命政府，武裝起來的工人糾察隊有三千人，北伐軍中廣大士兵和下級軍官同情革命。在這種形勢下，如果黨給予正確的領導，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是難以得逞的。
然而，陳獨秀卻頑固地推行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他不抓緊有利時機擴大工人武裝，不去做北伐軍中同情革命的士兵和下級軍官的工作，甚至不準工人糾察隊執行鎮壓反革命的任務。更可恥的是，陳獨秀在四月五日，竟與國民黨右派頭目汪精衛發表《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胡說國民黨“決無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要革命人民“不聽信任何謠言”。這就完全解除了黨和人民的思想武裝，實際上是幫助了蔣介石實現反革命政變的陰謀。
就在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后一個星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僅三天之內，就有三百多人被殺，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蹤。接著，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無錫、寧波、杭州、廈門、福州、廣州等地，也展開了屠殺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的所謂“清黨”運動。這就是蔣介石一手炮制的罪惡滔天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四·一二”反革命屠殺，激起了全國革命人民的無比憤怒，武漢、長沙等地廣大革命群眾沖破了陳獨秀的重重阻撓，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討蔣示威游行。革命群眾的反蔣怒潮，逼使武漢國民黨中的假左派真右派不敢立即公開反共，推遲了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在武漢地區的實現。
蔣介石公開叛變后，四月十八日，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政府”，勾結各地軍閥，對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漢，實行軍事圍攻和經濟封鎖。同時，蔣介石與汪精衛加緊勾結，策劃新的反革命政變。在內外反革命勢力的夾攻之下，革命面臨著嚴重危機。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我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毛主席再次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錯誤，為挽救革命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確意見，主張迅速加強土地革命斗爭，大力武裝農民，建立農村革命政權。
但是，陳獨秀堅持反動立場，控制大會，實行家長統治，頑固地拒絕討論毛主席的正確主張，甚至無理剝奪毛主席的表決權，把毛主席完全排斥于大會的領導之外。由于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所以，這次大會在實際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大會結束后，由于陳獨秀進一步發展了他的投降主義路線，反革命兩面派汪精衛的反革命活動更變本加厲，使革命陷入更加嚴重的危機。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武漢政府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在宜昌叛變。五月二十一日，汪精衛又指使其駐長沙的反動團長許克祥發動了反革命的“馬日事變”(“馬”是電報“二十一日”的代號)。這是汪蔣兩個反革命集團公開合伙的信號。
許克祥的叛變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憤怒聲討，長沙附近各縣十萬農民大軍包圍了長沙，盤踞在長沙的許克祥只有一個團，眼看即將被全部消滅。這時，陳獨秀再一次拒絕了毛主席主張對反革命叛變予以堅決反擊的正確意見，害怕農民攻城會“引起整個政局的糾紛”，強令“農民不得進城武裝斗爭，湖南問題靜候國民政府解決”。結果，許克祥乘機反撲，屠殺了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這是陳獨秀對于反革命向人民的進攻屈膝投降的嚴重惡果。
“馬日事變”后，反動勢力更加囂張，汪精衛公開發表布告，叫囂對農民運動要“加以制裁”。隨后，又把在河南的北伐軍撤回武漢，準備大規模鎮壓革命。六月中旬，汪蔣兩賊達成了聯合反共的協議，準備對革命全面鎮壓，革命到了成敗的最后關頭。
為了挽救十分危急中的革命，毛主席和蔡和森同志認為對反革命的政變應給予堅決的回擊，指出：事態既已如此明白，我們坐此靜候人家處置，無異于“魚游釜底”，建議中央及軍委即刻檢查自己的勢力作一軍事計劃。
當時在我黨領導下，葉挺部有一個師，教導隊有三千人，武漢軍校還有一批武裝，武漢工人糾察隊有五千人，二千支槍。全國工農運動還有相當的力量，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和五萬工農群眾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陳獨秀不但拒絕接受毛主席的英明主張，失去了最后挽救革命的時機，反而在六月三十日，操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他起草的國共合作的所謂十一條政綱，仍然承認國民黨是“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共產黨參加政府“并不含有聯合政府之意義”，為了避免“政局糾紛”，共產黨人可以“請病假”的名義退出政府，工農革命武裝“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等等。
這十一條政綱，就是陳獨秀叛徒集團出賣中國革命的投降書。這時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再一次被捕叛變，并被汪精衛指定擔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運動小組長”，向國民黨提供“工運情報”，獻反革命計策。
六月二十九日，劉少奇利用職權，解散了武漢工人糾察隊，把全部槍支彈藥，甚至連勞動童子團的木棍都統統拱手交給了國民黨。在“七·一五”汪精衛公開反共大屠殺前，劉少奇再一次向汪精衛密告，出賣我黨在“國府”警衛團、中央軍校和漢陽兵工廠內的情況，充當了屠殺人民的劊子手。
由于陳獨秀一伙的妥協投降，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革命口號下，汪蔣合流，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從此以后，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被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葬送了。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原因，是由于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叛變革命，由于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于強大；而“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不努力擴大自己的隊伍(工農運動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而只依仗其暫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其結果是帝國主義命令它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伸出千百只手來，首先把蔣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衛拉去，使革命陷于失敗。”“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雖然失敗了，但它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喚醒了中國人民的覺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革命影響。黨吸取了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清算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逐步認識到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不斷擴大革命隊伍，是何等的重要。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繼續進行革命斗爭，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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