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注：
根據《毛澤東年譜》：
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的。阻礙革命勢必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它坐山觀虎斗，學生跟學生斗，擁護工作組的一派，反對工作組的一派。群眾對工作組有意見，不讓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電話，打不得電報，寫信也寫不得，西安交大就是這樣。要允許群眾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寫信給中央！我們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總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頭上來。現在到了這么一個階段，要趕快改變方針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學校、各單位的基本群眾，左派，包括中間派。
《人民日報》1967年3月31日頭版《在干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載《紅旗》雜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他們派出大量的工作組，指使工作組，一方面打擊廣大革命群眾，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擊廣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較好的干部打成“黑幫”。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抗的，都是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納入資產階級的軌道。
正文
《人民日報》1967年3月31日第1版
標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干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
《紅旗》雜志編輯部調查員
清華大學原有校領導干部十一人（黨委書記兼校長一人，黨委副書記五人，副校長五人），原有黨委副部長、黨總支副書記、行政副處長、系副主任以上中層干部一百四十五人。原有教職工黨支部副書記、教研組副主任以上的基層干部四百余人。共計干部五百多人。
自從一九六六年六月九日工作組進校宣布“奪權”，代行黨委職權后，原有校、系、教研組的黨政干部，全部“靠邊站”。在學生班上的政治輔導員、黨支部書記（乃至支部委員），也不例外。
工作組進校后，對待干部的作法，大體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六月九日工作組進校到六月二十三日。工作組對所有干部，全部“撤職罷官”，統統靠邊，并趕“上樓”。然后，大搞人人過關檢查。實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
第二個階段——從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工作組大搞所謂“反蒯”。同時，“反蒯”與干部檢查“下樓”交叉進行，利用干部整群眾，煽動干部圍攻革命左派，“將功贖罪”。
第三個階段——從七月十六日到八月初，工作組撤出為止。工作組大搞所謂對黑幫的“批判”、“斗爭”。干部繼續檢查“下樓”，把一部分干部“掛起來”。
工作組的具體作法是：
（一）對干部不作階級分析，一概排斥、一概打倒
工作組進校后，六月十一日上午，由副組長楊××召集全校干部大會，宣布工作組來清華“奪權”，并要到會干部“老實交代”。
他們還在同學中散播：“蔣××壞了，那么從黨委、團委到系總支、分團委、黨支部也都壞了，各級干部沒有一個好的”，“清華是黑窩”，“整個清華的黨組織是一個龐大的保皇黨”。甚至說：“清華黨是黑黨”，“清華干部是鐵板一塊”，“清華干部八年也改造不過來”。
工作組不準干部看大字報，不準參加運動和任何會議，讓他們完全與群眾隔絕，成天在屋子里讀《修養》。工作組向干部提出，要多讀《修養》一書，對照著寫“下樓”檢查，說“你們過去之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讀這本書讀得太少了”。
系總支書記、支部書記全由工作組兼任或指派，指派的多是他們心目中的“左派”。
七月十二日，機械系臨時黨總支成立，大會上先由工作組宣布并通過賀××、胡××、張××轉正（賀、胡二人轉正提前兩個月），然后任命賀××為副書記，張××、胡××、張××為總支委員。宣布時連張××本人也很“突然”，群眾問她，她不承認，以致傳為笑話。
井岡山觀心注，根據《文革史》，人民日報中所提到的高干子弟賀××、胡××、張××等人被稱為“老紅衛兵”，打人、殘酷迫害群眾就是他們開的先河。情況如下：
保守派則是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階層，最典型的即各個學校里的高級干部子女。前面說過，工作組扶植了一批干部子女領導的組織來協助運動的開展。高層領導也通過他們的子女來掌控運動形勢。
如鄧小平之女鄧榕后來檢討：“當時，一些班里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勱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的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后，就大搞奪權斗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于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后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勱群眾。”在50天專政中他們已經依附于工作組，顯然，他們自身特殊的身份以及工作組賦予他們的組織性使他們成為了一支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這就是為什么到了8月份工作組雖然撤走，但是干部子女仍然可以利用其影響力操縱新成立的“文革會”、“籌委會”、“紅衛兵”等組織機構控制運動的方向。比如清華大學高干子弟掌權的概況：
劉濤——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女，“三臨”（校“文革”臨時籌委會、臨時主席團、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主要負責人之一，自控系“文革”主任。
賀鵬飛——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委主任賀龍之子，校“文革”臨時籌委會主任，校臨時主席團主任委員，機械系“文革”主任。
李黎鳳——人大副委員長李井泉之子，校“文革”籌委會、臨時主席團主要負責人之一，工物系“文革”主任。
劉菊芬一一人大秘書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寧一之女，清華大學紅衛兵總頭目。
喬宗淮一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之子，“三臨”主要負責人之一，數力系“文革”主任。
胡勁波一一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之子，機械系“文革”負責人。
王新民一一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王維舟之子，“三臨”負責人之一，無線電系“文革”負責人。
王蘇民一一第四機械部部長王錚之子，“三臨”負責人之一，無線電系“文革”負責人之一。
井岡山觀心注釋完畢
在自控系，工作組急急忙忙讓劉×提前轉正，并指派她任系臨時黨總支副書記，群眾意見紛紛。
（二）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
對一般干部作敵我矛盾處理。數力系黨支委以上、教研組主任以上干部五十五人，被工作組打成“黑幫”、“黑線”的三十九人，占干部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一。該系黨總支委員十二人，百分之一百被打成“黑幫”。
工作組剛進校，有同學貼出對干部的《十條通令》大字報，工作組說這張大字報“長無產階級志氣，滅資產階級保皇派威風”，并在全校廣播，分別在各系宣布、傳達到全體干部。其主要內容是：
（1）必須徹底交代“黑組織”；
（2）必須交代假起義，交代幕后策劃人；
（3）六月十四日以前向工作組交出“黑名單”；
（4）沒有工作組的許可，都留在宿舍里，隨叫隨到，等待審問；
（5）絕對服從工作組的命令；
（6）不準動工作組同志一根毫毛。
這樣一來，所有干部都被關在屋子里，成天寫檢查，寫思想匯報、活動匯報，交代材料。出校門要請假，連學生輔導員、級主任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工作組對于一小撮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極力保護。蔣××在高教部一直未回校。王××七月二十三日對工化系“十七人小組”（蒯大富同志所在的化902班內反蒯的十七名學生組成）講：“蔣××性質還未定”。劉×（校黨委第一副書記），胡×（校黨委副書記）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飯店開市的三級干部會議，何××（校黨委副書記）則在香山休養，直到七月十八日才返校。劉、胡二人回校后，只斗了一次。對在校的艾××（校黨委副書記）多方保護，由于群情激憤，工作組才草草斗了一下。
（三）在基層干部中大搞人人檢查“下樓”
凡是干部一律靠邊站。群眾形容：“游街一大串，斗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這樣，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并不感到孤立。
在基層干部中大搞人人檢查“下樓”。某某人在六月十八日給劉×指示：關于黨員干部“下樓”的問題，讓各班同學討論一下是不是對所有黨員干部都要批評，讓他們作檢討。于是，葉×等在六月二十日給市委的報告中明確規定：對基層干部（輔導員、支部書記、支部委員）“一般的采取自我檢查，群眾批評幫助的辦法。”機械系有的級主任檢查多達四、五次，才勉強過了關，甚至有的團支委、積極分子，也被工作組確定為“下樓”對象。
工作組對待基層干部的方針，用他們的話說：
“層層剝皮”（層層往上剝，先揭基層，后揭黨委）；
“先掃外圍，后打黑線”；
“小鬼揭大鬼”（由下到上）；
“順藤摸瓜，內查外調”。
工作組在群眾中散播：“清華的干部都是‘牛’字號的”（意即牛鬼蛇神），清華下面和上面的干部結成“死黨”，甚至說“下面比上面更壞”。
干部檢查“下樓”時，有幾條標準：
檢查錯誤|交代罪行
自覺上綱|挖出黑心
所謂“上綱”就是要上升到“自覺地執行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自覺反毛澤東思想”、“自覺反黨反對黨中央”。
對基層干部檢查“下樓”會，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使下，工作組副組長楊××親自作了布置：“要注意煞威風與攻心戰相結合，大會煞威風和小會攻心短兵相接相結合。”他說：對干部不能“寬容”，要“盡最大的力量，不漏掉一個壞人”。檢查“下樓”的范圍，實際上幾乎是全部黨員。工作組提出：“黨員凡是原來盲目執行前市委指示的，要檢查”；
“黨員凡原來盲目執行校黨委的指示的，要檢查。”例如機械系共二百零二個黨員，確定不準“下樓”的五十九人；經過檢查“下樓”的一百一十五人；掛起來的二十八人（據七月十二日工作組宣布的數字）。
這樣一來，群眾說：清華是“黨員不如團員，團員不如群眾”。
在數力系竟發生這樣一件怪事：工作組進校不久，要數力系一個黨外“老教授”杜××（舊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召開數力系的總支委員會。當時杜在會上說：工作組叫你們老實交代。工作組還派了一個黨員作杜的秘書，去作記錄。
（四）利用干部整革命群眾
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五日，工作組進行所謂“反蒯”斗爭，這時他們又利用干部把矛頭對準革命群眾。
工作組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樓”、“解放”的心情，鼓動干部“反蒯”，說這是干部“觸及靈魂”、“將功贖罪”的“大好機會”。曾××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組就讓他提前“下樓”了。
有的干部檢查多次，工作組都說不行，但“反蒯有功”，就能迅速“下樓”。例如工程物理系，過去有個“保蔣”的“打手”，因“反蒯”積極，很快“下了樓”。為了“反蒯”，王××要干部“以實際行動表示支持工作組”，要在與蒯大富“辯論”時，恢復黨團組織，要黨員表態，“下樓”。如不“反蒯”，就讓干部長期“掛著”，無法“下樓”。
七月十日，王××說：只批判少數典型，從而教育了大多數，這樣并不矛盾，同時在斗爭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黨員、干部。
工作組撤走之后，在工作組一手扶植起來的清華“三臨”（文革臨時籌委會、“紅衛兵”臨時總部、臨時主席團，都是由賀××、劉×主持的）掌權期間，繼續在干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一）以反工作組對干部“右傾”為名，繼續散布“打倒一切”的輿論他們提出：“清華大學修正主義是一棵黑樹，樹干是校黨委，樹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應該“全部打倒”，否則“不能除根”。他們在教師、干部吃飯的食堂門口貼了一幅對聯：氦氖氬氪氙惰性十足
一群混蛋
吃喝玩聊睡不問國事
（二）組織所謂“黑幫勞改隊”，大刮“勞改風”他們把干部分為三類：
黑幫分子——校一級干部、總支書記、副書記；
黑線人物——總支委員、支部書記；
黑幫爪牙——總支辦事員、積極分子。
然后組成三個勞改隊：
第一勞改隊（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參加人為校一級干部、總支書記、系主任；
第二勞改隊（八月二日——十一月初）：參加人為總支副書記、分團委書記；
第三勞改隊（八月底——十月底）：參加人為支部書記、委員。
有些政治教師、政治輔導員，也被勞改。
學校十三個單位中，總支委員以上被勞改的，有九個單位是百分之一百，其他單位都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黨委各部、學校各處負責人，被勞改的，在十四個單位中，有九個單位是百分之一百。
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勞改的占百分之七十，沒有勞改的大多是年老，有病；有的基層干部，是群眾抵制不讓勞改的。
（三）對干部體罰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前清華“紅衛兵”的一些人，在階梯教室用皮鞭抽打“勞改隊”的干部，被打的多是黨委副部長、總支書記、副書記，半夜叫去，邊走邊打。有的人臉被打腫，打了以后，又把他們集中關在“生物館”里面，有兩個星期左右才放出來。
（載《紅旗》雜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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