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學習與批判》1976年第6期，作者是石隸實、曹思峰。
在埃及首都開羅的郊外，奔騰的尼羅河畔，矗立著一座座金字塔。它造型奇特，底寬頂尖，就像漢字中的"金"字。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奴隸主頭子——法老的墳墓，是千萬奴隸血汗勞動的結晶。它向我們揭示了奴隸們創造歷史的真理，也形象地描繪了階級社會中由層層等級疊砌而成的社會結構。
馬克思、恩格斯說過：“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共產黨宣言》)
人們劃分為等級，是階級社會的社會現象，等級制是剝削階級的統治制度。但是，等級和等級制并不是人類社會固有的歷史現象。
在原始社會里，沒有階級，也沒有等級。原始社會的后期，隨著原始公社的瓦解，人類向階級社會過渡，才出現等級和等級制的萌芽。等級和等級制，是人類從無階級社會向階級社會轉變的漫長歷史過程中出現的，是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讓我們從中國歷史上看看等級制是怎么回事吧。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奴隸制社會第一次把人類分裂為奴隸主和奴隸兩大對抗階級，同時也第一次劃分了森嚴的等級，建立了等級制形式的階級統治。在我國商代和周代的奴隸制社會中，高踞在社會頂端的是最大的奴隸主貴族——“王”或“天子”，以下是各級奴隸主，壓在最底層的是千百萬奴隸。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傳》上有這樣的記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與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
奴隸社會最基本的等級是奴隸和奴隸主兩個對抗的階級。列寧指出：“階級同時也是一些特別的等級。”(《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
奴隸主和奴隸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既是等級也是階級的鴻溝。在上面的十等人中，士以上是占據統治地位的奴隸主階級，皂以下是被統治的平民和奴隸階級。以這個鴻溝為界，奴隸主作威作福，錦衣肉食；奴隸做牛做馬，日夜操勞。奴隸主活著，奴隸要受他們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甚至被隨意屠殺，奴隸主死了，奴隸還要殉葬。奴隸社會的等級差別是建立在殘酷的階級統治基礎上的。
奴隸主階級內部的等級也十分森嚴。由于占有的奴隸和其他物質財富的多少不等，也由于血緣宗法關系的親疏遠近不同，奴隸主之間政治權力的大小和社會地位的高低都有差別，形成為不同的等級。商代的王、侯、甸、男、衛、邦伯，就是當時奴隸主貴族的等級。
西周是奴隸制社會的鼎盛時期，奴隸制等級制也發展到高峰。奴隸主內部都劃分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和士，諸侯又分為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再各分上中下三等。等級制度支配著從國家的政治制度到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等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
據《周禮》、《儀禮》記載，天子的帽子——“冕”，前后各垂十二串白玉珠，諸侯的“冕”九串，上大夫七串，下大夫五串。士只許戴一頂獸皮做的皮弁。天子和諸侯中的公可以穿袞龍袍，但天子龍袍上的龍上仰，公的龍袍上的龍下俯。侯、伯的袍子只能繡錦雞，子、男繡老虎和猴子，卿、大夫只能繡一種圖案。
奴隸主貴族在祭祀或宴享時“列鼎而食”，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各級奴隸主的菜單也不一樣，天子吃的珍肴有一百二十種，諸侯、上大夫只有幾十種。吃的是大魚大肉，因此稱“肉食者”。大夫以上吃精白米，他們的子弟被稱為“膏粱子弟”。士以下就只能吃小米。
其他諸如住房子，坐車子，都有具體的等級規定。生前講等級，死后也講等級。不僅墳墓的大小，葬儀的格式要講等級，殺殉奴隸也要講等級。天子、諸侯殺殉，多的幾百，少的幾十；大夫、將軍殺殉，多的幾十，少的幾人。奴隸制的等級制就建立在千千萬萬奴隸的白骨堆上。
孔老二不是喜歡侈談“禮治”嗎？“禮治”就是西周奴隸制王朝制訂的一整套，以等級制為核心的“禮樂”制度。它實質上就是殘暴的奴隸主專政。奴隸主階級通過“禮治”確立和維護整個奴隸主階級對奴隸階級的等級統治，調節各級奴隸主之間的相互關系，特別是保護大奴隸主們的利益。
“制禮作樂”的大奴隸主周公說：“天子祭祖宗用了殷禮，就能分辨尊卑貴賤的等級。”一個名叫過的奴隸主貴族公開說：“沒有禮，上下尊卑的等級關系就顛倒了，怎能保證長遠的統治呢？”
各級奴隸主必須嚴格遵守“禮"的規定，做到“禮儀卒度”、“維其有章”。誰敢于破壞“禮"規定的等級制，就等于破壞了奴隸制統治，就是大逆不道。因此，即使奴隸主改革派的政治家也不敢違禮。
春秋時，齊國下卿管仲奉齊桓公之命出使周王室。周襄王因為管仲“尊王攘夷”有功，想破格用上卿的禮儀款待管仲。管仲說：“您用上卿的禮接待了我這個下卿，齊國還有兩個上卿，他們要是來朝見天子，該用哪一級禮儀接待呢？”堅持按照自己的等級身份接受了下卿的禮。這叫做“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誰要是不顧等級身份，亂闖亂撞，最少也得挨一頓臭罵。
公元前五八五年，鄭伯到晉國去見晉伯。鄭伯同晉伯同級，按規定，雙方互獻見面禮的地點應在兩楹中間，不能多跨或少跨一步。鄭伯想討好晉伯，獻禮心切，手抱禮物匆匆地走偏了一點，旁人想阻止也來不及。事后只聽到一片罵聲，“該死的鄭伯，國君當不長了！”
春秋戰國時代，隨著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奴隸和新興地主階級不斷起來造反，出現了“君不君，臣不臣”的“禮崩樂壞”的局面，意味著奴隸制等級制正在土崩瓦解。而以孔丘、孟軻為代表的儒家，是奴隸制等級制的極其頑固的維護者。
孔老二對奴隸和新興地主階級破壞和混淆貴賤等級的一切言行都深惡痛絕。季氏無視天子、諸侯的等級，舞八佾、祭泰山，他叫囂：“是可忍，孰不可忍！”衛國大夫仲叔立了戰功，衛君允許他奏諸侯音樂，用諸侯馬飾，孔丘就亂發議論：“天子、諸侯的器(等級特權)和名(名號)怎能給人？這不等于亡國嗎？”他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論，就是要維護奴隸制的等級制。他要“克己復禮”，就是要復辟奴隸制等級制的統治。
到了“禮治”已基本破壞的戰國時期，作為齊國三卿之一的孟軻還做著復辟奴隸制等級制的迷夢，大力鼓吹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次和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的六等位置，企圖永遠保持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地位。但是，奴隸制等級制作為奴隸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必然隨著奴隸社會經濟基礎的瓦解而瓦解，復辟狂的任何叫嚷謾罵，都挽救不了奴隸制等級制必然崩潰的歷史命運。
“屠狗與販繒，突起定傾危”
新興地主階級為了革奴隸主階級的命，建立封建制度，就要沖破奴隸社會等級觀念的束縛，擢用本階級的代表人物，還不太講究等級和等級觀念。
秦始皇身為國君，卻能和法家尉繚同飲食共起居；在朝廷上，大臣博士可以隨便發表意見。他用人也不論門第，不講資格。秦王朝的丞相李斯，原來不過是上蔡的一個布衣。十二歲的“兒童團員”甘羅，資歷可謂淺矣，卻位在許多老頭子之上，當了上卿。
漢高祖劉邦在起兵反對趙高復辟政權以前，是個小小的亭長；手下的文臣武將，除張良是個貴族外，其余多是獄卒、騎將、卒史出身，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出身平民，婁敬趕大車，灌嬰販絲綢，周勃給死人吹喇叭混飯吃，劉邦的連襟樊噲還是殺狗的屠夫。
“屠狗與販繒，突起定傾危”(李商隱)，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等級低的被統治者，必然起來造等級高的反動統治者的反。正是這些原來社會地位較低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在農民起義的基礎上粉碎了奴隸制復辟，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權國家。如果講等級，論資格，那劉邦們就一輩子也出不了頭了。
地主階級代替奴隸主階級的統治，是用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也就是用一種等級制度代替另一種等級制度。地主階級的剝削階級本質，是不可能廢除等級制的。
地主階級的秦王朝，從商鞅變法時起，就實行了二十等爵制，第一級到第四級是士，第五到第九級是大夫，第十到第十八級相當于卿，十九、二十級則可稱諸侯。爵位大小與官的大小大致相當，享有的封建特權也不一樣。
漢承秦制，劉邦建立漢王朝不久，除了繼續實行二十等爵制外，還叫叔孫通制禮作樂、立朝儀，把文臣武將們嚇得連頭也不敢抬。
但是，在封建社會初期，由于存在著奴隸制復辟的危險，因此，地主階級的封建等級觀念還并不那么濃厚。漢文帝有一次乘著四匹馬拉的華麗的車子到名將周亞夫駐軍的細柳營去勞軍，一進營門，士兵就過來干涉，說是軍營不得馳騁，漢文帝只好下來跟在車旁慢慢地走。
周亞夫見了漢文帝，說自己甲胄在身，不行跪拜禮，只能行軍禮。這樣做法，看起來好像有點冒犯了皇帝的尊嚴，但漢文帝不以為怒，反而很高興，著實把周亞夫夸獎了一通。漢武帝在建立封建大一統國家過程中，“方征討四夷”，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他起用奴隸出身的衛青做大將軍，提拔布衣公孫弘做宰相，還設立十三部刺史，規定俸祿六百石的刺史可以“以卑臨尊”，劾查二千石以上大官的罪行。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地主階級從不太強調等級觀念，到重視等級觀念有一個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是同地主階級從革命階級轉變為反動階級，由尊法反儒轉變為崇儒反法的過程緊密相連的。
魯迅說得好，地主階級在暴發以后，“便即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份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為“上等人”。(魯迅：《墳·論“他媽的！”》)
西漢末期以后，在儒家路線統治下，在地主階級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權階層——世家大族。每個世家大族有自己的大莊園，在莊園里從事生產勞動的是千萬個佃客和奴婢，他們是社會上最低的一級，沒有人身自由。世家大族享有政治經濟的各種特權，形成了世襲等級制。正如魯迅指出：他們的子弟“承祖宗余蔭；以舊業驕人”，只要是“華胄世業，子弟便易于得官”。(《墳·論“他媽的！”》)
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窟窿”，就是世襲等級制的寫照。東漢楊震，官至太尉，兒子楊秉、孫子楊賜、重孫楊彪都做到太尉，四代三公。東漢末年的大軍閥袁紹也出身于“四世居三公位”的貴族世家。至于中、小地主，在地主階級內部享受的經濟和政治特權相對較少，稱為庶族地主。
世族地主為了將自己的特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在魏晉時期實行了“九品中正制”。這個制度，以祖宗“家世”品定等級，把地主階級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各分三級，共九級。三品以上是“上品”，可以世世代代做大官；四品以下是“下品”，永遠只能當小官。這就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這個制度是維護世族大官們的利益的。這些人只要血統高貴，“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為清品”。(《墳·論“他媽的！”》)
當時就有人說，“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意思說，世族子弟掛了著作郎的虛銜，每天坐車到辦公地點連車也不下，只報個到就算了事，做了書郎官，常常請病假，連賦詩答策也雇人代替。他們雖然是一些典型的寄生蟲，但是因為等級高，照樣可以高官厚祿，人家奈何他不得。
不同的等級有著不同的特權和社會地位，它們之間從政治地位到婚喪嫁娶，都有非常森嚴的界限。南朝宋武帝時，路太后的侄孫、庶族出身的路瓊之，想結交世族王僧達，特地穿上華麗的衣服，駕起考究的馬車去拜訪王僧達。王僧達毫不領情，面孔一板，大罵路瓊之是“門下騶人”，叫人把他趕走，還把他沒坐熱的椅子燒掉，因為世族不能再坐庶族坐過的椅子，原來屁股也得分等級。
路太后聞訊大怒，要宋武帝懲辦王僧達。誰知宋武帝大不以為然，說：“路瓊之自己不好，誰叫他去登世族門呢？”由于世家大族在社會上擁有強大的勢力，連皇帝也不愿違背上下品等級的界限，身為“國母”的太后也拗不過“士庶之別，實為天隔”的規矩。
為了防止庶族地主通過聯姻來提高自己的等級，世族地主在婚嫁問題上特別強調要“門當戶對”，不讓庶族鉆空子。北魏名門大族崔巨倫的姐姐瞎了一只跟，世族中找不到老公，崔家想降低身價，把她嫁給庶族。崔巨倫的姑姑聽到說：“不行！世族女怎能嫁給庶族？！”不惜犧牲，叫自己兒子娶了她。
官僚·等級·臺階
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壁壘森嚴的門閥等級制度，只能加劇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以及地主階級內部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矛盾。在一系列農民起義的打擊下，特別是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掃蕩，世家大族迅速地衰落了。劉禹錫的詩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王、謝是東晉和南朝著名大族)，便是這種情景的真實寫照。
隨著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壯大，封建等級制度也要隨之發生變化。“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風氣漸漸消除”(《墳·論“他媽的！”》)。
唐初重修“氏族志”，修撰者把舊的世家大族崔氏放在第一等，唐太宗把他罵了一頓，明確指出以后不能只論幾代以前祖上的情況，要按照今天官爵的高下作為等級。“氏族志”重新改寫，把皇族李姓放在第一位。這件事表明，舊的世家大族地位下降了，功臣新貴和庶族地主的地位提高了，封建官僚等級制日益完備。
通過科舉制度推行官僚制，是改變地主階級內部的等級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當然，能讀書做官的不過是一些大小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地主階級內部權力和財產再分配的范圍，從而使更多的庶族地主有機會登上政治舞臺。
官僚等級制是封建社會等級制的主要表現形式。唐宋以后，尤其顯著。人的社會地位高低，以官做的大小為標準；政治經濟特權的高下，也以官的大小為轉移。
隋唐時期沿襲前代的官僚等級制，規定了一整套嚴格的官僚等級制度。各級官吏有品、有階、有爵、有勛，還有只有稱號而沒有職務的散官。爵、勛是虛銜，爵有九等，勛有十二轉。品、階就是級別，每品有正、從之分，四品以下再分上下階，共計三十階(級)，各級官吏分別給予多少不等的土地作為俸祿。另外還有月俸、食料、雜費錢，在日常情況下，一品到九品相差約十二倍。
到宋朝，宰相月三十萬錢，一百石米。此外，每月還有幾萬“職錢”。冬春兩季給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還按品級供給茶、酒、鹽、油、醬、薪、馬料。最小的官員卻只有幾斗米的收入。此外，在服裝、住宅、乘輿、稱呼、禮節直到坐椅上的坐褥，一律有繁瑣的等級規定。標明官品的輿服制度，煩得連禮部的官吏也搞不清楚。
明朝嘉皇帝一次看到二品官張瓚穿了件繡蟒的官段，悖然大怒，厲聲責向閣臣：“二品官怎么穿蟒服？”嚇得那個閣臣趕緊上前解釋，“張瓚穿的是陛下欽賜的飛魚服，繡得鮮明，像蟒蛇而已。”嘉靖帝拍桌大罵：“什么？飛魚怎么戳出兩只角？！快給我剝下來！”
森嚴的等級制也反映在教育、論罪等各方面。唐代規定，國子監只收三品以上大官的子孫，太學只收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庶民百姓只能學律學、書學、算學。貴族、官僚犯罪，可以按等級高低減罪、免罪。死刑也能用金錢贖免。造墳也有制度。一品官造墳，半徑達九十步，高一丈八尺。二品官就要減十步，降低二尺。七品以下的官，半徑不得超過三十步，高不過六尺。小民百姓起墳，半徑只有九步。
官僚等級制，也就是臺階制。要當大官，就得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往上爬。這就是封建社會的官僚升遷制度。
早在北魏時，就有人提出了一種“停年格”，大致意思是，各級官吏只有因病因事出了缺，才能將下一級官吏提上去，不得逾越。
以后各個朝代，在不同程度上實行著這一原則。依照這一原則，官員提升要論資排輩，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往上爬，絕不許可破格提拔。
到了清朝，一個官吏要做到尚書、督撫之類的大官，成為人上人，要爬幾十年，從年輕時爬起，不生病，不降職，爬到耳聾眼花頭發白，還不一定爬到。
疊床架屋的等級制，成了末世封建社會一個沉重的包袱，誰要動一動，就會“牽一發面動全身”，招來整個統治階級的驚慌和非議。這種情況，標志著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盡頭，無論封建等級制怎么森嚴繁瑣，也挽救不了封建社會的滅亡。
為最終消滅等級差別而奮斗
在資本主義社會，“等級的差別特別顯著地表現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中”。(《費爾巴哈》)
解放后，我們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勞動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從根本上否定了幾千年來那種等級森嚴的剝削制度。但是，由于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三大差別，存在資產階級法權及其帶來的事實上的不平等。
毛主席指出：“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
只要這種狀況存在，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必然會通過鼓吹等級制思想，通過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擴大等級差別，復辟資本主義。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們代表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他們對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極為反感，因為這觸犯了修正主義大官們的等級特權。
他們要保住修正主義大官們的特權，就要拼命鼓吹等級制。
他們自己就是一貫擺官架子，盛氣凌人，從不與人談心，也不聽群眾意見，以勢壓人的大官僚、大黨閥，竭力要把上下級關系、干群關系搞成貓鼠關系。
他們還頑固堅持分配制度上的資產階級法權，擴大等級差別，侵吞和揮霍勞動人民創造的大量社會財富。
他們甚至還妄圖恢復封建社會等級森嚴的那種“臺階"制。
這完全是為了維護他那一群修正主義大官們的利益，維護他那一小撮走資派的特權。
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通過擴大和強化資產階級法權，擴大等級差別，是為了培植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把國家政權“委托給一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即國家寄生蟲、高俸厚祿的阿諛之徒、閑職大員等高位權貴們，這個階層從群眾中吸取有教養的分子，并利用他們去反對居于等級社會下層的群眾自己”(《法蘭西內戰》)，復辟資本主義。
但是，從孔老二到蔣介石等形形色色的等級制鼓吹者都沒有能夠挽救舊制度的滅亡，這些黨內走資派企圖通過鼓吹等級制思想復辟資本主義，也只能是癡心妄想。無產階級革命就是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消滅等級制。我們一定要從兩條路線斗爭的高度，徹底破除等級制思想，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逐步縮小三大差別，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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