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選》第三卷《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目前我們國內正在進行改革。我是主張改革的，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
模式，從所有制看，無非是兩種：公有制與私有制。
公有制是以馬列主義為根本原則，走社會主義道路模式。代表是蘇聯，蘇聯模式。
私有制是以反馬列主義為基礎，走資本主義道路模式，以美英等帝國主義為代表。歐美模式。
蘇聯后來變為修正主義，本質上還是第二種，打著公有制旗號的私有制，也就是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除了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外，還有沒有第三條道路呢？
斯大林說：“所謂第三條道路，其實就是第二條道路，就是回到資本主義去的道路”。
“僵化”，就是教條主義。
著名的九評之三《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鐵托和赫魯曉夫都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都攻擊中國共產黨人和其他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是“教條主義者”，都把自己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篡改說成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發展”。
所謂“僵化”，最根本的就在于是否承認階級斗爭，是否要無產階級專政。
196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懷仁堂正式舉行。毛主席主持會議并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現在（中蘇論戰——井岡山觀心注）我們又變成‘左傾冒險主義’、‘民族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了。而南斯拉夫倒成了‘馬列主義’者了。現在南斯拉夫很行啊，他可吃得開了，聽說變成了‘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也是復雜的，其實也是簡單的。道理就是一條，就是階級斗爭問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問題，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斗爭的問題，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斗爭問題。
1963年9月28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
究竟我們怕修正主義厲害些，還是修正主義怕我們厲害些？我看，它怕我們怕得厲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講的，一怕帝國主義，二怕‘教條主義’（就是我們），三怕人民、老百姓。”
說到僵化、教條主義，恰恰是毛主席所反對的。他一再指出：蘇聯有些東西就不能學。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956年2月15日上午和晚上，聽取電力工業部等匯報。毛澤東著重談一長制問題。他說：你們為什么對一長制那么有興趣？黨委領導就不好？黨委的集體領導無論如何不會妨害一長制，可以找兩個廠子分別試驗一下看，一個是一長制，一個是黨委集體領導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壞。蘇聯有些東西就不能學，內政部可以不受黨的領導，這樣一個武器不受黨的領導，那還得了！一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從前軍隊也是這樣，有些人就是反對政委制，說政委不搞軍事，只能搞政治工作，經過多次斗爭才糾正過來了，政委不只可以管政治，也管訓練，也管干部，也管打仗。中間也曾試過一陣一長制，李德就是一長制，結果就是光打敗仗，敗得只剩下個陜北根據地。看樣子短期內還做不到行政干部一定要精通業務，那怎么發得出正確的指令呢？我這個人的指令如果不經大家議論一番，就不一定正確。大家互相督促幫助一番，就更有把握嘛。法院、檢察院之類機構，有生殺予奪之權，如果不置于人民的監督之下，那最危險。工廠的領導應當是這么幾條：黨委的集體領導絕不妨害一長制，絕不妨害廠長行使職權；平日大的問題一定要黨委討論；來不及的時候先斬后奏，就先做了然后再討論；有爭論時，雙方意見上報，上報期間先執行廠長的意見；廠內的事情黨內討論后，以廠長的名義下達或公布。任何情況下，黨的集體領導這個原則不能廢除。
《毛澤東年譜》：
1956年2月25日，聽取重工業部匯報。講到發展速度問題，毛澤東說：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我們的后代也要打破對我們的迷信。......，即使在技術發展方面，在現代技術發展方面，也可以超過蘇聯，有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群眾路線，少搞官僚主義。講到一長制問題，毛澤東說：我看不要這個一長制名義，應該認真搞集體領導。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比較好。國務院，計劃委員會、建設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勞動工資委員會，還有省委、市委、工廠黨委，都是集體領導的。我們真正實行工農聯盟，真正實行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相聯系，真正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有群眾工作的傳統，有群眾路線，還有整風嘛。
《毛澤東年譜》：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為轉發中共鞍山市委三月十一日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起草中央給上海局、各協作區委員會、各省市區黨委等的批語。批語主要內容如下：......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41)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現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兩個多月來，取得的初步經驗是：第一，必須不斷地進行思想革命，堅持政治掛帥，徹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最根本的問題是高度發揮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毛澤東年譜》：
1960年4月13日，在釣魚臺十二號樓召開會議，毛澤東講話：這些最現代化的工廠搞了革命，過去他們被“馬鋼憲法”束縛住了，現在打破了。我們不搞一長制，一長制同黨的領導、群眾路線都是對立的。黨的領導、群眾路線這一套要堅持。對人家的長處要學。現在有些同志只注意創造，不注意學人家或學不到底。對人家好東西沒有學完的、沒有學好的，要繼續學。要很好地學蘇聯。我們學習蘇聯，開始由于不懂，采取搬過來的辦法，也很正常。現在進入第二階段了，不是照搬，而是有批判地學了，并且自己能創造了。但是要注意，不要把應該學的東西丟掉不學。他們正確的技術要學習，在學會的基礎上再行創造、修改，不要馬上改。鞍鋼還是學了一些東西。寫字先學正楷再學草體。先生比學生高明，學生最后一定比先生高明，這是辯證法。后來居上，這是規律。
可以看出，在引進蘇聯技術、管理過程中，照搬現象嚴重。毛主席不得不多次提倡“解放思想，打破迷信”。在我們創造了鞍鋼憲法后，照搬的人非常抵觸“鞍鋼憲法”，還是要固執地照搬蘇聯“一長制”的“馬鋼憲法”，為此，毛主席多次提出批評。
改開后，“一長制”又改頭換面，以“廠長（經理）負責制”的面目出現了。
《人民日報》1987年10月15日第1版《實行廠長負責制改變以黨代政 企業黨委職能發生根本轉變 由全面領導企業變為發揮保證監督作用 集中精力加強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
本報訊 記者宋世琦、陳維偉報道：長時期發揮主導作用的企業黨委，在三年多企業領導體制改革中，職能正在發生轉變，工作方法和活動方式，也在發生轉變。實行廠長負責制的企業，黨委開始從繁雜的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加強自身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認真發揮保證、監督作用，使企業黨組織的工作出現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廠長負責制的試點從1984年5月起，首先在京、津、滬、沈的一些企業和大連、常州兩個市開始。在總結各地試點經驗的基礎上，中共中央、國務院于去年9月頒發了三個條例，隨后又發了補充通知。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實行廠長負責制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已達35232個，占同類企業的63.9％。就全國而言，廠長負責制普遍由試點進入全面推行的階段。許多省市的大中型企業今年內可望全部實行廠長負責制。
《人民日報》1987年12月3日第2版《石化總公司采取兩項措施深化改革 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 強化廠長負責制》：
......二是提出強化廠長負責制。石化總公司企業已全部實行了廠長負責制，要根據十三大精神，做好黨政分開的工作。
《人民日報》1989年3月14日第5版《我們還是主人嗎？》
“不提主人不來氣，一提主人一肚子氣。”企業中不少職工有這種思想情緒。這里有個矛盾：一方面職工為自己主人翁地位下降而不滿，一方面向他強調是企業的主人又不高興。這個“扣兒”結在哪里？請讀——
......租賃、承包制的實行，廠長負責制的推廣，勞動紀律的加強，都突出了廠長的地位，拉開了與職工的差距，職工感到地位降低；優化組合、廠內待業、企業破產……一系列沖擊“鐵飯碗”、“大鍋飯”的措施，則使職工感到失掉了主人的安全感。
上文中提到的“優化組合”是什么呢？就是下崗。
僵化，來自于迷信別人，不相信自己。王明路線，就是典型的對共產國際也就是對蘇聯的迷信，確切地說是對斯大林的迷信。正是因為這種迷信，使得中國革命受到巨大損失。毛主席是最反對這種迷信的，上述的鞍鋼憲法就是打破對蘇聯的迷信，打破這種僵化、打破這種照搬。
要知道，毛主席當年打破這種照搬，迷信蘇聯的人是堅決反對毛主席的。
《毛澤東年譜》：
1956年3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的對策。毛澤東著重講了四點意見：第四，赫魯曉夫這次揭了蓋子，又捅了婁子。他破除了那種認為蘇聯、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于反對教條主義。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
《毛澤東年譜》：
1956年5月2日，關于破除迷信，過去也談過，我們的人經常有迷信。對斯大林不能迷信，對中國人，外國人，死人，活人，都不能有迷信。對的就贊成，不對的就不贊成，對自己也是這樣。
《人民日報》1957年7月23日第8版《我國電機制造業已成為獨立的近代化的工業 今年全國的計劃總產值相當于一九四九年的四十倍 褚應璜的發言》：
我國電力裝備的結構設計和技術標準，就不應該完全照搬蘇聯或其他國家的現成經驗。
《毛澤東年譜》：
1958年5月16日，毛主席對中共第二機械工業部黨組五月十四日轉報的北京第三工業建筑設計院關于在總路線精神推動下和蘇聯專家由兩股勁擰成一股勁的經驗報告，寫題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批語：......根據總路線同他們多談，政治掛帥，尊重蘇聯同志，刻苦虛心學習。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賈桂！賈桂（即奴才）是誰也看不起的。”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請即辦。批語印在文前。”
人民公社，是新中國的獨創，根本沒有用借鑒任何國家。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四大，也是中國人民的首創，是最民主的方法。
1957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毛澤東選集）：
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跟我們黨歷史上采取過的形式是有區別的。延安那一次整風，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提倡。
對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主要有兩怕：一個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我看有許多人是怕亂的。還有一個是怕下不得臺。當工廠廠長的，當合作社主任的，當學校校長的，當黨委書記的，怕一放出來，火一燒，怎么下臺呀？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究竟對那個階級有利？歸根結底，對無產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右派不利。
所以，大鳴大放的口號，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式和方法，歸根結底有利于多數人，有利于多數人的自我改造。兩條道路，一條社會主義，一條資本主義，歸根結底有利于社會主義。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實現民主和法制，同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樣，不能用大躍進的做法，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就是說，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否則，只能助長動亂，只能妨礙四個現代化，也只能妨礙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應該讓群眾有充分的權利和機會，表達他們對領導的負責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但是“大鳴大放”這些做法顯然不適宜于達到這個目的。因此，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干部和群眾的意見，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列寧《怎么辦》：
英國的費邊派，法國的內閣派，德國的伯恩施坦派，俄國的批評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們互相吹捧，彼此學習，一起攻擊“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場同社會主義運動內的機會主義進行的第一次真正國際性的搏斗中，國際革命社會民主黨也許會大大加強起來，足以結束早已籠罩于歐洲的政治反動局面？
......“教條主義、學理主義”、“黨的僵化（由于強制束縛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懲罰）”，——這就是《工人事業》的那些捍衛“批評自由”的騎士們所拼命攻擊的敵人。
注1：上文中的英國的費邊派，法國的內閣派，德國的伯恩施坦派，俄國的批評派，都是修正主義者。
注2：“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的機關刊物《工人事業》1899年4月起出版，由經濟派分子擔任編輯。聯合會和《工人事業》雜志是經濟主義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代表。一句話，《工人事業》是修正主義派的報紙。在俄國，追隨伯恩施坦主義的就有經濟派。
列寧把“經濟派”所有這些錯誤總結起來得出結論說：“經濟派”并不是想要建立一個能把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制度下解放出來的、主張社會閣椧的黨，而是想要建立一個打算保存資本主義統治的、主張“社會改良”的黨，因此“經濟派”是背叛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改良主義者。
列寧指出，“經濟主義”不是在俄國偶然產生的現象，“經濟派”是向工人階級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他們在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內有其同盟者，即擁護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者。當時在西方，在各國社會民主黨中，機會主義派愈來愈得勢，他們打著“自由批評”馬克思的旗號，要求“修正”即修改馬克思學說(由此就有“修正主義”這一名稱)，要求放棄革命、放棄社會主義、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指出，俄國“經濟派”推行的同樣也是這種放棄革命斗爭、放棄社會主義、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
以上就是列寧在《怎么辦?》一書中所發揮的基本理論原理。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厲以寧、吳敬璉、任澤平等人的理論是什么模式？是自創還是全盤照搬？
恒大是什么模式？自創還是全盤照搬？僵化嗎？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