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導師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談到無產階級對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策略時指出：“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
毛主席一貫認為中國革命必須實行革命的大聯合。一九二三年四月毛主席又指出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勢力，無產階級必須同各革命階級、階層，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才能成功，并正確地分析和估計了中國共產黨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代表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性。
為了正式決定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一九二三年六月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三十人，代表黨員四百三十二人。偉大領袖毛主席出席了這次大會。這次大會，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召開的。大會討論的中心問題是關于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會上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
一種是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關門主義，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是不革命的。因此，反對與國民黨合作。
一種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認為中國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毛主席堅決反對這兩種錯誤傾向，正確地估計了國共兩黨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基礎上可以實行合作。
毛主席特別強調，在國共合作時共產黨必須保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牢牢掌握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在毛主席的正確思想指導下，大會通過了《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正式確定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造成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在這次大會上，毛主席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后擔任了中央組織部長。
這次大會有著重大的意義。由于黨正確制定了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使黨能團結各民主階級的力量，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大大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但是，由于受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大會沒有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解決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問題，仍然沒有明確解決農民問題和革命武裝問題。圍繞著這些問題，黨內兩條路線，繼續進行著斗爭。
黨的三大以后，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一月，在我黨的努力推動和建議下，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主席和李大釗等同志參加了大會，并擔任了重要領導工作。
大會以國共兩黨合作為標志，宣告了革命統一戰線正式成立。大會發表了宣言。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種革命的三民主義，成了國共兩黨和各個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
但是，這種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仍有本質的不同，即：民主革命階段上，部分綱領的不同，有無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不同，宇宙觀的不同，革命徹底性的不同。共產黨人絕對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必須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
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后，一九二四年五月，在黨的倡議、領導和支持下，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于廣州建立了黃埔軍校。黨派了周恩來和葉劍英、惲代英、肖楚女等許多同志，先后在黃埔軍校擔任工作。
黨從各地派來參加軍校學習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成為軍校的革命骨干。這時，黨已開始懂得了軍事的重要，但還沒有徹底了解其重要性；因而，黨除了直接掌握一小部分武裝力量外，其余絕大部分都落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新軍閥手中去了。蔣介石利用孫中山對他的信任，竊取了黃埔軍校校長職務，收羅大批反動派，作為他反共反革命的資本。
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后，為黨造成了公開組織和教育工農群眾的有利條件，促進了革命新高潮的到來。
一九二四年七月，黨領導了廣州沙面工人反對“新警律”(不準中國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政治大罷工，打擊了英、法帝國主義，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沙面罷工勝利是工人運動由低潮轉向高潮的征兆。各地被封閉的工會組織也逐漸恢復，全國工人運動又高漲起來。
在湖南，毛主席親自領導農民運動。一九二三年九月，毛主席派了一批工人黨員去領導農民運動。一九二五年二月，毛主席在韶山地區創辦二十多所農民夜校，并在二十多個鄉建立了農民協會。同年六月，毛主席親自建立了韶山黨支部，領導廣大農民進行革命斗爭。
在這期間，彭湃同志領導下的廣東海陸豐的農民運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農會會員有二十余萬人，并成立了農民自衛軍，對于鞏固當時廣東革命根據地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二五年一月，我黨在上海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著重討論了黨如何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為了加強領導，黨在組織上和群眾工作上如何進行準備的問題，這次大會為迎接革命運動的高漲作了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大會后，革命運動更加發展，至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全國有組織的工人就有五十四萬，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也迅速發展起來。在這種形勢下爆發了震動全國的“五卅”反帝運動。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為了鎮壓中國工人罷工，開槍打死了共產黨員、工人顧正紅，并打傷工人十多人。帝國主義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極大憤怒，五月卅日，當革命群眾舉行游行示威時，遭到英帝國主義的野蠻屠殺，當場打死數十人，制造了震動全國的“五卅慘案”。
當晚，黨中央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將這一反帝運動擴大到各個階層去，組成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六月一日，上海二十萬工人首先舉行政治大罷工，學生、商人紛紛以罷課、罷市響應，形成“三罷”高潮。接著，北京、天津、漢口、廣州、長沙等地都爆發了群眾性的反帝運動。
從上海開始的反帝愛國運動，迅速地發展成為全國范圍的反帝風暴，其中影響最深，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是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爆發的廣州和香港工人的大罷工，即省港大罷工。
六月二十三日，廣州工人和一部分回到廣州的香港工人，以及學生、農民、黃埔學生軍等各界約十萬人，舉行政治大示威，游行隊伍行至沙基路時，遭到英帝國主義的血腥屠殺，死傷二百余人。“沙基慘案”激起了廣州、香港的工人和廣大人民的憤怒。
黨為了進一步組織這場斗爭，成立了以蘇兆征和鄧中夏為領導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統一領導省港大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達二十五萬之多。罷工工人還組成了武裝糾察隊，嚴密封鎖香港，此次大罷工，得到以陳延年同志為書記的廣東區黨委堅決支持，在全國人民支持下，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沉重地打擊了英帝國主義。
“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標志著革命高潮的到來，充分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徹底革命精神和強大的領導力量。“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對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一九二五年二月，在黨的倡議和領導下，廣東革命政府舉行了第一次東征，在海陸豐農民的支援下，打垮了軍閥陳炯明的主力。六月，東征軍回師廣州，粉碎了軍閥楊希閔、劉震寰顛覆廣東革命政府的陰謀。
一九二五年七月，在黨的倡議下，廣東革命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并將所轄軍隊統一編為國民革命軍，在軍隊中建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產黨人擔任接著，一九二五年十月，國民革命軍舉行第二次東征，殲滅了陳炯明的軍閥勢力，收復了東江。同年冬，國民革命軍還舉行了南征，擊潰了盤踞在廣東西部的鄧本殷軍閥勢力。至此，廣東革命根據地獲得了鞏固和統一，為北伐戰爭創造了有利條件。
正當全國工農運動在黨的領導下進入高潮時，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和買辦資本家串通一氣，破壞工人運動。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私自從上海跑到長沙，不久，被湖南軍閥趙恒惕逮捕，并被判處“斬決”。他為了保住性命，完全接受了敵人的條件。隨后，他前往廣州，加入了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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