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誕生以來，黨內一直存在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
在黨的創立時期，斗爭的中心是要不要建黨和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黨的問題。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兩條路線斗爭，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斗爭。
斗爭的焦點是：要不要堅持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問題。這個時期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是正確的。毛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代表了黨的正確路線。后期由于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內占了統治地位，對于反革命的突然襲擊毫無精神準備，當蔣介石、汪精衛先后背叛革命，屠殺工農的時候，廣大群眾手無寸鐵，使得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于失敗。
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時代里，無產階級必須有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才能領導革命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推翻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前進。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工人階級在它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斗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無產階級這樣組織成為政黨是必要的，為的是要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這一革命的最終目標——消滅階級”。
列寧在闡述建黨的重要性時也指出：“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
毛主席在領導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斗爭中也曾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回顧中國革命歷史和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史，更加證明了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
要認清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革命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應當首先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因為這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中國的封建社會繼續了三千年左右，自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以后，“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了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特點是：
封建時代的自然經濟基礎雖被破壞了，但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依然存在；
民族資本主義有了某些發展，但未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力量是很軟弱的，它的大部分對于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都有或多或少的聯系；
皇帝貴族的專制政權雖被推翻了，但是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階級軍閥官僚的統治，接著是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聯盟的專政；
帝國主義不僅操縱了中國的財經命脈，而且操縱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的力量；
由于中國是在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或半統治下，由于中國處于長期不統一狀態，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表現出極端的不平衡；
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中國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
因此，“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這些矛盾的斗爭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偉大的近代和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
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中國人民進行了七十多年的不屈不撓的英勇斗爭，包括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和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辛亥革命，雖然都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但是這些斗爭由于沒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都遭到了失敗。
中國農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但因受著落后的生產方式的限制，沒有無產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提不出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所以農民革命總是陷入失敗，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勝利。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可以參加革命，但是由于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也不能領導革命取得勝利。
這樣，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重擔，歷史地落到了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身上。
中國無產階級是在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斗爭中成長壯大的，它的產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
“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近代產業工人已發展到大約有二百萬人左右，它除了具有一般無產階級的基本優點，即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富于組織性紀律性，沒有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之外，還有特出的優點：
身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極其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以斗爭最堅決最徹底，沒有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因此，除極少數工賊之外，整個階級都是革命的；
它一走上政治舞臺，就在本階級政黨領導下，成為中國社會最有覺悟的階級；
由于相當數量的工人來自破產農民，與廣大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便于和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
無產階級的階級性，決定了它必然地會“成為獨立的和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階級，以至最后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從它產生那天起，就不斷地進行反對剝削和壓迫的革命斗爭。以罷工為例，根據不完全的統計，一九一三年發生過十一次，一九一七年發展到二十三次，而到一九一八年就增加到三十次。
但是初期的斗爭都是自發性的經濟斗爭，這種自發性的斗爭，不能形成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共產主義思想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只有把馬克思主義科學思想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才能使無產階級的斗爭，由自發的斗爭變為自覺的斗爭。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無產階級隨著斗爭的發展，逐漸深刻地認識到：迫切需要有一個科學的革命理論來指導，迫切需要有一個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來領導。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人民空前覺醒，產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這過程中，毛主席代表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廿六日，毛主席誕生在湖南湘潭縣韶山沖的一個農民家庭里，毛主席從參加革命活動開始，就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深入實際斗爭，向工農群眾學習。
一九一七年夏，毛主席到湖南廣大農村進行社會調查。同年冬，又在長沙創辦了工人夜校，親自講課，傳播革命火種。毛主席在接觸工農的實踐中，從勞動人民身上吸取了無窮無盡的智慧和力量。
一九一八年四月，毛主席組織了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在湖南等地開展革命活動，為黨培養了像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等一批優秀干部。同年九月，毛主席為了組織革命青年去法國勤工儉學，第一次來到北京，系統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并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了解工人疾苦，向工人宣傳革命真理。
一九一九年初，毛主席在北京、上海、長沙等地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和組織工作。
在這時期，廣大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進行了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工作，李大釗同志曾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歌頌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在列寧的號召下，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爆發的基本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加緊侵略，和北洋軍閥政府對內殘酷壓迫、對外妥協投降所造成的民族危機。它的導火線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
“巴黎和會”在英美法帝國主義的控制下，不僅蠻橫地拒絕中國人民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正義要求，反而決定由日本接管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各種特權。對如此喪權辱國的所謂“和平條約”，中國北洋軍閥賣國政府竟然準備簽字承認。消息傳來，群情激憤。
五月四日，北京學生首先舉行集會、示威游行，抗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政府的賣國。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要求懲辦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全國學生紛起響應。學生的愛國行動，遭到了反動軍閥政府的殘酷鎮壓。在這嚴重關頭，中國無產階級挺身而出，站到斗爭最前線。
從六月三日開始，上海的工人首先舉行反帝政治大罷工，各地工人相繼響應。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獨立地登上政治舞臺，對于斗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顯示了工人階級巨大的政治威力和領導力量。在工人階級帶領下，運動迅速地發展到全國各地，形成了一個規模空前的罷工、罷課、罷市的反帝愛國運動高潮，威脅著軍閥政府的統治，迫使他們不得不釋放被捕學生，將曹、陸、章三個賣國賊撤職，并宣告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這次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終于獲得了重大的勝利。
五四運動不但是一次空前的反帝愛國運動，同時也是一次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它第一次公開地對幾千年來維護地主階級統治的封建意識形態，展開了猛烈的進攻，響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提倡民主和科學，反對吃人的封建禮教，大造革命輿論，出現了一個生氣勃勃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開始后，全國各地掀起了一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熱潮，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
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五四運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
在五四運動中，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認識到無產階級力量的強大，認識到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必要，他們下決心到工人中去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這樣，五四運動就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做了準備。
五四運動爆發后，毛主席立即投入戰斗，組織領導了“湖南學生聯合會”和“湖南各界聯合會”等進步團體，發動了長沙學生實行總罷課，掀起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積極引導革命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七月，毛主席在長沙創辦了著名的革命刊物《湘江評論》，并在親自寫的創刊宣言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以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揭露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罪惡，歌頌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
毛主席在《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上連續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的論文，大力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并結合中國實際，為革命人民指出斗爭的方向，對當時湖南和全國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同年冬，毛主席第二次來到北京，進一步刻苦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經驗，為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相結合而進行了巨大的工作。
五四運動后，在中國社會上掀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以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當時，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團和刊物，如雨后春筍。周恩來同志在天津組織了覺悟社，出版了《覺悟》。惲代英同志在武漢組織了互助社，出版了《互助》。
據不完全統計，這時期全國新出版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傳社會主義傾向的報刊，達二百多種，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引起了階級敵人的極端仇視和恐懼。
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右翼分子，攻擊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鼓吹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反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中國革命。接著，一些地主買辦階級的代表人物，也在擁護社會主義的偽裝下，宣揚“勞資合作”、“議會主義”等改良主義謬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則鼓吹所謂“絕對自由”，否定一切權力，反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同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毛主席認為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他指出：主義比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希望，才知所趨赴。
毛主席還指出，歷史上一切反動的統治階級，非等到人家來推倒，絕沒有自己肯收場的，指望他們回心向善，那是幻想。只有走俄國式的暴力革命道路，才能對中國社會進行徹底改造。改良主義、議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經過這場斗爭，粉碎了階級敵人的進攻，促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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