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報道刊載于《人民日報》1968年4月5日第3版，作者是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選入時略有刪減。
我國無產階級奪取全國政權以后，怎樣對待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是一個十分重要而又復雜的問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天才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創造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具有世界意義的成功經驗，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一場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這一場革命，不僅遭到資本家的種種反抗，而且遭到資產階級在黨內的總代表中國赫魯曉夫的拼死反對。
事實上，圍繞著這個問題，黨內一直存在著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一條路線，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另一條路線，是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兩條路線，隨著斗爭的發展，圍繞下面三個問題，進行著激烈的搏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斗爭的焦點是：要不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同伙，猖狂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確路線，堅持放任資本主義發展的反動政策。
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時期，斗爭的焦點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是真改造還是假改造？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同伙使用陰險的手法，妄圖“換湯不換藥”，使資本家仍然牢牢掌握企業的實際領導權，從而“眉笑眼開”地“和平進入社會主義”。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斗爭的焦點是：要不要徹底消滅資產階級？要不要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同伙更是拼死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大肆散布“階級斗爭熄滅”論，陰謀以此為煙幕，進行瘋狂的反攻倒算，妄圖把公私合營企業辦成“形社實資”的企業，以達到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
十八年來，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歷史，正是這樣兩條路線激烈斗爭的歷史，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節節勝利、不斷前進的歷史，是中國赫魯曉夫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節節抵抗而又遭到失敗的歷史。
要不要進行改造？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革命由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
偉大導師毛主席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的具體情況，把我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區分為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
官僚資本是反動統治的經濟基礎，對于它，我們必須采取沒收的辦法，把它變為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
對于民族資本必須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最后把它消滅。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被迫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強烈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性。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的一個時期內，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為了迅速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還需要在一定范圍內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但是，必須對民族資本加以限制，并且逐步地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即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變為社會主義經濟。
在全國勝利前夕，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著重指出：在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國內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并且明確提出：“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
隨后，在國民經濟恢復階段終結的時候，毛主席又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但是，中國赫魯曉夫卻公然跳出來，明目張膽地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認為對于民族資本不應采取限制政策，而應歡迎資本家剝削，并竭力制造資本主義“剝削有功”的反革命輿論。他到處叫嚷什么“搞社會主義，還是幾十年以后的事情。”一再宣稱要“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
這就是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使中國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境地。
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國赫魯曉夫在《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方針與問題》一文中就鼓吹：對私營企業實行“和平的經濟競爭，……所謂經濟競爭，即是不以行政手段為主”，“是在大體上相同的條件之下，看誰經營得好”。
一九四九年北京、天津解放以后，他又進一步發揮了這個反動主張。他說：“私營企業的活動范圍很大，可以和國營企業平行發展。”還說什么“也許將來私營生產會超過公營的，但政府并不怕，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在發展生產，并不反對那樣生產發展得多”。
所謂“和平的經濟競爭”，所謂“平行發展”，所謂“并不反對那樣生產發展得多”，這不是明目張膽地抗拒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限制和改造，一心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嗎？這不是明目張膽地抗拒毛主席關于使國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領導成分的指示嗎？
說穿了，這實際上就是要否定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專政。中國赫魯曉夫提出的這條反動路線，集中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強烈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性。他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的真面目，在這里暴露得多么清楚啊！
“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盡管有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拼命干擾和阻撓，盡管遭到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復的反抗和破壞，但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依然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勝利發展。
是真改造，還是假改造？
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發表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它像一陣強勁的東風驅散了右傾機會主義的烏云。在我國廣大農村，一個波瀾壯闊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以萬馬奔騰之勢，洶涌澎湃地開展起來了。從互助組到初級農業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合作社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地實現了。
毛主席又適時地發出了偉大號召：“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時候去完成，才能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
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立刻傳遍了全國。廣大革命職工積極響應，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
在滾滾向前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面前，中國赫魯曉夫眼看公開阻擋是不行了，于是又趕忙變換反革命手法，利用他竊取的黨政大權，有時在臺前，有時在幕后，向社會主義改造發射一支又一支的毒箭，設置了一個又一個的暗礁，妄圖把這場震動世界的革命運動納入修正主義的軌道。
他一面故意抹煞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大造“合二而一”的反革命輿論，極力美化資產階級，說什么全行業公私合營“是資本家自己要這樣做的”；一面又拼命為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陰謀通過“換湯不換藥”的辦法，使資本家繼續掌握企業的領導大權，以達到保存資本主義的目的。
中國赫魯曉夫早在建國之初，就曾經說過這樣向資產階級“交底”的話：“你現在才只辦一個廠子，將來你可以辦兩個、三個……辦八個廠子；到社會主義的時候，國家下個命令，你就把工廠交給國家，或者由國家收買你的，……然后，國家把這八個工廠還是交給你辦，你還是經理，……再加給你八個廠子，一共十六個廠子交給你辦，薪水不減你的，還要給你增加……”，這樣，“資產階級”就可以“眉笑眼開”地“和平進入社會主義”，名利雙收。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時期，中國赫魯曉夫唱的仍然是這個調子。
事實果真是這樣的嗎？否！
我國對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一場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嚴重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
民族資產階級所以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是逼出來的：
第一，我們連續進行了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人民手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第二，我們沒收了占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資本，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這樣，國家就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命脈，就更便于對其余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資本采取和平贖買的辦法加以改造。
第三，我們逐步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從而切斷了民族資產階級同農村的聯系，使他們處于從長期革命斗爭和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強大的工農聯盟的夾擊之中。
第四，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了反復的較量和斗爭，例如建國初期打擊投機倒把、穩定物價的斗爭，大規模的群眾性的“三反”、“五反”斗爭等等，通過這些斗爭，無產階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第五，我們控制了原料、信貸和市場，使私營企業從生產到銷售離開國營經濟就寸步難行，這使我們有可能經過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到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到全行業公私合營）這樣互相銜接的步驟，一步一步地逼他們不能不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另一方面，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贖買的政策，經濟上從分配一定的利潤到實行定息制度，憲法上又給了他們一張選票、一個飯碗的保證，使他們看到接受改造比抗拒改造較為有利。
同時，對他們本人及其子女進行了必要的政治教育工作。
正是在這樣一系列重要條件下，經過反復的斗爭，才使我們勝利地開展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赫魯曉夫把工人階級經過嚴重的復雜的階級斗爭所奪取的這一偉大勝利，說成是資本家“開明”、“進步”的結果，其目的就在于繼續為資產階級撈取騙人的政治資本，為資產階級用“和平演變”的方式復辟資本主義制造輿論。
我們把私人資本主義企業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實質上就是基本上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由無產階級掌握企業的領導權，絕不是讓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企業中分庭抗禮、平分秋色，更不允許由資產階級繼續掌握企業的領導權。
但是，中國赫魯曉夫卻千方百計地要讓資產階級繼續掌握企業的領導大權，實行“合公營私”、“化公為私”。為了達到這一罪惡目的，他大肆丑化在企業中工作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同時美化和吹捧資產階級分子。
他一面咬牙切齒地咒罵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說：“當了共產黨員，就蠢得很”，“吃了公家飯就沒有商人聰明”，一面又說：“資本家的財產都交了，已不是資本家了，……不要以為那些人提拔起來一定比你們差”。
他叫嚷要工商部門把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當作“先生”、“財富”、“寶貝”加以重用，不能擔任實職工作的，又要請他們“作顧問，作參議，當先生”。如果誰不聽他這一套，他就給誰戴上“保守主義”、“宗派主義”的帽子。
中國赫魯曉夫為了讓資產階級掌握公私合營企業的領導大權，為了把公私合營企業變成“形社實資”的企業，還竭力丑化社會主義企業的經營制度和作風，吹捧資本主義企業的經營制度和作風，力圖把資本主義企業的一整套組織形式和制度、方法統統保留下來。
他一方面胡說什么：“社會主義商業存在著不靈活性、愚蠢性”，一方面宣揚資本主義“怎么利潤多，就怎么辦”的生意經，甚至公開提出“社會主義要照資本主義的樣子辦”。
人們不禁要問：這到底是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還是要對社會主義進行資本主義改造？中國赫魯曉夫愛的、想的、頌的是資本主義，恨的、怕的、罵的是社會主義，難道還不暴露得淋漓盡致了嗎？
然而，歷史的潮流奔騰向前，勢不可擋。正如毛主席所說：“想要阻擋潮流的機會主義者雖然幾乎到處都有，潮流總是阻擋不住的，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利地前進，把一切絆腳石拋在自己的后頭。”
是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還是大搞資本主義復辟？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及時地發出了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這是在中國最后地、徹底地消滅資產階級，保證國家永不變色的偉大戰略措施，是毛主席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發展。
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標志著工人階級在對資本家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資產階級是絕不甘心的，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一有機會，還要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因此，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依然存在，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并沒有完成。特別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才能解決。
毛主席明確地指出：“有人說，中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這是不是事實呢？不是事實。”
“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資產階級的帽子，也還需要一個相當的時間繼續進行思想改造。”
因此，在實現公私合營以后，還必須以企業為基地，在工人群眾的監督下，對資本家個人進行長期的認真的思想改造，不斷批判資產階級，最后在政治戰線、思想戰線徹底戰勝和消滅資產階級。完成這個任務，比實現企業的公私合營，要艱巨得多，需要更長的時間。
但是，中國赫魯曉夫賊心不死，他為了復辟資本主義，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頑固地對抗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在全行業公私合營后不久，他就竭力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論，叫嚷：“今天的資本家已是公私合營了的新式資本家了”，“他們百分之九十幾政治上是可靠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主要矛盾也解決了。”“公方和私方已經變成單純的‘共事關系’了，可以用妥協的辦法來解決”等等。
他畫龍點睛地把他的意思概括為一句話：“中國資產階級還要香一個時期。”
要資產階級“香”，無產階級“臭”；資本主義“香”，社會主義“臭”——這就是他大肆散布“階級斗爭熄滅”論的真正用意。
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發動了猖狂進攻；一九五九年又通過他們在黨內的代理人發動了猖狂進攻；在國民經濟暫時困難時期再次發動了更猖狂的進攻。而中國赫魯曉夫本人正是資產階級屢次猖狂進攻的總后臺。這樣一些鐵的事實，不是清楚地說明“階級斗爭熄滅”論，不過是敵人掩護進攻的一個煙幕嗎？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國赫魯曉夫在給工商聯一個負責人的信中公然說什么，資產階級分子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經過了幾個認識階段，最后達到信服、悅服的階段。”
隨后，在一九六〇年二月，他又進一步解釋說：“悅服也者，包括感情和世界觀的問題。世界觀一改變，感情也就變了，對國家的進步就會感到高興。”
好一個“信服、悅服”！好一個“世界觀”的改變！照他這么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僅沒有兩面性，不需要再改造了，不僅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了，而且簡直可以“和平長入共產黨”了！怪不得中國赫魯曉夫公然要把一些資本家拉入共產黨內來了。
中國赫魯曉夫為了掩人耳目，也假惺惺地說過一些對資產階級繼續“改造”的話。但是，他是怎樣說的呢？請看一九六〇年他對民建會、工商聯常務委員講的這段妙論：“我們可以這樣來分工：你們包一頭，叫所有工商業者走社會主義道路，跟共產黨走，思想進步，改造世界觀，為國家做事，這一頭你們包了。對工商業者照顧，我們包了。哪一頭做得不夠，可以互相提意見。我們來一個口頭協定。”
妙得很！工商聯管改造，共產黨管照顧。這到底是要誰改造誰？按照這種荒謬絕倫的“分工論”，黨對資本家豈不只有照顧的義務，而沒有改造的權力嗎？中國赫魯曉夫又要資本家掌握企業領導權，又不準黨對資本家進行思想改造，這不是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又是什么？
中國赫魯曉夫不僅要保護舊的資產階級，而且要培植新生的資產階級。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同國內外階級敵人猖狂進攻相呼應，他竭力鼓吹擴大自由市場，宣揚“可以考慮允許一批商人出來，開放一批，給他合法化”，“有的開地下工廠也好”，“不要怕資本主義泛濫”，甚至公然叫嚷“再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
這是何等狂妄！不僅如此，他還妄圖把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也“和平演變”成資本主義企業。為此，他瘋狂地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總結的“鞍鋼憲法”大唱反調，要在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中推行一套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陰謀在國營企業中也培植起新生的資產階級。這除了說明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以外，還能說明什么呢？
就在中國赫魯曉夫進行篡黨、篡國，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勾當達到空前猖狂程度的關鍵時刻，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勝利召開了，會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偉大號召。
一聲春雷，橫掃了中國赫魯曉夫的“階級斗爭熄滅”的反革命謬論，粉碎了他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陰謀。在經過充分的準備以后，偉大領袖毛主席又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工人階級的盛大的節日來到了！中國赫魯曉夫的喪鐘敲響了！這個幾十年來一心要搞資本主義的老反革命的真面目終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到頭來，這個妄圖扭轉歷史車輪的小丑，不但沒有把資產階級搞“香”，反而連他自己也成了不齒于人類的臭狗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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