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醫學隱喻既是貫穿馬克思思想史的獨特闡述方式，也是表征馬克思思想本義的關鍵載體。立足醫學隱喻傳統及社會有機體認知，馬克思構塑了完備的醫學隱喻體系，運用“瘟疫”“寒熱病”等疾病類詞匯喻指普魯士社會制度、德國觀念論、英國政治經濟學等社會理論與現實問題，運用“金雞霜”“解剖刀”等藥物類、治療工具類詞匯喻指對社會問題或意識形態式的、或暫時的、或徹底的解決方案，藉此，馬克思對封建制度、資本主義社會、人類歷史等進行了深入反思。通過政治經濟學研究，馬克思筆下的醫學隱喻從一種隱晦表達的思想修辭“進化”為成熟的社會醫學觀，基于工人階級疾病問題分析，馬克思以醫學領域之面映射資本主義社會之體，為無產階級指明解放道路，強調通過開展階級斗爭徹底消滅私有制，不僅在社會醫學方面能夠改善“工人病”產生的惡劣環境，更為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提供健康的身心條件。
梅林曾言，“馬克思在語言的驚人的形象化方面，也是可以和最偉大的‘譬喻大師’萊辛、歌德和黑格爾媲美的。萊辛說過，在完美的敘述中，概念和形象應當像夫婦一樣地互相結合在一起，而這一點馬克思是很懂得的。”從馬克思文本著述中對醫學隱喻的使用來看，梅林的這一評價不無道理。據統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涉及診斷學、解剖學、生理學等醫學類的論述有一百三十多篇,其中近一半文本以隱喻修辭形式呈現出來。藉由以疾病隱喻為主體的醫學隱喻，馬克思揭露、批判以及解答普魯士社會政治制度、英國政治經濟學內在矛盾等社會理論與現實問題。由此，醫學隱喻在馬克思那里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法，而且是一種認知手段。換言之，醫學隱喻既是貫穿馬克思思想史的一種獨特的思想闡述方式，也是理解馬克思思想的重要窗口。
一、醫學隱喻的傳統與馬克思“社會有機體”思想
“隱喻”(metaphor)是希臘語“伴隨”(meta)與“攜帶”(pherein)的合成，關于隱喻最早的定義出自亞里士多德《詩學》中所提“隱喻字是屬于別的事物的字，借來作隱喻，或借屬作種，或借種作屬，或借種作種，或借用類同字”,即說隱喻是一種以他物之名名此物之實的修辭手法。隱喻由喻體和本體構成，喻體可以取自有反映大類概念的“屬”,如“神話隱喻”,亦可取自反映大類下某一小類的“種”,如“丘比特隱喻”。在龐大的隱喻譜系中，醫學隱喻占有一席之地。人類歷史總伴之以疾病史，所有人類社會都有一個醫學主題即生老病死。20世紀上半葉，E·E·埃文思-普里查德的《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與魔法》、瑪麗·道格拉斯的《潔凈與危險》等從宗教民俗視角剖析疾病背后的社會文化內涵，揭示出醫學生物學與社會學歷史學之間的內在聯結。20世紀下半葉，蘇珊·桑塔格出版《疾病的隱喻》一書并提出“疾病隱喻”概念。自此，以疾病隱喻為主體的醫學隱喻正式進入大眾視野，醫學隱喻傳統也由此揭開。
醫學隱喻傳統與醫學史一脈相承，大約經歷了兩個典型發展時期。古希臘至中世紀，醫學隱喻主要以瘟疫為喻體，喻指具有神學和宗教學色彩的“罪惡”與“懲罰”。《伊利亞特》開篇描繪的希臘聯軍瘟疫肆虐畫面，就是天神對聯軍統帥阿伽門農搶奪阿波羅神宙祭祀女兒的懲罰，《出埃及記》中敘說的“畜疫之災”“瘡災”等十大瘟疫同樣是神對人的懲罰。總之，在這一階段，由于人類知識儲備不足，對疾病無法作出科學解釋，只能以神的想象來理解世界。進入近現代后，疾病中蘊涵的超自然因素慢慢退場，代之以科學的自然原因釋解。與之相應，醫學隱喻也從喻指神秘的懲罰發展到喻指社會問題。這一階段，醫學隱喻使用者不賦予疾病以自身特定的邏輯，而是將特殊疾病作為一般疾病的樣本，藉由疾病隱喻表達自身對社會的憤怒。例如，莎士比亞使用“潰瘍”“瘡”“瘤子”等不同的疾病稱呼時，他筆下各種不同的疾病統一喻指社會的無序狀態，抨擊“國家呻吟在虐政之下”。在整個19世紀，醫學隱喻傳遞出人們對社會問題強烈的不忿，“本來被認為像健康一樣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義詞”。如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批判存在于西班牙和西藏的隱修生活方式，認為這是“一種癆病”,它“扼殺生命”“削減人口”“在歐洲成了災害”。葛蘭西在《社會主義與文化》中譴責將文化視為百科全書似的知識的思維習慣，認為這種思維形式下產生的文化是一種“無情痛斥的虛弱和蒼白的唯理智論”,其“比之結核菌和梅毒菌對人體的美和健康帶來的破壞作用更大”。
縱覽醫學隱喻傳統，近代政治哲學家格外熱衷于使用醫學隱喻。社會秩序是政治哲學家十分關切的議題，他們往往會預設一種國家均衡狀態，國家失衡則被喻化為某種疾病，關于疾病的治療是不同政治哲學家開出的治國術，政治哲學中“基于某種醫學類比的思想，全都關乎這一問題，即合宜的治國術能夠防范致命的混亂”。馬基雅維利為國家之疾開出“預見”療愈方案：疾病“在發病之初易于治療，卻難以發現；而如果它既沒有在合適的時候被發現，又沒有依據正確的原理加以治療，那它就會變得易于發現，卻難以治療了”,國家大事亦是如此，需在國家病癥出現前早有預見進而迅速祛除早期滋生的邪惡，否則等到病癥惡化就回天乏術了。霍布斯為國家之疾開出“理性”治療術：一個國家內部混亂正如患疾一般，這是意志的失敗，而“如果人們真能使用他們所認為擁有的理性，他們就能保證國家的安全，至少不被內部疾病而毀”。與上述兩位政治哲學家相反，沙夫茨里勛爵則為國家之疾開出“容忍”藥方：治療國家疾患需要容忍一定的非理性，對政體不應該過多施以藥石，“必須讓人類的某些體液有發泄的機會……倘若醫生們費盡心機地去平息身體的騷動，去阻斷這些已經處于此種噴發狀態的體液，那他們就不是在提供治療，而可能是在不遺余力地引發一場瘟疫，把春天的瘧疾或秋天的暴飲暴食惡化成了一種惡性的流行性熱病。”
由此可見，在近代思想家尤其是政治哲學家那里，醫學隱喻是一種揭露與批判社會問題的“約定成俗”的表達方式，這一表達“習俗”于近代政治哲學家馬克思而言亦不例外。是以，從思想傳統承襲而言，熱衷于政治哲學議題的馬克思在文本中使用醫學隱喻就順理成章。
此外，馬克思將醫學隱喻作為社會分析運思方式，這與其社會有機體認知關聯甚深。馬克思自覺以適合有機體的方式來理解和描述社會發展及其規律，相應地，馬克思將“疾病”及其“診治療愈手段”等醫學隱喻加諸于社會有機體。
馬克思社會有機體思想是對黑格爾國家有機體觀念的承繼與超越。黑格爾主張“國家必須被理解為有機體”“這種機體就是政治制度。它永遠導源于國家，而國家也通過它而保存著自己。如果雙方脫節分離，而機體的各個不同方面也都成為自由散漫”。對此，馬克思一方面肯定黑格爾國家有機體認知較之形而上學思維模式“前進了一大步”,另一方面批判其思想的“神秘主義”缺陷。馬克思認為，黑格爾“從機體的一般觀念通向國家機體或政治制度的特定觀念的橋梁并沒有架起來”,因為黑格爾只是將“‘政治制度’消融在‘機體’這個一般的抽象觀念中”,其消融法則是將國家視為邏輯上先于世界的絕對精神載體，“不是從對象中發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經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邏輯領域中已經形成了的思想來發展自己的對象。”換言之，馬克思洞悉到黑格爾國家有機體的本質是一種(絕對)精神有機體，“‘國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的觀念’。”通過分析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馬克思最終得出“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即國家不是觀念的外化，而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覓得黑格爾國家有機體背后真正的有機體——社會有機體。
馬克思在文本中并未就社會有機體專門從概念上作闡釋，他更多的是把社會有機體作為自明的概念使用。例如，馬克思對“社會有機體”概念的最早使用見于《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批判蒲魯東以庸俗化的黑格爾辯證法將人類歷史規定為“經濟范疇在他的頭腦中的排列次序”,認為其“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決然無法“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又如，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針對歐洲大陸和北美呼之欲出的“資本關系和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革”形勢，馬克思作出了關于社會有機體經典論述：“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而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
馬克思之所以自覺將社會有機體作為其觀察人類社會的前置視角，是與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即社會歷史觀相契合，在一定意義上，馬克思社會有機體思想是以另一種視角呈現出的唯物史觀，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社會有機體的“有機身體”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所構成的社會結構。該結構整體上表現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該結構具體上呈現出各要素有機耦合，以資本主義社會有機體為例，工業機器大生產形就資本主義勞資雇傭關系，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在整個社會進行分配，市場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融合為一個有機資本循環機制，國家作為總體資本家竭力維系這一機制運轉。第二，社會有機體的“成長”表現為社會形態的歷時演進。由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社會有機體從低級向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發展為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這種社會發展階段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是以“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現代私有制”來表述，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是以“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來呈現，無論藉由何種表述，馬克思都從經濟生活規律解釋“社會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這一機體為另一更高的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歷史規律)。
從生命角度而非機械角度認識人類社會，這是馬克思唯物史觀與其它社會歷史觀的關鍵分野，當馬克思以“血液”“胎胞”“骨骼”“臍帶”等生命色彩詞匯繪述社會有機體的時候，他自然也以諸機體疾病及其診療等醫學隱喻喻指社會有機體。
二、揭露社會“病癥”:馬克思文本中的醫學隱喻
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即以醫學要素比喻社會現實問題及其解決方案。1842年1-2月間，針對普魯士政府頒布的新書報檢查令，馬克思撰寫了政論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首次明確將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問題這一本體和醫學元素這一喻體表述出來。馬克思如此描述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第一，在書報內容方面，普魯士當局不允許有反對政府的書報文本。對此，馬克思反諷道，這就如同“侍醫剝奪了他的全部食物，致他不致因消化不良而不能很好地去完成公爵交辦的任務”。第二，就書報檢查官員任命而言，檢查官多為當局指派，報刊完全失去自我，徹底淪為維護反動統治的工具。馬克思將其比作為了去除“不合口味的東西”,統治階級“把自己軍隊中身強力壯的漢子抽調出來，使他們成為不健康者的醫生”。第三，對于檢查官的書報修改，由于檢查官粗暴刪減文章，完全不考慮對文章內容進行完善。馬克思認為這就如同是以不必要的“截肢手術”代替“內科治療”。基于此，馬克思斷言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積弊久且深，已經到了連“奎寧”藥劑也無濟于事的地步。
在《關于新聞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級會議辯論情況的辯論》中，馬克思藉由醫學隱喻探討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一方面，繼續揭露書報檢查制度偽善性，指出該制度作為所謂預防性法律而頒發全然不成立，因為“人們不是在健康的時候，而只是在生病的時候才去找醫生”。另一方面，如果說《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主要是對普魯士當局的整體性批判，那么《關于新聞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級會議辯論情況的辯論》則具體到對貴族等特權階級的批判。馬克思認為，新聞出版自由問題長期無法妥善解決，是貴族等特權階級利益的承襲導致的，特權階級思想“像遺傳病一樣傳給所有新來的人”,他們全然不在乎真正的“真理”,它們的目的只是“拯救特權的特殊自由”。因此，“出版自由”只是“個別人物的特權”而非“人類精神的特權”。
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又通過醫學隱喻探討了普魯士林木盜竊法問題，馬克思從普魯士政府提交省議會通過的一項把未經林木占有者許可在森林中撿拾枯枝的行為以盜竊論罪的法案出發，評價省議會的辯論報道“空洞、零亂和虛假”。這一評價是對前述新聞出版自由問題的呼應。與此同時，馬克思認為，要想真正解決林木盜竊問題，需要的不是一項盜竊罪立法，而是要滿足貧困人民的基本物質所需，即“面包和水”才是“真正的救世良方”。
由此可見，《萊茵報》時期初次接觸現實社會的馬克思，在文本中借助“疾病”“藥物”等醫學元素對社會現實問題進行了日常化的確切表述，對封建制度、人民自由、國家法律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反思。
在巴黎時期，馬克思持續運用醫學隱喻分析社會問題、進行社會批判。由于此時馬克思社會問題剖析標的已經從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林木盜竊法等具體法律制度轉向了整體的德國政治制度，與之相應，馬克思筆下醫學隱喻喻指也主要著眼于德國政治制度。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指出，德國社會出現了理論與現實的“時代錯亂”。在現實上，德國是一個依然處在封建專制統治下、資本主義剛剛起步的國家；而在理論上，德國卻已經處在了高揚自由、理性的資本主義先進理論水平。“思維的抽象和自大”與“現實的片面和低下”的結合導致德國僅以抽象的思維活動伴隨現代各國的發展而沒有積極參與這種發展的實際斗爭。馬克思將這樣的德國比喻為“染上基督教病癥而日漸衰弱的偶像崇拜者”。對于此般境地的德國，馬克思主張必須批判德國政治制度，并且將這種批判評價為“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即對德國政治制度的批判不是為了揭露這種制度的不合理性，而是要以批判為武器徹底消滅這種制度，讓德國社會在批判中實現現實政治制度的變革。馬克思此處的“解剖刀”“武器”論斷，一方面反映了馬克思對德國社會政治制度歷史坐標的科學定位，認為德國政治制度的弊端已被英法等國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社會的現實進程所證明。因此，德國社會并不需要留念這種封建政治制度，而是要大刀闊斧地前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馬克思批判理論并不是停留于解釋世界，而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作出改變世界的實踐訴求。
進入布魯塞爾時期，馬克思依然使用醫學隱喻闡釋社會問題，但由于馬克思此時進入到了“清算以往的哲學信仰”階段，馬克思醫學隱喻在以往主要與社會政治制度問題關聯基礎上，又與社會思想理論問題產生了交集。馬克思在“清算以往的哲學信仰”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大量使用了醫學隱喻，文中幾乎他的每一次思想交鋒都以醫學隱喻作為敘述方式。在圣布魯諾章中，馬克思以“上帝扭斷了雅各的大腿，而我們的神圣的羊癇瘋患者卻使自己的命題支離破碎”批判鮑威爾意識哲學拋卻感性的現實的聯系，以思辨的自我意識支撐其關于世界的論證。在圣麥克斯章中，面對貨幣危機的原因，圣麥克斯不將其歸于貨幣本身不夠充足，反而歸結于小店主們沒有能力獲取貨幣。對此，馬克思用砒霜致人體死亡類比：“吞砒霜而死罪過不在砒霜而在人機體不能消化砒霜”。在對施蒂納“惟一者”思想分析時，針對“唯一者”鼓吹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義，馬克思形容虛夸的、自我一致的小資產者的利己主義，被桑喬所喝下的“唯物主義的藥水”所清除。在批判社會領域的唯心主義者時，馬克思將他們比作“庸醫”,認為其所開出的萬應靈丹不過是“以對社會規律的無知作為自己的基礎”,這和“醫學上的妙手回春的神醫和起死回生的仙丹是以對自然界規律的無知作為自己的基礎”是一樣的。
倫敦時期，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狀況、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體察都更為深入，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的醫學隱喻使用呈現出新的特點。馬克思此時對社會經濟問題的醫學隱喻使用顯著增多，譬如，馬克思多次以傳染性強的“寒熱癥”“瘟疫”喻指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剩問題。更為明顯地變化表現為，這一時期，醫學隱喻喻指對象從主要喻指局部性社會問題走向了喻指人類社會整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把握社會發展規律能縮短和減輕社會“分娩的痛苦”,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在這兩處使用的“胎胞”和“分娩”,其本體都指向社會形態的發展和變革：不同社會形態之間既有歷史性的內在聯系，又有其質性差別，無論是新社會形態的“分娩”過程還是新生產關系在舊社會“胎胞”中的成熟過程，都是人類社會從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的變革過程。因此，也是一個客觀的歷史發展進程，而對這一客觀進程的規律的把握是為了縮短和減輕社會變革的痛苦和代價，即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建立提供理論指導，以符合歷史規律的方式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以盡量避免走彎路或者喪失階級意識。
三、社會醫學觀：馬克思醫學隱喻的“進化”
政治經濟學研究時期，馬克思醫學隱喻使用“減少”,醫學話語表達赤裸裸地呈現出來，馬克思似乎不再滿足于將疾病、醫生等醫學元素作為隱喻來表達對書報檢查制度、林木盜竊法等社會制度的不滿，他的筆鋒直抵疾病本身。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從馬克思那里“退幕”的醫學隱喻積蓄了幾十年的力量，從一種隱晦表達的思想修辭“進化”為成熟的社會醫學觀。與此同時，馬克思以社會醫學觀作為強有力的武器，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醫學本質上是社會科學”,人具有自然與社會雙重屬性，人生活在自然環境中，也生活在社會環境中，疾病問題內涵社會問題。醫學在20世紀逐步與社會學、心理學結合，形成了社會醫學范式，強調社會因素對健康和疾病的作用。與通常意義的社會醫學根本不同的是，馬克思社會醫學思想關注的不是泛指人的健康，而是具體的工人的健康，即從階級立場討論健康與疾病問題。通過對克羅茨納赫、倫敦等地工廠的實地考察，以及借助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年以后發表的工廠視察員報告、礦山視察員報告、童工調查委員會(1863-1867)報告等，馬克思揭露了資本主義大生產條件下工人生理肌體病癥。在工廠勞動條件下，男性普遍身體退化、個子矮小、早衰、患肺結核病，女性通常性早熟、骨盆變形、分娩困難和難產，兒童則是發育不良、身體畸形、關節疼痛及潰瘍等。死亡率和平均壽命方面，工人、短工和一般雇傭勞動者的境遇遠遠不及所謂“上等階級”(貴族、自由職業者等等)、商人和收入較好的手工業者，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工人階級的子女更容易因為患病得不到治療而死，或因疏于照顧而死于各種意外，從而導致整個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下降和死亡率升高。總之，工廠中的成年男性、婦女、兒童，都因“工廠”和“貧民窟”所創造的社會條件而饑寒交迫、貧病交加。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病”既包括生理肌體的病，也包括與之相伴的精神疾病。工人生理肌體的衰弱，往往是同精神萎靡、道德墮落相伴而生的。在工人中，“疾病、貧窮和道德墮落”“罪惡、骯臟和傳染病”總是相提并論的。在工廠勞動的工人“不是信奉神秘主義就是酗酒”,他們不僅面臨健康問題，同樣也面臨精神和道德上的貧困。工人除了身體衰弱、病態無力，還總是處在一種憂郁癥般郁郁寡歡的狀態。此外，工人中間的縱欲和酗酒的習慣，使得他們更容易染上梅毒及其他各種疾病，這種生活方式進一步惡化了他們的健康狀況。因此，工人的健康問題，被馬克思視作整個工人生存處境的一部分，它因其貧困境遇而加劇，反過來也在加劇工人自身的貧困。
馬克思認為，無論是生理肌體的還是精神的“工人病”,其都與資本邏輯密切相關，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以“工廠”與“貧民窟”為載體的資本運演機制直接導致了“工人病”;第二，以“慈父般的政府”與“資本家先生的禮品”的形式，資本邏輯不斷緩和與掩蓋“工人病”本身，使其不能得到真正的“治療”。
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造成工人短壽、體質退化、體態畸形、斷肢或殘廢、飽受各式職業病困擾、屢屢遭受傳染病威脅、精神萎靡等的直接原因不是別的，正是資本裹挾下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過程及不符合衛生條件的居住環境與飲食條件。這即是說，工人的健康問題直接源于兩端，一是資本的主陣地“工廠”,二是資本的附屬地“貧民窟”。
首先，工人的健康問題是在“工廠”的勞動過程中直接產生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樞密院主任醫官兼《公共衛生報告》主編西蒙醫生的話說：“工人要堅持他們首要的健康權利，也就是說，要求雇主無論叫工人干什么活時，都要在責任所及的范圍內，使勞動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況，這實際上是辦不到的。”馬克思又大量援引當時“漢特醫師”等醫師群體所撰寫的公共衛生調查報告，揭露了工廠勞動當中種種不健康、不人道的現象。在麻紡廠里做工的工人不得不忍受“空氣中充滿著原料的塵埃和纖維碎屑”“即使只在紡紗車間呆上10分鐘，也會感到非常難受，因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會立刻塞滿亞麻的碎屑，根本無法躲避，這不能不使你感到極度的痛苦”;在火柴廠工作的員工“工作日從12到14或15小時不等，此外還有夜間勞動，沒有固定的吃飯時間，而且多半是在充滿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飯”。馬克思指出，工廠勞作的物質條件大抵都是“人為的高溫，充滿原料碎屑的空氣，震耳欲聾的喧囂”以及“密集的機器中間所冒的生命危險”,每一架資本主義生產機器都“像四季更迭那樣規則地發布自己的工業傷亡公報”。
其次，工人的健康問題也是在“貧民窟”的生存環境下間接加劇的。如果說工廠勞動為工人帶來的是職業病和殘廢的話，工廠之外工人所處的生存環境則讓他們又時時處在瘟神的鐮刀以及郁郁寡歡的生活狀態之下。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已經意識到“異化”不僅存在于勞動過程當中，而是貫穿于工人整個的生活當中。伴隨著“需要”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精致化”,工人的生活發生著“牲畜般的野蠻化”和“最徹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簡單化”。這一方面突出表現在工人的居住環境上，另一方面集中體現在他們的飲食方面。在居住環境上，與資產階級所在街區的清潔、優雅、有序形成鮮明對照，無數工人居住在“骯臟、破舊、昏暗”又“違反清潔、通風、衛生”的建筑里，工人的居住區往往因燃煤取暖又不具通風條件而使空氣缺少氧氣，又因垃圾、污穢乃至糞便的隨地堆積而散發臭氣，且貧民大多居住在狹小且濕冷的空間，這一切顯然都不利于工人的身體健康。在飲食方面，貧窮的工人只能靠有限的工資，為自己和家人換回有限的食物，大多工人只能靠馬鈴薯來充饑，或者是食用從病畜身上割下的“廉價肉”,偶爾能得到一小塊面包，卻也是“混雜著膿血、蜘蛛網、死蟑螂和發霉的德國酵母，更不用提明礬、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礦物質了”。在更極端的條件之下，某些行業的工人甚至難以果腹，難以獲得防止“饑餓病”所必需的“碳素”和“氮素”。惡劣的居住環境和飲食條件，使得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普遍體質衰弱，抵抗力差。高密度的人口聚居在不符合衛生條件的貧民窟當中，使工人居住區每每成為大城市中霍亂、傷寒等流行病的爆發地，工人總是最先被置于疾病的威脅之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工人病”引發了各種問題，資本家們不得不試圖緩和與掩蓋“工人病”本身。早期資產階級社會的學術和道德試圖以德性說教為自己的壓榨工人行徑作辯護，他們假仁假義地宣稱讓工人勞作是為了避免工人們陷入“懶惰和邪惡”中，這種偽善嘴臉因為工人日以繼夜的做工和一貧如洗的窮困處境被撕裂了。之后，他們開始承認應該給予工人以適當的工作日長度以及必要的工作環境優化，一系列針對工人工作處境改善的法律逐漸形成。19世紀中葉的英國、普魯士及沙皇俄國當局實施了一系列保護工人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措施(例如實行工廠法、擬定衛生條款、組織調查委員會、設置衛生警察、進行衛生檢查，等等),這表面上制止了資本家露骨的卑鄙勾當，但是，工人階級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即使“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種種措施或流于形式，或得不到強制執行，或者在工人階級威脅到資產階級統治時被強制廢止，因而它們只是以一種偽善的文明形式作為資產階級野蠻的利欲熏心的遮羞布。
資產階級立法的偽善突出反映在“十小時工作日法”的推行與工人住宅問題這兩個方面。
從立法的角度來看，“十小時工作日法”的推行比較典型地反映出資本主義社會在法的方面處理工人健康問題時的階級立場。馬克思在1866年《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于若干問題的指示》中曾強調，限制工作日是恢復工人階級的健康和體力所必需的，也是改善工人狀況和謀求工人解放的一個先決條件。在19世紀英國工人的斗爭中，英國頒布了“十小時工作日法”。這看似是當時英國當局對工人訴求的妥協和對工人生命健康的維護，但在這項法案進步性之外的另一面，盡管“十小時工作日法”是保護工人身體所必需的，它至多只能使工人的健康不至于過快地毀壞，從而維系剝削。列寧此后更是評論這不僅從經濟上看是絕對不合理的，“從衛生和文明的角度看”同樣也是“不能允許的”,換言之，“十小時工作日法”至多是將資本家對工人健康和生命的剝削退回到不那么殘忍的地步，但這并不能根本上保障工人的生命健康。
與之相似，從行政的角度來看，在被馬克思高度肯定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和《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曾揭露19世紀英國當局的市政方針處理工人健康問題時的虛偽性。因為工人所在街區屢屢成為霍亂、傷寒、天花等流行病頻發的發源地，更是因為經科學查明以后，病原菌能通過空氣和水傳播到“資本家先生們居住的空氣清新的合乎衛生的城區”,這才使衛生警察改變其平日敷衍了事、漠不關心的作風，才使“仁愛的資產者”關心工人的健康問題。市政當局就此進行立法、成立調查委員會、采取種種干預措施以改善城市(特別是工人居住區)的衛生狀況。但是，工人的居住條件并未因此有所改善，這只是“資產階級掩飾工人階級的窮困狀況的手法又有進步”——工人居住區被一種“偽善的建筑體系”掩藏在大街之外，使他們不會進入資產階級的視線之中。甚至于原先狹窄骯臟的街區經過改造之后，另一些原本寬敞清潔的街區又變得“房屋密集、污穢、擠滿了人”——例如曼徹斯特的“小愛爾蘭”,“只是從牛津路南邊遷移到了北邊，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樣糟糕。”面對這種情況，恩格斯評論稱：“這就是資產階級實際解決住宅問題的一個明顯的例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我們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邊的這些傳染病發源地、極惡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滅，而只是在——被遷移!”
“疾病本身不是文化，因為疾病是一個實在的痛苦，是關于身體的真相。疾病的癥狀也不是文化。因為癥狀只是疾病的自然呈現。但是講述疾病就是文化，講述癥狀也是文化。”馬克思關于工人階級疾病的講述著眼于診療工人階級在生理肌體和精神上的“工人病”,工人的疾病或產生于工廠，或形成于貧民窟，在馬克思看來，資本邏輯是隱匿在這種階級疾病背后的底層致病因素，要徹底治愈“工人病”,就需要超越資本邏輯，消滅私有制。
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邏輯和根本目的是資本的增殖，資本家是資本關系的人格化，為尋求資本增殖的最大化，在生產中竭力獲取剩余價值，通過減少工資、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勞動環境等方式加深對勞動者的剝削。藉由《童工調查委員會第1號報告》和布萊克本的棉織業對工廠勞動時間調整與反應，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們為體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過度勞動的折磨而憤憤不平，資本卻回答說：既然這種痛苦會增加我們的快樂(利潤),我們又何必為此苦惱呢?……自由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剩余價值規律下，“資本家財富的增長，不是像貨幣貯藏者那樣同自己的個人勞動和個人消費的節約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別人的勞動力的程度和強使工人放棄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漠視工人健康，毫不顧及工人的生活資料、勞動環境改善。資本逐利過程對人的直接影響體現于對人勞動能力的擠壓與勞動條件的貶損，造成工人階級的“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馬克思社會醫學觀表明，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勞動異化的原因，通過消滅私有制，改造社會結構，是超越資本邏輯的根本路徑。資本家和工人各自為維護被商品交換規律承認的買賣權，使“延長工作日”與“爭取健康權”之間呈現二律背反的矛盾狀態，以致“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斗爭，這是全體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在資本主義生產史上，斗爭雙方力量的大小影響雙方平等權利的維護，因此，“必須推翻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通過實行廣泛、深刻的社會革命，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增強無產階級力量，真正保障工人健康權。而思想覺醒是實現變革的首要條件。工人階級要清醒意識到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才是獲取正當權利與生活保障的前提，警惕資產階級不同形式、幅度的變革，譬如縮短工作日、減少失業率以及增加社會服務等，這只能減少剝削的程度，不能真正改善健康水平。工人階級想要解放，必須進行革命。
社會環境的改變為工人階級的健康提供外部保障，人本身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之創造實現條件，促進個人在生理、精神與社會層面的健康幸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雇傭工人靠自己的勞動所占有的東西，只夠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這種占有下，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生活。”社會結構的變革，私有財產的揚棄，使上述勞動及勞動產品性質發生變化，“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只是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種手段。”其中，“個人對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發展的趨勢就開始顯露出來”,社會變革不僅催生了個人全面發展的條件，也使“私有制使我們變得如此愚蠢而片面”的現象被改變，實現“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消弭了人的畸形、片面發展模式，而作為時代經濟關系產物的無產階級道德也得到恢復。由此，共產主義社會能夠在主客觀方面為個人身心健康發展與良好社會關系維系提供充分條件，一改以往個人“身體疲憊，精神麻木”情況。
可見，馬克思基于工人階級疾病問題分析形成的社會醫學觀，貫穿歷史視野與未來關懷，用醫學領域之面反映資本主義社會之體，為無產階級指明解放道路——要使無產階級沉睡的革命精神蘇醒，解蔽資產階級國家的剝削特性與虛偽本質，通過開展階級斗爭徹底消滅私有制，不僅在社會醫學方面能夠改善“工人病”產生的惡劣環境，更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健康的身心條件。
立足醫學隱喻傳統及社會有機體認知，馬克思構塑了完備的醫學隱喻體系，醫學隱喻既是貫穿馬克思思想史的獨特闡述方式，也是表征馬克思思想本義的關鍵載體。藉由醫學隱喻，馬克思批判性闡明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歐洲經濟危機、德國觀念論、英國政治經濟學等理論與現實問題，最終形塑旨在無產階級革命和人類自由解放的社會醫學觀。分析與理解馬克思以疾病與社會為主線的醫學隱喻，不僅能以全新的載體系統性透視馬克思思想本身，而且能直觀展現馬克思思想與20世紀下半葉福柯等人生命政治哲學最直接的思想史鏈接，進而鮮明呈現馬克思思想本真精神與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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