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哲學研究》1958年第5期。
從今天的人民公社的任務和組織形式，可以看出國家職能性質的變化趨勢。人民公社的任務是管理它所屬范圍內的一切工農業生產等經濟事業、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務。它是個工業、農業、林業、牧業、副業、漁業的綜合經營單位，同時也是工、農、商(交換、調撥)、學(文化教育)、兵(人民武裝)的統一組織單位，而且是一鄉一社，鄉社結合為一。
這樣的組織是政治與經濟的合一，是社會的上層建筑政權機構與社會的經濟基礎的統一形態。我們國家的基層組織為鄉政權，它從來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但由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還有某些私有的殘余或還沒有完全公有，它并未直接管理人民的經濟事業。現在生產已完全公有，而且生產事業和文化教育建設事業規模越來越大，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因此，就要公社與鄉政權合一，成為政治與經濟的統一體。
這個統一體在現階段為社會的基層單位，并將發展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所以從政治意義講來，人民公社已經不單是本來意義上的國家基層組織了，而是從國家基層組織向將來沒有國家權力的社會基層組織的過渡形態，它將過渡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它在現階段集中統一人力、物力、財力加強社會主義建設，保護公有制，并為實現共產主義積極創造條件。所以，它為我國提供了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種良好組織形式。
從人民公社看來，究竟國家職能的性質會有什么變化呢？
國家政權是“有組織有系統的權力”(列寧語)，在階級社會里，國家總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工具，統治其他階級并鎮壓其反抗。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取得政權后，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的基本任務可以分為兩方面。
一方面是鎮壓階級敵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外來侵略，維護公共秩序，保護經濟建設；它要通過階級斗爭，努力消滅一切階級，從而消滅任何“階級”的統治。為達到這個目的，它設立軍隊，警察，鎮壓、懲罰機關和強制勞動改造的組織單位，并設立整個系統的各種職能人員。這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由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目的，并不是僅僅為了掌握政權，而是為了創造共產主義的美好生活。因此，無產階級的政權在一開始就擔負著組織經濟和文化教育建設的任務。所以，消滅階級和為共產主義創造條件，是無產階級政權的基本任務。
總的說來，現在人民公社有雙重的任務：直接組織經濟、文化建設事業和擔負專政任務。由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在各方面都獲得勝利，經過各種不同形式的劇烈的階級斗爭，反動階級日趨消滅，作為鎮壓階級敵人的專政任務，越來越少；而另一方面，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組織經濟、文化建設的任務越來越多。因此，政治與經濟合一，鄉社合一，就成為必然結果。
今后，逐漸隨著階級消滅與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公社管理人事和專政業務的任務將越來越少，而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任務將越來越多。根據“由量變到質變”的規律，公社將成為純粹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組織，這是必然的趨勢。列寧說：“只有在國家完全消亡的時候，對人的管理才會消失，而讓位給對物的支配。”現在可以設想：當人民公社只留有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任務時候，不就是實際上國家職能對內部不起什么作用了嗎？雖然從全國范圍說，國家還有鎮壓殘余階級敵人和反對外來侵略的任務；但從各地社會基層組織看，已可看出國家職能變化的趨勢了。從人民公社各種組織形式，更可以想到國家職能性質的變化的趨勢。這是將來的問題，現在只是設想。
一、人民公社實行全民武裝。凡適齡的男性青壯年和復員退伍軍人都應成為民兵，經常進行訓練，并且擔負國家所分配的任務。這表現了以全民武裝代替警察和常備軍的趨勢，這也完全符合馬克思贊揚巴黎公社：“以武裝的人民來代替軍隊。”
馬克思接著說：“只要在全國規模內著手組織這種武裝的人民，就能根絕常備軍，這是一切社會進步必不可少的第一經濟條件。”
沒有常備軍，如何對付外來侵略呢？馬克思認為：“人民的武裝組織同時也是抵御外國侵略者的最可靠的保證。”
我國廣大的農民群眾在長期的人民革命的武裝斗爭中，已喜歡并習慣于組織軍事化；在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中，在向大自然展開猛烈的斗爭中，他們組織起來，如同：“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民方面”的，是很自然的。
廣大的農民軍隊，現在是直接對自然界進行斗爭，為了農村工業化、現代化和農村共產主義化的幸福前景而進軍。如果任何外來敵人及其走狗敢于向我們襲擊的時候，全民武裝就必然會為堅決、徹底、干凈、全面地殲滅敵人而斗爭。從這方面說來，全民武裝就是政權的高度加強。
但全民武裝卻又為將來在帝國主義滅亡之后，減少以至取消常備軍準備條件。我國人民解放軍從來就是把生產和戰斗結合在一起的人民軍隊。今后，由于我國有了最強大的全民武裝，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向共產主義過渡，一面提高常備軍質量，加強建設現代化各兵種和現代化特種、技術兵團，一面加強人民武裝的訓練，還是必要的。
由于農村工業化，由于勞動人民知識化，全體武裝人民輪流受到現代化軍事訓練，是完全可能的。為了防止帝國主義侵略，并把它趕出我們的領土，必須加強武裝。只有這樣才能消滅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消滅之后，當然就不需要強大的武裝了。所以現在加強武裝，正是為了將來取消武裝，這是革命的辯證法。
二、將來人民公社做為鎮壓機關的任務，越來越少。隨著農村生產資料全面公有制的實現和階級的消滅，以及殘余反動階級的被鎮壓，改造和自然死亡，雖然反動階級、剝削階級的思想殘余還需要斗爭，但基本上就沒有本來意義上的階級斗爭了。隨著私有制的根除和分配制的合理，隨著家庭形態的改變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一方面人們已習慣于遵守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另一方面社會發生破壞公共財產和違反公共秩序的壞事情，必然越來越少。
在這樣趨勢下，更由于全民武裝，殘余敵人和壞分子將很容易被發現并加以處理，因而在基層組織將逐漸不需要專門擔負鎮壓機關的任務了。所有基層既然逐漸不需要再專門擔負專政任務，其上各級當然也逐漸不需要專政機構了。
總之，在敵我矛盾根本消滅之后，鎮壓機關將因無任務而失去作用，因之即無存在之必要了，當然，壞人做壞事，在遙遠的將來，也不會絕跡。但當社會已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時，壞人畢竟只能是個別的了。
列寧說：“我們毫也不否認個別人搗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樣也不否認鎮壓這種搗亂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這件事用不著什么特別的鎮壓機器，特別的鎮壓機關，武裝的人民自己會來做這項工作，而且做起來非常簡單容易，正像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勸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婦女一樣；第二，我們知道，產生違反公共生活規則的搗亂行為的社會根據是群眾受剝削和群眾貧困。這個主要原因一消除，搗亂行為就必然開始‘消亡’。雖然我們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進度怎樣，但是，我們知道這種行為一定會消亡。國家也隨著這種行為的消亡而消亡。”
當然，即使到了共產主義時代，人民(或者人們)內部矛盾也還是有的。但可以設想，隨著生產資料的完全公有，隨著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的消滅，隨著男女平等、家庭形態根本變化，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隨著“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實現，人民內部矛盾就越來越少了，越來越簡單了。
雖然個人與集體，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主觀與客觀、先進與落后和反映到人思想、行動上的比較正確與比較不正確等基本矛盾永遠會存在，但這些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和調整關系即可解決的。
三，特殊管理人民越來越少直至取消。將來隨著專政機構整個系統的逐漸失去作用，所有專政人員，當然也就沒有存在必要了。今天我國專政系統由于依靠廣大群眾參加專政業務，專職人員已大大減少了。現在，從人民公社看來，擔負經濟，文化事業的專職管理人員比擔負專政任務的專職人員在數量上多得多，但從其本身發展趨勢看，將來是會減少的。
人民公社的全體管理人員是選舉出來的，并且可以由選舉者的決議而被撤換的。他們的最高薪資也不會超過勞動模范和能手。衛星公社規定：“公社的管理機構要歷行精簡，全部管理人員的工資不得超過全社工資的百分之一。”又規定：“一切管理人員都必須盡可能地參加生產勞動。”
這充分說明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人員，已經不是脫離生產，專門擔負管理的特殊專業階層了，他們基本上跟社員一樣，只是多擔負了某種管理任務。公社實行集中領導、分級管理，并在一切事業管理中，貫徹民主管理，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運用大字報進行批評，自我批評，表揚和建議，以便不斷地克服工作當中的各種缺點。”(同上社章)
完全可以看出：管理人員參加生產，社員參加管理，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人們相互關系的表現，也是共產主義一切事業的管理方法。將來，隨著各種差別的縮小和消滅，人人可以勞動生產，人人也可以擔任管理工作。
在這樣情況下，所謂管理職能，正如列寧所說：“將由大家輪流行使，等到大家逐漸習慣了遵守秩序，這些職能也就不成為特殊階層的特殊職能了。”
既然沒有什么特殊階層的特殊職能，而人人可以擔負那種職能，雖然各種工作也都還需要有人管理，但在實質上等于取消了特殊管理人員。由此可以斷定：特殊管理人員越來越少一直到最后等于取消，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然趨勢。
但取消特殊管理人員，并非一切都不需要人管了，并不是取消一切權威。恩格斯在“論權威”中說：“聯合的活動，互相依賴的工作過程的復雜化，正在取各個人的獨立活動而代之。但是，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組織起來是否可能不要權威呢？”
恩格斯在說明了生產過程中發生的許多問題后，講到：“不論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即無論是選舉出來領導各該勞動部門的人去決定，或是在可能什么情況下由多數表決，個別人的意志總是要表示服從，而這也就是說：問題是由權威來解決的。”
他在又一個實例中說明權威有必要以后，結論性地說：“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造成的，另方面要有一定的服從——無論在什么樣的社會組織下，都是如此——由于賴以進行產品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這兩者都是我們所必需的。”
這里需要明確的是：這種權威已失去任何本來意義上的政治性質，而變為管理生產和有關社會利益的一切業務的簡單職能。這種職能，不論它屬于技術和手續問題，也不論它屬于公共利益問題，在一切階級差別消滅的共產主義社會里，人人可以擔任，人人也能勝任，不論采取什么形式(不論選舉、委托、也不論輪流擔任或自告奮勇而被同意)，社會上再也沒有一個特殊階層的專職管理人員了。
如上所述，一方面實行全民武裝，另一方面專政機構任務逐漸減少，特殊的專門管理人員逐漸減少以至最后取消，這是國家權力消亡的過程。
毛澤東同志說：“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漸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
所以從理論上講，隨著階級消滅，敵我矛盾消滅了，專政的對象消失了，當然就不需要專政機構了。所以，國家政權不是人們主觀上要不要的問題，而是社會客觀上有無需要的問題。如果社會上不需要國家權力，它就自然消亡了。所謂消亡，不是一個早晨就取消了，而是慢慢地消失下去，它是一個漸變的長期過程，到達了一定時期最后才消亡的。所以恩格斯說：“國家不是‘被廢除’的，而是消亡下去的。”
我們今天看來，國家權力究竟何時消亡，取決于內、外條件。
就社會內部說：在生產關系方面，階級完全消滅，階級差別消滅，城鄉差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消滅；從生產力方面講，高度的機械化、電氣化與生產自動化、能有極豐富的產品可供“各取所需”；就社會意識形態方面講，共產主義意識在人們頭腦中居于統治地位，人們能自覺地遵守“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制度：國家權力就隨之消亡了。
從國家外部講：在資本主義世界方面，帝國主義滅亡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變成社會主義國家了；在社會主義世界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越來越多了，世界和平完全有了保證了：國家權力就隨之消亡了。
可見國家權力消亡是歷史發展的過程，不是人們主觀取決的問題。內外條件成熟了，國家權力就自然消失了，內外條件不成熟，國家權力就絕對不能取消。我們在加速建設社會主義和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一方面是國家對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教育改造的作用，由于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要越來越加強；另一方面是國家對敵人的鎮壓作用，由于反動階級，剝削階級的逐漸消滅而越來越減少。這就很自然地為國家權力消亡準備了內部條件。可見一面加強、一面減少，都是為了消亡。這是辯證法發展的規律。
但是必須時時刻刻記著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的時候，我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而“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
所以如果在過渡時期，內外敵我矛盾還未徹底解決，而即想削弱和取消國家權力的專政作用，就必然要犯重大的錯誤。因此必須辯證地理解問題，解決問題。
國家權力消亡以后的情況是怎樣呢？國家權力消亡了，社會存在著。那時，社會的管理機構，就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國家了，而是如恩格斯所說：“對于人的管理便會由對于物的管理和對于生產過程的指導所代替。”
我國人民公社在現階段為我國社會的基層單位，它在加速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將成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它們將聯合起來，成為人民公社縣聯合社，再上就是人民公社省聯合社，最上為人民公社全國聯合社，它在性質和任務上將成為如列寧所說：“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它將包括有組織的社會的一切最主要的活動。”(列寧：在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它對外將與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國家從經濟上、文化上取得聯合。今天人民公社即實行計劃經濟、計劃管理，它將在其上各級聯合社的逐級統一計劃下進行活動。
從全世界看，今天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是促進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巨大因素，這種因素將日益增長。各社會主義國家，在國民經濟發展遠景計劃上采取了密切合作、互相配合的方式，以便更合理地發展經濟事業，以求共同繁榮與高漲。這就是將來共產主義社會各國聯合的萌芽，它將日益發展著。正如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宣言所說：“社會主義國家團結在統一的大家庭里，是由于它們走上了共同的社會主義道路……由于它們有共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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