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報道刊載于《參考消息》1974年12月31日第4版。
編者按：趙浩生先生于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訪問中國后，曾寫有《中國歸來答客難》及其他專訪文章在本刊發表。一九七四年五月，趙氏又隨“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訪華團”第二次赴中國旅行三周，這是趙氏返美后和一群留美中國朋友談話時的錄音記錄。
問：你這次去中國的簽證是怎么辦的？
答：我這次是隨“耶魯大學教授訪華團”回國，這個訪華團組織的經過是這樣的：我去年（一九七三年）第一次回國探親的時候，耶魯大學校長寫了一封信給我，要我代表耶魯向中國人民致候，并且希望我能借這個機會和中國學術界交換一下促進文化交流的意見。
我感到中美兩國隔絕了二十多年，要進行平等互惠的文化交流，必須先對新中國有所認識。我因此向中國國際旅行社提出了組織這個訪問團的請求。這個請求被批準后，我們就欣然就道。我們是五月八號從深圳入境，路線是廣州—杭州—上海—西安—延安—北京—廣州，五月二十九日離開中國。
這個訪華團的目的是促進中美了解，但倘若有人說我是“假公濟私”，我也不否認。因為去年在一別二十八年之后和我七十多歲的老娘見面時，我曾向她老人家許了一個愿，就是我要設法年年回去看望她。
問：今年請準簽證的人少，是不是因為中國在搞批林批孔運動，情況很亂，怕外國人看呢？
答：這猜想一部分對一部分不對。中國簽證的政策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幾個事實：
第一，中國絕不靠旅游賺外匯，根本無意發展旅游事業。
第二，中美之間，現在只有聯絡處的關系，還沒有達到正常交往的階段。雖然不少美國人迫不及待的要到中國去，有些人甚至覺得：“我去花錢，你怎么還不歡迎？”但中國方面并不一定這么想。所以自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至今，還是去的多，來的少。這情況恐怕非到雙方正式建交以后不會改變。
第三才可能是批林批孔運動的影響。批林批孔運動在中國確實是一個熱烈、普遍、深入的社會思想改造運動，是目前中國人民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因此減少其他活動，是很自然的事。
在這個運動中，中國既不亂，更不怕人看，只是因為家里忙，少請客，所以批準的簽證少，這是人情之常；不過在過去一年中，到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外國元首、首相，以及官方、民間的代表團并不少。
問：你們的訪華團有多少人？包括哪些科系？
答：我們一共有十五個人，包括十五個不同的專業，理科教授占三分之二。
問：有沒有研究中國問題的？
答：有三位，歷史、語言、美術史，他們都會說中國話。但是除我以外，都是第一次到中國。走之前，大家充滿興奮、緊張、好奇的心情。他們曾問我在中國應注意的言、行、禮貌，更顧慮到能否看到要看的東西，能不能自由照相等等，我都以兩句中國老話作答，就是“賓至如歸”、“客隨主便”，只要記得自己是去作客，一切都沒有問題。
他們的顧慮一過了羅湖橋就消釋了。因為我們走進深圳的海關大樓，就見到從北京國際旅行社派來迎接我們的三位向導。
張培根同志和他的助手孔令玉、薛煥輝兩位女同志都是標準的主人，熱情、親切、充滿耐心，都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
老張在歡迎詞中說明作為一個旅行社，他們的任務是盡一切努力給大家安排一個愉快滿足的旅行。各種參觀活動節目，大家商量決定。有要求，盡管提，能做得到的，他們必盡力而為。在交換意見時，有人就鄭重地提出照相問題，老張卻輕松地說：“除了在飛機上和重要橋梁外，都可以。”
老張的一席話和海關大樓的一頓豐富午餐，立刻使大家感到“賓至如歸”，疑慮全消。
問：你們的團體能不能有單獨活動？所到之處是不是都有向導跟著？
答：我們集體、分組、單獨的活動都有，因為我們的專業不同，要看的東西要見的人也不完全一樣。各人的要求都事先提出，交給老張通知各地的旅行社安排。每到一處，當地旅行社的負責人就根據我們的要求和我們一起商定日程。
比如到一間大學，都是由學校負責人和同樣專業的師生接待。集體先作一般的參觀討論，然后各專業分組交談。要是有人感到看的不夠或是言有未盡，可以留下作更詳細的參觀討論，或是約個時間單獨長談。我們參觀西安半坡博物館時，那位美術史教授就一個人留下來待了整個下午。我在各大學參加批林批孔座談會，總是發言踴躍，熱氣騰騰，每次我都是一個人留下來，一直談到盡歡而散。
有時我們也按不同的興趣分組參觀不同單位，或作單獨的訪問：醫學院的教授曾單獨去參觀醫療藥劑機構，我曾單獨去訪問楊榮國、費孝通、吳文藻、謝冰心，向他們請教批林批孔的問題。
參觀時我們也提出不少要求，比方說我們在杭州織錦廠時，有人要求看看該廠的幼兒園，沒想到進去以后，大家就被那里的環境和天真可愛的孩子吸引住了，舍不得走，弄得接待人員無法可想，只好取消下一個節目，他們開玩笑的問我們：“你們離開美國還不到一個星期，就這么想孩子了！”
離開中國前夕，沒有安排節目，大家臨時要去看看廣州夜景。結果我們被帶到人民文化廣場，其中各種雜耍和球賽應有盡有，男女老少，人山人海，熱鬧異常，是廣州市民工余健康游樂生活的最好寫照。這個意外的節目，給大家的印象極深，暢游之后，有人開玩笑的埋怨招待的同志，為什么不把這么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排在我們正式參觀的節目中。這一事實說明，中國并不是專挑最好的給外賓看。
有些機構因為整理內部，不開放，經過要求后，特準我們去參觀。使愛好藝術的同事們最感興奮的，是上海美術館，特地為我們開放了整個上午。
在這三個星期中，我們還有很多私人活動，有人受人之托代訪親友。我的母親、三個弟弟、弟媳都從河南老家到北京和我團聚，我的私人活動更多。旅館有計程車出租，出出進進非常方便，根本沒人注意，有時候我們一起出去逛街、買東西，旅行社就用大客車把我們送到市中心停下來，約定時間回來。這期間，可以隨意參觀。
有一次一位同事到時候沒回來，等了半天不見蹤影，我們只有開著車子在這個區域巡回尋找，最后在人群中把他找著了。原來他以為中國街市也象紐約一樣方方正正，記著街數就可以走回原處，幾個彎子轉下來，他就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著停車的地方了。
同事中有幾位為減肥，早上起床后和就寢前有跑步的習慣。但他們沒想到，中國人生活得規律、健康，起得早也睡得早。他們早上出去跑步的時候，街上已擠滿了上班的自行車，晚上出去，街上已很少行人，大城市因為工廠換班還好些。只有在延安時情況最理想，他們早起爬到這個圣地的標志寶塔山上，由地質系主任帶隊，看太陽、看農民耕作，興奮無比。
問：他們對中國的觀感如何？
答：我們回來以后，每人寫了一篇報告，這個報告的要點已經在耶魯大學校友月刊上發表。此外他們在美國許多學術刊物上也寫了些文章，發表了不少演講。我們旅行期間同事間自己的討論，更足以說明他們的真實感覺。
大家感到印象最深的，是中國農業的發展，特別是在耕作技術和人工水利上，他們都認為是見所未見。在延安看到化荒山為耕地的情況，更使他們嘖嘖稱奇。有一位同事在一個小山坡上就照了幾十張照片，因為他實在不能想象在那樣的地形上會墾出一塊麥田，他要把這塊地當作奇跡向人解說。
在工業上，最使他們驚奇的，是他們發現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工業化飛速進步的條件已經具備。他們也聽說過西方國家嘲笑中國當年的“大躍進”是“大躍退”，但這次他們親眼看見，中國今天工業發展的情況，都是“大躍進”期間培養的。
這些條件，包括一般人民對科學技術的重視，農村和小城市小型工業的普遍發展，這一切都說明著一個事實，就是中國工業趕上并超過最進步的工業國家，只是時間問題。
在醫藥、衛生方面，給他們印象最深的，是“赤腳醫生”和對傳統醫藥的研究。到中國以前，他們也聽到過“赤腳醫生”，但不了解其具體內容，甚至覺得有些可笑，這次親眼看到“赤腳醫生”的工作后，才感到這不但是醫學界一個光榮的名字，而且是一個值得全世界普遍效法的制度。
關于傳統醫藥，藥劑系主任在他的報告的結論中寫道：“我相信毛主席所說‘中國的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的話是正確的。”這次他會見了許多醫藥研究專家，和他們作過長談。回美以后，他立刻開始奔走聯系，希望能邀請到中國的專家們到耶魯和美國參觀，作進一步的共同研討。一個中國腫瘤專家組成的參觀團，已應邀于十二月初來耶魯及其他研究機構訪問。這是我們到中國訪問后所引起的第一個交流活動。
他們對中國也有許多批評和不了解的地方。主要的是因為他們都是第一次去，為時太短，又不能作新舊對比。此外，更由于中美兩國代表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譬如我們參觀工廠時，負責人告訴我們，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都推動了生產的增加，并列舉具體數字，他們立刻就問：“工資增長了多少？”根據以利潤和物質刺激促進生產的資本主義觀點看，這個問題問得很自然，不過我們的主人也回答得很自然：“我們除了要增加工資以外，還有發展社會主義的更大目標。”
和美國比起來，他們覺得中國的科研設備不夠現代化，為了客氣，沒有公開說。但是當他們聽到主人自己坦率指出時，他們對這種面對現實充滿自信的作風則感到由衷的欽佩。后來我們在延安陳列館中看到八路軍、新四軍曾經以“小米加步槍”擊潰日本侵略和數百萬美式配備的蔣軍史實時，他們才發現新中國人民的自信心是如何培養起來的。
有幾位在報告中估計，中國的工業水準較美國最進步的部門相差五年到十年，不過同時他們也看到，中國不但具有多數發展中國家所沒有的條件，即農業基礎鞏固，人民豐衣足食，此外中國更沒有先進工業國家的原料、能源、市場、勞資、浪費等問題，這使他們幾乎不能作新舊對比，也可以清楚的意識到中國工業發展的前途。
另一個他們不好意思向主人說明的感覺是，他們認為，中國要爭取工業科技的快速發展，不能沒有西方的幫助，有幾位在報告中指出，目前有很多中國專家，過去都在美國受過教育。這種想法并不是惡意的，原因是他們不了解新中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這種精神，不但第一次到中國旅行數周的外國人不了解，很多海外的中國人也不了解，只有在解放前身受過帝國主義壓迫控制的老一代，和目睹到六十年代初期蘇聯如何企圖以技術資源卡住中國脖子的中國人，才能真正了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刻骨深意。
但這次旅行已引起他們對中國由衷的敬慕。在我們從上海到西安一天一夜的火車中，大家看到鐵道兩邊一望無盡的田畝，一排排沖天的白楊和一行行一片片新栽的林木時，他們熱情的告訴我：“就為了看看這些新栽的林木的成長，我也希望五年或十年后能再回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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