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論》這篇光輝著作，是為了滿足當時思想上、政治上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建立了一種認識論秩序，同時也宣告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革命話語權的建成。
傳統中國，因發達的農耕文化，天命論主宰著人們的思想。在此背景下，中國人極度迷信，形成了信天、信鬼神的心理結構。急需當頭一棒，把尚在迷夢中的人打醒，把思想改造的有限主動變為全面主動。這種心理，體現在學習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就是照搬照抄、不知變通。這一點，博古說得好“凡是馬恩列斯的話必須遵守，凡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必須執行”。
對于“吃過洋面包”的堅持馬克思主義正統的先生們，前有蘇聯成功的先例，照著蘇式馬克思主義道路走最輕松、最保險，這是一條寬敞的路，選擇走這條路就不容易犯錯，且受人推崇，前途也是無比樂觀。而有的人卻在“山溝溝里摸索”，選擇一條實踐的馬克思主義道路，則有風險、有犧牲，時刻面對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在這條路上的人，如同選擇進“窄門”，受人排斥，前途黯淡。
然而，經歷過多次失敗后，在刀光，血光，火光，淚光之中，不少人恍然發現照搬蘇俄模式行不通，僅有的那幾次成功，都是依據“從山溝溝里出來的經驗”得來。
馬克思本人都說了，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把“萬能鑰匙”。許多革命者嘴上背誦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實際上完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質。
這樣的人占主流的背景下，很快就招致了嚴重的后果：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根據地喪失殆盡，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長征”。經歷過血的教訓，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終于打破教條主義的束縛，加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
明明是真理，也有人實在成功過，為什么搞教條主義就不行呢？因為即便是揭示普遍性規律的理論，也受寫作時的環境、得出結論的條件、作者本人的認識程度影響，但運用這個理論的時間和空間卻是變化的，況且，人類理性本身決定了不可能完全認知對象本身。因此，照搬照抄，必定產生嚴重誤差。
遵義會議以后，為了破產教條主義、完善中國式革命道路的理論基礎，以擁有革命的共同語言，形成新的主心骨，構建中國革命話語權體系成為題中應有之義。
《實踐論》就是為了完成這個重大理論任務而“非寫不可”。它以解決實際問題為根本，闡述真理，澄清謬誤，要求在實踐的檢驗下把握好一個“度”，既反對保守主義的“右”的錯誤，又反對冒險主義的“左”的錯誤。在分析此兩種錯誤傾向的基礎上，提出“右”傾和“左”傾都是“主觀與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經過這樣一駁斥一分析，正確的道路就自然出現了。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極強的包容性，這是我們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并且活用馬克思主義的前提。毛澤東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時代命題時，附加了“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和讓老百姓喜聞樂見”幾個條件，簡言之，就是讓馬克思主義從實質上與形式上都“講中國話”，最終成為中國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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