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視角”讀書法，就是從多個視角、多次去讀同一部書、同一種書、同一本書的讀書方法，筆者把它稱之為“多視角”讀書法。它是毛澤東一種獨特的讀書方法，也是毛澤東一直堅持的一種非常重要的讀書方法。
我們在服務工作中知道，毛澤東讀書，有些書一讀就是幾十年，例如《共產黨宣言》等馬列主義著作、《二十四史》、中國古典小說、中國古詩詞曲賦、魯迅著作，等等。這些書，毛澤東生前都讀過多遍。他自己說過：《共產黨宣言》，他已讀過“不下100遍”;李達早年寫的《社會學大綱》，他說讀過10遍;《資治通鑒》，他說讀過19遍;《紅樓夢》，他說“至少讀五遍”才有發言權，等等。同一部書，同一種書，同一本書，他有時間就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一卷一卷、一篇一篇地讀，有時全篇全文都讀，因每次閱讀的視角不同，所以每次收到的啟發和收效就不相同。許多的書，他老人家是常讀不厭，常讀不倦，常讀常新，越讀越有興趣，越讀越愛讀。這就是“多視角”讀書的奇特效果。
“多視角”讀書，也是毛澤東讀書人生的一大特點。讀文學書，讀歷史書，讀哲學書，讀魯迅著作等許多的書，毛澤東都是“多視角”多次去讀，從青少年一直讀到老年，幾十年不厭，一生對讀書都有濃厚的興趣。
下面，筆者就密切聯系毛澤東一生的讀書生活實際，結合本人在服務工作過程的所見所聞、所記所錄，向讀者介紹以下幾種毛澤東是怎樣用“多視角”方法讀書的情形。
一、從歷史的視角讀《紅樓夢》
曹雪芹撰寫的《紅樓夢》，毛澤東說“至少讀五遍”才有發言權。《紅樓夢》與毛澤東一直相伴幾十年，毛澤東到底讀過多少遍?這是連他自己也是很難說清楚的。
我們知道，從歷史的視角讀《紅樓夢》，這是毛澤東讀《紅樓夢》的一種主要方法。
早在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魯藝”的演講中，毛澤東就提出，《紅樓夢》是一部好書，現在許多人鄙視這部書，以為它寫的是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實它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過：“《紅樓夢》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歷史。對《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與幾個哲學工作者談話中，毛澤東又說，《紅樓夢》我是把它當歷史讀的。開始當故事讀，后來當歷史讀。1965年他對表孫女王海容說過：“你要不讀一點《紅樓夢》，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會?”薄一波在一篇回憶中寫道：“毛澤東同志對《紅樓夢》有濃厚的興趣，講過這是一部頂好的社會政治小說。他多次要大家讀，說不是讀故事，而是讀歷史，你要不讀《紅樓夢》，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會呢?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乾隆年間，清朝開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回憶片斷—記毛澤東同志二三事》，《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6日。)直到1973年12月21日，在同部隊領導同志的談話中，他又從《紅樓夢》創作的動因和構思的角度，談到它的歷史主題：曹雪芹把真事隱去，用賈雨(假語)村言寫出來。真事就是政治斗爭，不能講，于是用吊膀子(愛情)掩蓋它。《紅樓夢》除了具有上述的這些特色外，毛澤東認為《紅樓夢》還體現了作為封建根基的家長制的動搖。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談話中，他這樣說：“我國家長制度的不能鞏固是早已開始了。《紅樓夢》中就可看出家長制度是不斷分裂中。賈鏈是賈赦的兒子，不聽賈赦的話。王夫人把鳳姐籠絡過去，可是鳳姐想各種辦法來積攢自己的私房。榮國府的最高家長是賈母，可是賈赦、賈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要認識和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當然重要的是要讀歷史，讀理論書，這些書可以幫助我們從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文化等各個方面對封建社會作出分析，通過許多具體的歷史事實來認識、了解封建社會。但是，僅讀這些書還不夠，還應當讀《紅樓夢》這類描寫封建社會階級關系、人際關系和統治者與奴隸等人們生活面貌的文藝作品，這樣才能使我們更好、更細致地了解封建社會。
1967年10月12日同外賓的談話中，毛澤東還說：不了解點帝王將相，不看古典小說，怎么知道封建主義是什么呢?當作歷史材料來學，是有益的。把《紅樓夢》當歷史讀，這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讀小說了，它進到了讀小說的更深層次。也是對讀小說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人讀小說，只注重小說本身的人物、故事等情節的描寫。如果把小說中的人物、故事等內容與一定的社會、歷史聯系起來，透過小說描寫的字里行間看到一定的社會、歷史，從歷史的視角來讀小說，這對讀者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毛澤在這里說的，把《紅樓夢》當作歷史讀，筆者理解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意思。
第一，是應當弄清楚《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把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思想與歷史背景緊密的聯系起來，把書中的內容當作形象的歷史來讀。通過閱讀，透過故事，明白事理，把握歷史現象及其規律。
對《紅樓夢》的寫作背景，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在談到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從17世紀開始經過了好幾百年的時候，說過這樣一段話：“17世紀是什么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18世紀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里的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澤東把曹雪芹和小說中的人物與時代、社會聯系在一起。毛澤東認為，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歷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命運的歷史背景，這兩個方面的思想內涵是一致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對封建社會來說是矛盾的。這一矛盾必然要影響到作者曹雪芹創作《紅樓夢》這部大作時的思想傾向，使其形成作品主題的內在矛盾。因此，1964年8月，毛澤東在關于坂田文章的談話中說：曹雪芹寫《紅樓夢》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里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發生矛盾。(劉漢民編寫《毛澤東談文說藝實錄》，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頁)封建社會制度必然要由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來代替，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紅樓夢》則是借一家一族的衰敗展示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客觀必然性。封建制度的“天”是無法補的，曹雪芹主觀上想“補”也是不可能的。作者主觀上的希望和封建社會家族必然衰敗的客觀結果的矛盾，《紅樓夢》中的主人公賈寶玉、林黛玉等萌生的新的希望和他們無法擺脫封建社會制度、家族制度的束縛還是以悲劇性命運告終的矛盾，這兩方面的矛盾在《紅樓夢》中通過一件一件的具體的事實和一個個的故事、一場一場的人物活動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從文學作品的意義上來說，《紅樓夢》是我國古典小說中的佼佼者。從時代背景思想內容上來說，“《紅樓夢》講到很細致的封建社會情況”，(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226頁)“這部小說描寫的是乾隆年間，清朝開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它又是一部歷史小說和一部頂好的社會政治小說。所以，毛澤東一直把《紅樓夢》當作“很仔細很精細的歷史”來讀。
第二，是通過讀《紅樓夢》來了解封建社會生活中的具體的階級斗爭的情況。《紅樓夢》不是直接描寫封建社會農民和地主階級的斗爭的專著，它主要描寫的是封建社會賈、史、王、薛“四大家族”內部的沖突及其周圍生活中的各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曹雪芹創作這部小說時，在取材和構思上，并非是著眼于階級斗爭。但小說中眾多的人物其階級等身份也就是“奴隸主”和“奴隸”這兩個對立的階級是涇渭分明的。“四大家族”衰敗過程中充滿著激烈的階級斗爭，小說中也是很為明顯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頁)“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頁)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讀《紅樓夢》，這是毛澤東讀《紅樓夢》的又一個顯著特點。
對《紅樓夢》里寫的階級斗爭，毛澤東多次談及。早在井岡山時，他就說過：《紅樓夢》寫了兩派的斗爭。一派好，一派不好。賈母、王熙鳳、賈政，這是一派，是不好的;賈寶玉、林黛玉、丫環，這是一派，是好的。(《賀子珍的路》，第115頁)在延安時，毛澤東一次與身邊的同志談讀《紅樓夢》時，他說：“還是要看《紅樓夢》啊!那里寫貪官污吏，寫了皇帝王爺，寫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隸。大地主是從小地主里冒出來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看了這本書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階級，什么時封建社會。就會明白為什么要推翻它!”1954年3月10日，毛澤東又一次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紅樓夢》這部書寫得很好，它是講階級斗爭的，要看五遍才能有發言權哩。”接著又說：“多少年來，很多人研究它，并沒有真懂。”(張仙朋：《為了人民……》，《當代》雜志1979年第2期)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與幾個哲學工作者談話中還說：“什么人都不注意《紅樓夢》的第四回，那是個總綱，還有《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蘆僧亂判葫蘆案》，講護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鐵。’《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斗爭激烈，幾十條人命。統治者二十幾人(有人算了說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隸，三百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歷史不拿階級斗爭觀點講，就講不通。”(《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220頁)有一次，毛澤東游泳后在岸上休息，問在身邊的薛焰：“最近讀過些什么書?你看過《紅樓夢》嗎?”薛焰回答說：“這是一本文藝書，我是搞公安的，沒有看過。”毛澤東一聽，便認真地對薛焰說：“搞公安就不要看?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條人命案子呀!這是一部講階級斗爭的書，應該看看，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能搞清楚。”說到這里，毛澤東點燃一支煙，又接著說：“這里面有你們學習的，書內有四大家族，知道嗎?……”(薛焰：《光輝的形象，親切的教導》，《廣州文藝》1977年第5期)
說到《紅樓夢》第四回中的“護官符”和這部書中寫階級斗爭的事，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同一些部隊領導同志的談話中，說到《紅樓夢》寫的“真事”是政治斗爭時，他又很有興趣地把第四回的“護官符”背了一遍，引以為證。對《紅樓夢》第四回中描寫四大家族的四句話：“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鐵”他記得很熟，和身邊的同志談《紅樓夢》時，他常一字不差地背出來。筆者還看到，毛澤東在讀影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時，這幾句話的天頭上，他用黑鉛筆畫了三個大圈。在這幾句話后：“雨村……細問這門子，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俱有照應的”這一段文字旁邊，他用鉛筆都一一劃了圈。毛澤東所以把第四回看作是《紅樓夢》全書的綱，大概也是因為“護官符”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地位和統治秩序的形式和法寶，封建統治者就是利用這一法寶來剝削、欺壓平民百姓，來剝奪和占有奴隸們用汗水和血創造的財富。這個“綱”最能體現作品的主題并能引導讀者透過文字的表面看到問題的實質。抓住了這個“綱”就是抓住了“階級斗爭”，就是抓住了作品的主題，就是等于掌握了理解整個作品的鑰匙。所以，毛澤東讀《紅樓夢》很關注這個“綱”，他與人談《紅樓夢》時談得最多的大概也是這個“綱”。毛澤東從階級斗爭的角度來談《紅樓夢》，來理解《紅樓夢》，這不能不說是毛澤東讀《紅樓夢》的一個獨到之處。
第三，毛澤東把《紅樓夢》當作歷史讀，筆者理解還有這樣一個意思，是通過讀《紅樓夢》來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生活，也就是從經濟的角度來讀《紅樓夢》。
《紅樓夢》中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細節的描寫不是很多，1963年5月1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談到：“《紅樓夢》主要是寫四大家族統治的歷史。”“四大家族統治的歷史”中，當然也包括經濟的統治。封建地主階級對平民百姓和奴隸們的剝削、侵占等主要的表現也應當是在經濟方面。然而，《紅樓夢》中“寫封建剝削只有一兩處”。這是因為作者曹雪芹的形象構思和藝術描繪的著重點不在這個方面。盡管作品中關于經濟問題的描寫不是很多，但是，毛澤東在閱讀過程中也都一一注意到了。對于這一點。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有關談話中有所談及。根據當時有關人員的記錄，毛澤東的話是這樣說的：
我國很早以前就有土地買賣。《紅樓夢》里有這樣的話：“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在篷窗上。”這段話說明了在封建社會里，社會關系的興衰變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潰。這種變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移，也助長了農民留戀土地的心理。
讀文學作品，對類似這樣的話，人們一般是不太關注的。讀《紅樓夢》時，除專業研究人員外，一般人員對上述有關土地買賣的話也是不會關注的。然而，毛澤東卻注意到了有關的話，還能夠隨口背出來。由此可見，毛澤東讀《紅樓夢》與讀馬列著作、讀歷史著作、魯迅著作一樣，是一絲不茍的。
說到毛澤東從經濟這個視角來讀《紅樓夢》，筆者再介紹一點至今還鮮為人知的情況。我們管理的毛澤東閱批過的圖書中，有一本《紅樓夢新證》(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作者在本書卷首語中說：“這是一本關于小說《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本書第七章新索隱(三十三)對《紅樓夢》第五十三回，“烏進孝紅貼上貢物曰‘玉田胭脂米二石’。”第七十五回，“賈母問有稀飯吃些罷，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作者對其中提到的“胭脂米”做了考證。作者一共摘引了四種古籍中的有關記載，這里筆者照原書抄錄如下：
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一云：
浙、閩總督范公時崇隨駕熱河，每賜御用食饌，內有朱紅色大米飯一壇，傳旨云：此本無種，其先特產上苑，只一兩根苗，穗迥異他禾，及登剖子，粒如丹砂，遂收其種，種于御園，今茲廣獲其米，一歲兩熟，祗供御膳。
此康熙時人記康熙時事;后如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二十六頁十一亦云：
康熙二十年前，圣祖于豐澤園稻田中，偶見一穗，與眾穗迥異，次年命擇膏壤以布此種，其米作微紅色，嗣后四十余年，悉炊此米作御膳，外間不可得也，其后種植漸廣，內倉存積始多。世宗時河東總督田文鏡病初愈，嘗以此米賜之，作粥最佳也。
記此最詳者當屬康熙《御制文集》四集卷三十一頁十，有一段云：
豐澤園中有水田數區，布玉田谷種，歲至九月始刈獲登場。一日，循行阡陌，時方六月下旬，谷種方穎，忽見一科，高出眾稻之上，實已堅好，因收藏其種，待來年驗其成熟之早否。明歲六月時，此種果先熟。從此生生不已，歲取千百，四十余年以來，內膳所進，皆此米也。其米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中略)曾頒種與江、浙督撫織造，令民間種這，聞兩省頗有此米，惜未廣也。朕每飯時，嘗愿與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
《永憲錄》卷一頁三十二一條云：
其供御膳曰御稻米，出京師西山，顆粒長巨味香，更有一種可長成樹，每年結實，其色鮮紅，品又口(缺字)御稻上。是年(按康熙六十一年)冬曾以示大臣，分贈之，則往籍所未聞者。——乃種于御苑——云：樹上天生者白如粘米，與朱紅分兩種。
當然是“一云”之說分紅白兩種為是，因康熙自記贈督撫織造者即紅米，而非樹上生也，《張文端公全集》卷七頁五十二云：“集暢春苑，謝賜御谷種。公同諸大臣具奏懇恩頒給廣種，奉旨每人給二石，赴瀛臺領訖，具奏謝恩。”可見織造曹家確曾與諸大臣領此米種，雪芹非夸又明。然觀其一年之間，僅獲二石，紅粥一碗，豐餐鳳姐，則其珍罕亦可見矣。景梅九《石頭記真諦》卷上頁七十一云：“惟御田胭脂米為豐潤縣所產，據友人云：‘共四十八傾，其米長寸許，紅色，在前清純系貢品，庶民不得嘗云。’其意蓋以此證明《紅樓夢》所寫為皇室也;不知曹家食用，多同內庭，已見上舉。……其米蓋玉田種，所始產于御苑，雪芹作‘玉田胭脂米’，亦當日實名也。胭脂米，谷名‘紅粳子’，色粉紅，作粥飯入口有異香。”
對“胭脂米”這一段考證文字，雖然都是6號宋體字印的，字都很小，但毛澤東都一一作了圈劃。當時毛澤東已經年過花甲了，對與《紅樓夢》有關的“胭脂米”這樣的考證文字，看得這樣仔細，看得這樣認真，可見他對《紅樓夢》中有關經濟問題也是很感興趣的。毛澤東愛讀這一段考證文字及其所作的各種圈劃符號，這是毛澤東從經濟的視角讀《紅樓夢》的一個佐證。
總之，《紅樓夢》包含的內容是極為深廣的，既描繪了封建家族一段家庭和愛情的悲歡離合，興衰際遇，又寫了封建家族內部的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閱讀這部小說，既可以看書中描繪一個個生動、細膩的愛情故事，又可以看封建社會的歷史，看封建社會的政治斗爭和階級斗爭。
筆者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讀《紅樓夢》不僅僅是從歷史這一個視角，還有經濟的視角、典型人物的塑造的視角、語言的運用視角，等等。大概就是因為每次都從不同的視角去讀《紅樓夢》的，所以，他每讀一次，就有一次收獲，越讀越愛讀，幾十年愛不釋手。
二、從政治的視角讀《水滸》
一部《水滸》，半個多世紀，毛澤東不知讀過多少遍，也不知讀過多少次，書中的人物、故事、情節等內容，他都熟記在胸，信手拈來即成妙喻，隨口引用恰到好處。
筆者知道，毛澤東讀《水滸》，如同讀《紅樓夢》等其他的古典小說一樣，善于從不同的視角去閱讀。視角不同，對事物的看法、人物的分析、問題的研究等著眼點和結果就可能不同。由于閱讀的視角不同，理解不同，收效不同，所以，常讀常新，百讀不厭。
政治的視角。從政治的視角讀《水滸》，從政治上來理解和評價《水滸》，這是毛澤東讀《水滸》的又一個特色。
毛澤東的革命生涯是從農村開始的。毛澤東最具獨創性的工作，是從農民問題開始的。在進行和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長河中，毛澤東一直非常重視和關注農村工作和農民問題。在毛澤東看來，農村問題和農民，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問題。早在1926年5月至9月，毛澤東在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為了說明現實的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毛澤東在講課中反復用地主階級同農民的關系來闡明傳統中國的政治結構。當時，毛澤東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封建社會的政治完全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造反起義運動代表的都是農民利益，因此他們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為了說明他的這個基本觀點，當時他就舉了《水滸》中農民造反起義失敗的例子。他說：“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終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即為農民利益，因為毛澤東在當時的表述中對無產階級利益和農民利益還沒有加以區分，他所表達的二者意思基本上是相同的——筆者注)，不容于現實社會，遂致失敗。”但是，他們雖然失敗了，卻促成了朝代的更換，歷史的變遷。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運用《水滸》故事來印證或闡發自己的政治觀點。
《水滸》是毛澤東讀過多遍并且十分熟悉的一部古典小說。他在講話、報告和著作中時常引用《水滸》中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來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對于這一點，薄一毛波有過這樣一段回憶：“我就聽過毛澤東同志介紹說：《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占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后匯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兵。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但是統帥得好。他從這里引伸出我們領導革命也要從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到消滅山頭，克服山頭主義。”(薄一波：《回憶片斷——記毛澤東同志二三事》，《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6日。)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廣大勞動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掌握了國家政權，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形勢下，《水滸》中英雄好漢們的造反斗爭精神和行為模式在毛澤東的腦海里仍然還留有深深的印記。
1956年2月20日，一次在聽取工作匯報的談話中，毛澤東說：《水滸傳》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的，《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這兩本書不可不看。(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頁。)
1957年3月20日在南京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他強調在新的工作中仍然要保持和發揚光大《水滸》中英雄們的革命熱情和拼命精神。他說：
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滸傳》上有那么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個“拚命”。我們從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種拼命精神。(《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頁。)
1959年夏廬山會議期間，一次在談到當時社會上刮的“共產風”的問題時，毛澤東又意味深長說道：
宋江立忠義堂，劫富濟貧，理直氣壯，可以拿起來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綱”(劫生辰綱是晁蓋等人干的……引注)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我們長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歸公。那也可以，因為是不義之財。(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萬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9頁。)
毛澤東在這里把宋江等人取的不義之財和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分田地取的不義之財是一并加以肯定的。他認為這些做法是對的，都是義行。而在社會主義時期，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對農民們的集體財產如肥豬、大白菜等，要拿就拿，拿起就走，則是不對的。
毛澤東從政治的視角讀《水滸》，事例是很多的。就拿重視知識分子這個問題來說，1945年4月24日在黨的“七大”會議上的講話就這樣說過：《水滸傳》里若沒有公孫勝、吳用、蕭讓這些人物，梁山的事業就不行。又如，在如何對待犯錯誤的干部的問題上，毛澤東也常常從讀《水滸》中得到啟示。1955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在談到怎樣對待犯錯誤的同志時，他就聯系到《水滸》。
他說：“我想只有兩條：一條，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條，別人也要準許他繼續革命。……我們不要當《阿Q正傳》上的假洋鬼子，他不準阿Q革命;也不要當《水滸傳》上的白衣秀士王倫，他也是不準人家革命。凡是不準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險的。白衣秀士王倫不準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水滸》里人物印象是多么深刻。毛澤東讀《水滸》，特別注意書中的一些細節和情節的描繪，善于從政治的視角分析人物和事物，從而有目的、有針對性引申出一些有益于現代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
三、從作者創作和作品形成的社會背景的視角讀《三國演義》
筆者知道，毛澤東讀《三國演義》，如同讀《紅樓夢》、《水滸》等古典小說一樣，很善于從不同的視角去思考、去理解，從不同的視角去把握和說明實際問題，這是毛澤東閱讀《三國演義》的特點，也是他閱讀《三國演義》與眾不同的獨到之處。
作者創作和作品形成的社會背景的視角。這是毛澤東閱讀《三國演義》的一個重要之點。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產生，都是與一定的社會背景相聯系的，也是時代的產物。就拿《三國演義》來說，書中描寫的諸多的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雖然經過作者對歷代民間傳說進行精心地綜合溶裁和再創作，但是字里行間仍然反映了動亂的三國時代的社會狀況，字里行間仍然可以看到三國時代封建統治集團之間政治、軍事的矛盾和斗爭。《三國演義》為我們提供了關于封建社會中統治集團之間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可資借鑒的思想材料。社會背景和作家創作的主題思想是密切相聯的。毛澤東認為，作家創作的社會背景必然要影響到作品的主題。閱讀、研究文學作品，不可不重視作品形成的社會背景。
毛澤東在閱讀《三國演義》的過程中，很注重考慮作者創作和作品形成的社會背景，并且把這一社會背景與作品的主題緊密地聯系起來。關于《三國演義》的主題傾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特別是對作者羅貫中是不是表現了皇權正統觀念，各家更是各執一詞。歷史上不少文學評論家都認為，《三國演義》是一部描寫漢末至西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大亂到大治的歷史過程的長篇歷史小說，因此，要其不表現皇權正統觀念是很難做到的，作者羅貫中“揚劉抑曹、蜀漢正統”的創作主題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對古今一些文人學者的這種看法，毛澤東一方面是沿襲此說，一方面又有其獨特的見解。就拿對曹操這個人物評價來說，作者羅貫中筆下的曹操是一個“漢賊”“奸雄”，這正是作者“揚劉抑曹、蜀漢正統”的皇權正統思想的體現。但毛澤東對曹操這個歷史人物又有他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澤東在武漢東湖畔的住所召開的座談會上，在談到曹操時，毛澤東說：你們讀《三國演義》和《三國志》注意了沒有，這兩本書對曹操的評價是不同的。《三國演義》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描寫的;而《三國志》是把曹操43看作歷史上正面人物來敘述的，而且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為《三國演義》又通俗又生動，所以看的人多，加上舊戲上演三國戲都是按《三國演義》為藍本編造的，所以曹操在舊戲舞臺上就是一個白臉奸臣。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參見陶魯茄：《憶毛澤東同志教我們讀書》，《黨史文匯》1993年第9期。)
1959年，一次在談到翦伯贊一篇關于曹操的文章時，毛澤東說：“曹操結束漢末豪族混戰的局面，恢復了黃河兩岸的廣大平原，為后來的西晉統一鋪平了道路。”(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258頁。)上世紀50年代有一次在北戴河，毛澤東與保健醫生徐濤談到曹操時，毛澤東說：“曹操統一北方，創立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全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制，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么寫，劇里這么演，老百姓也這么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孫寶義：《毛澤東的讀書生涯》，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頁。)
前面說到的毛澤東曾批閱過的《三國志集解》，對《魏書·武帝紀》、《魏書·文帝紀》、《魏書·劉表傳》中有關曹操的內容，毛澤東作了許多圈劃，寫下了不少的批注文字。在《魏書·武帝紀》中，毛澤東圈劃批注比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經歷和戰績外，還有曹操所采取的政策。從這些圈劃和批注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主張對曹操這個歷史人物應當實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我們從毛澤東閱讀批劃過的魯迅著作中還看到：1927年魯迅寫《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其實，曹操是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讀到這段話時，用紅鉛筆劃上了粗粗的著重線，這一條條紅線，把他與魯迅連接到了一起。對曹操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說毛澤東和魯迅是相通的?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曹操不僅是一位“結束漢末豪族混戰的局面”，“統一北方，創立魏國”，“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的戰功卓著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還是我國文學史上一位著名的詩人。1954年7月23日，毛澤東給李敏、李訥的信中寫到：“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是曹孟德(操)到過的地方。他不僅是政治家，也是詩人。他的碣石詩是有名的”。(李敏、孔令華：《懷念》，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頁。)曹操的詩作，毛澤東是很愛讀的。在給毛澤東管理圖書期間，我們常常翻閱毛澤東閱讀、批劃過的圖書。我們這樣做，一是為了了解掌握毛澤東讀書、批注的具體情況，二是為了熟悉毛澤東平常愛讀的書。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做好為毛澤東的服務工作。當然，翻閱的過程，也是我們自己學習和提高的過程。如果說我們對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文化有點什么了解的話，這一時期的客觀環境的影響和在工作實踐中的實習是極其重要的。在翻閱毛澤東閱批過的圖書過程中，我們記得有四種不同版本的《古詩源》，還有《魏武帝、魏文帝詩注》，這些書上曹操的詩，毛澤東差不多都有批劃。有不少的詩，如《短歌行》、《觀滄海》、《土不同》、《龜雖壽》、《卻東西門行》等等，毛澤東閱讀過多次，每次閱讀他都要在這些詩上圈圈劃劃。讀一次，圈劃一次，多次閱讀，多次圈劃，時而用紅毛筆，時而用紅鉛筆、黑鉛筆或藍鉛筆，因此，有不少的詩，都圈劃得密密麻麻。有一本《古詩源》，毛澤東用紅鉛筆在作者“武帝”兩字旁劃了兩道粗線，“武帝”的注釋：“孟德詩，猶是漢音。子桓以下，純乎魏響。沈雄俊爽，時露霸氣。”這段文字，毛澤東逐句圈點。《短歌行》這首詩的標題上，他還用紅、藍鉛筆各劃一圈。詩中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文字旁，都劃上了密密的圈記。曹操的詩，因為很愛讀，也因為讀得多，所以，有不少的詩篇，如《短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毛澤東都能熟練地背出來。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大概差不多都知道，在中南海散步時，或者漫步在海岸沙灘，或者在山間崎嶇小道行進，或者在辦公室里，毛澤東常常饒有興致地吟誦古詩。曹操的一些詩作，就是他常吟誦的古詩詞之一。保健醫生徐濤回憶說：1954年夏天，毛澤東來到北戴河，有些天，在海岸沙灘散步，嘴里總是念念有詞地背誦《觀滄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毛澤東在夜里工作疲勞后，稍作休息，出門觀海，有時也常這樣低聲吟誦。毛澤東不僅愛讀愛吟曹操的詩，而且在練習書法時也常書寫曹操的詩。《毛澤東手書古詩詞選》(中央檔案館編輯，文物出版社、檔案出版社1984年版)就收入了兩首，一首是《觀滄海》，一首是《龜雖壽》。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說，這兩件墨寶，書法行家們都認為是當今我國書苑里的精品。曹操《龜雖壽》一詩中的“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這兩句具有樸素唯物論思想的詩句，毛澤東很欣賞。1961年，胡喬木生病，8月25日，毛澤東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勸其“不計時日”養病，這封信中就引用了曹操的這兩句詩，并對胡喬木說“此詩宜讀”。從此，我們足以看出，毛澤東對曹操的詩是很喜愛的。毛澤東為什么如此喜愛曹操的詩呢?毛澤東生前在和他的子女們的一次談話時這樣說過：“曹操的文章詩詞，極為本色，直抒胸臆，豁達通脫，應當學習。”有一次，毛澤東與身邊工作人員談話還說過：“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
毛澤東對曹操的看法和評價，顯然與《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筆下的曹操是相悖的。作者筆下的“漢賊”“奸雄”， 毛澤東認為是個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個了不起的詩人。作者羅貫中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在小說中“揚劉抑曹”，除傳統觀念的影響外，當時的現實社會方面的背景對作者有沒有影響呢?毛澤東認為有，他還一路發揮說：“《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不是繼承司馬遷的傳統，而是繼承朱熹的傳統。南宋時，異族為患，所以羅貫中以蜀為正統。”(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258頁。)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約略地看出，毛澤東閱讀《三國演義》，不迷信書本，不拘泥于古人，敢于沖破作者“揚劉抑曹”這一皇權正統思想的束縛，提出自己的看法，這不能不說是毛澤東閱讀《三國演義》的一個獨到之處。
四、從政治的視角與政策和策略的視角讀《西游記》
毛澤東讀《西游記》，和讀我國其他優秀的古典文學名革《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一樣，開始是當故事讀的，后來就聯系我國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實際，從各種不同的視角去閱讀，去理解，去運用，去說明實際問題，所以，到了耄耋多病的晚年，他老人家還常常夜以繼日地讀《西游記》。
一是政治的視角。筆者認為，這是毛澤東讀《西游記》的一個重要視角。
《西游記》是一部著名的神話小說，從政治的視角去閱讀這部小說，這不能不說是毛澤東閱讀《西游記》的一大特點。
毛澤東是怎樣從政治的視角閱讀《西游記》這部神話小說的呢?這里，我先向讀者介紹一下毛澤東有關的幾次談話。1957年2月8日，毛澤東同文藝界的同志有一次談話。這次談話，旨在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號召社會各界幫助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談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什么都不怕的時候，對當時在座的文藝界的同志說：孫悟空這個人自然有滿厲害的個人英雄主義，自我評價是齊天大圣，而且傲來國的群眾——猴子們都擁護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孫悟空作“弼馬溫”，所以他就鬧天宮，反官僚主義。這里毛澤東把孫悟空大鬧天宮這個神話故事與反官僚主義聯系在一起。如果說，毛澤東在這里閱讀《西游記》與國內當時的政治斗爭還沒有直接聯系的話，那么，到了60年代，他把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與當時國內的政治斗爭就緊密聯系起來了。
20世紀60年代初，國際國內的政治斗爭是很嚴峻的。1961年11月17日，毛澤東寫下的光輝詩句：“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就是這一時期政治斗爭嚴峻形勢的最好的寫照。1963年7月，中、蘇爭論進一步公開化。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人對蘇共中央攻擊的回擊形象地比喻為“我們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在同蘇共中央的斗爭中，毛澤東本人就像大鬧天宮的孫大圣，高高舉起千鈞棒，奮力澄清萬里埃。在斗爭的實踐中，他堅定地號召全國人民“我們必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毛澤東在率領全黨同志“大鬧”蘇共中央這個“天宮”的同時，對國內日益滋長的官僚主義等政治問題也極為關注。1964年9月7日，在故鄉湖南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號召人們：要斗爭。他說：無論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評上面。毛澤東這里說的批評的對象顯然已不僅僅是官僚主義的問題，他激情歡呼的“孫大圣”也不是泛泛而談的革命者的代名詞了。
把《西游記》中的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直接與現實的國際國內的政治斗爭聯系在一起，號召人們站在孫悟空一邊，保護孫悟空，為孫悟空歡呼，向孫悟空學習，與黨內的官僚主義和國際上的修正主義作斗爭，這是毛澤東從政治斗爭視角讀《西游記》的一個獨到之處。
《西游記》中唐僧師徒四人，所以能歷盡艱險，終于到達西天，取得真經，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有堅定的信念，始終朝著一個目標前進不止。毛澤東所以愛讀《西游記》，這大概也是其中一條重要原因。對于這一點，毛澤東生前曾與一些領導干部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談到《西游記》時都說過：讀《西游記》，要看到他們有個堅強的信仰。毛澤東還說：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他們一起上西天取經，雖然中途鬧了點不團結，但是經過互相幫助，團結起來，終于克服了艱難險阻，戰勝了妖魔鬼怪，到達了西天，取來了經，成了佛。一位領導同志聽后認為，毛澤東在這里主要講的是不要怕不同意見，不要怕有爭論，只要朝著一個目標，團結一致，堅持奮斗，最后總是會成功的。(薄一波：《回憶片斷——記毛澤東同志二三事》，《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6日。) 這是毛澤東從政治的視角讀《西游記》的一個突出的表現。堅定的信念，始終朝著一個目標，團結奮斗，毛澤東對此是極為關注的。
二是政策和策略的視角。早在1948年2月27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關于工商業政策的黨內指示中就指出：“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并且表現于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所謂經驗，就是實行政策的過程和歸宿。政策必須在人民實踐中，也就是經驗中，才能證明其正確與否，才能確定其正確和錯誤的程度。但是，人們的實踐，特別是革命政黨和革命群眾的實踐，沒有不同這種或那種政策相聯系的。因此，在每行動之前，必須向黨中央委員群眾說明我們按情況規定的政策。否則，黨員和群眾就會脫離我們政策的領導而盲目行動，執行錯誤的政策。”(《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頁。)1948年3月20日，在中共中央離開陜甘寧邊區的前夕，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寫的對黨內的通報中又強調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頁。)在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河中，毛澤東一貫是非常重視黨的各項政策和策略。在讀《西游記》這部歷史小說中的一個個神話故事時，他也非常注意從政策和策略視角去尋求啟示。這是毛澤東讀《西游記》的又一個獨到之處。
說到毛澤東從政策和策略視角讀《西游記》，并從中尋求啟示的事。早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講演中，在談到同日本帝國主義的包圍和反包圍的斗爭時，毛澤東自己曾這樣說：“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這幾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后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備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又把日本人民運動也作為一個戰略單位 ，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頁。)這里，毛澤東將孫悟空比喻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西游記》第7回談到這個神話故事，說孫悟空雖然能夠一個筋斗翻十萬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來佛的手心上盡力翻筋斗，總是翻不出去。如來佛翻掌一撲，將五個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壓住。毛澤東在這里借用這個神話故事說明我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包圍的斗爭是必然會勝利的。同時還談到了“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的具體的斗爭政策和策略。這里也體現了毛澤東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包圍“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的思想。1942年9月7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一篇社論中，在談到精兵簡政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義時，毛澤東指出：一身臃腫，頭重腳輕，很不適于作戰。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毛澤東說：“那就有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為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鉆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敗了。”為了說明這個斗爭的策略，毛澤東在這里還講了唐代大作家柳宗元寫的《黔之驢》這個寓言。毛澤東說：“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寵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最后，毛澤東說：“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883頁。)毛澤東在這里談到的精兵簡政的政策，是用《西游記》第59回孫行者變為小蟲戰敗“鐵扇公主的故事。孫行者就是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1949年3月5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毛澤東說：“我們既然允許談判，就要準備在談判成功以后許多麻煩事情的到來，就要準備一副清醒的頭腦去對付對方采用孫行者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興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們精神上有了充分的準備，我們就可以以戰勝任何興妖作的孫行者。”(《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436頁。)這里毛澤東又一次談到《西游記》第59回孫行者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不過是反其道而用之，把國民黨南京反動政府比作孫行者，把我們自己比作鐵扇公主。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四省一市省市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在談到黨的領導要允許有不同意見，要開明，不要壓制時，又一次談到《西游記》中的孫悟空的故事。他說：孫悟空到龍王處借一件武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來又不給不行，壓也壓不服。總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客觀世界是豐富多彩的，革命斗爭和我們的各項工作的實際情況是千變萬化的。在實際工作中，在談到具體的政策和策略時，毛澤東常常是這樣不拘一格地與《西游記》相聯系，從具體的神話故事中尋求啟示。許多的政策和斗爭的策略，通過毛澤東的口用《西游記》中的人物或故事來加以闡明，說來引人入勝，道來妙趣橫生。這是毛澤東讀《西游記》的一大特點。說到這一點，筆者在這里再向讀者介紹一段小故事。
1961年國慶節前夕，在有關方面的安排下，浙江省紹劇團來北京匯報演出根據《西游記》第27回白骨精故事改編的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10月10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懷仁堂觀看了演出。劇情的發展和演員的精彩表演，使毛澤東對這出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演出兩個多小時，毛澤東始終很有興致地觀看。他時而點頭，時而微笑。當演到“天王廟”一場戲時，看到孫悟空被貶，唐僧被白骨精擒住，豬八戒逃走時的蹉步、蹁步、跑跳等夸張動作，毛澤東則捧腹大笑。這出戲先后在北京演出多場，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曾三次觀看演出。看了演出之后，他特意寫了一首七律詩：《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全詩是這樣的：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金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圣毛。教育及時堪贊賞，豬猶智慧勝愚曹。
郭老的這首詩，表達了他對唐僧的憎恨，提出了“千刀當剮唐僧肉”。毛澤東看到郭老詩的詩后，不同意郭詩敵視被白骨精欺騙的唐僧的看法，認為郭老對唐僧的看法有些偏激。因此，他于1961年11月17日，也寫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廣州看到了毛澤東的這首和詩后，認為毛澤東的詩，氣勢宏偉，從事物的本質上，深一層地有分析地看問題。他表示接受毛澤東的意見，改正他對于唐僧的偏激看法。于是，于當天又依韻和詩一首，《再贊<三打白骨精>》：
賴有晴空霹靂雷，不教迷霧聚成堆。九千萬里明真諦，八十一番弭大災。僧受折磨和悔恨，豬期警惕報涓埃。金睛火眼無容赦，那怕妖精億次來!
毛澤東看了郭老的這首和詩后，于1月12日，非常高興地揮筆在郭老這首詩旁邊寫道：“和詩好，不要千刀當剮唐僧肉了，對中間派采取了統一戰線政策，這就好了。”
后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展，浙江省紹劇團的主要演員也挨了整。毛澤東得知此事后，對紹劇團著名演員的“解放”工作很關心。1971年9月3日，毛澤東南巡到杭州時，第二天，他就向有關方面詢問了扮演《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那個美猴王的情況。毛澤東十分風趣地問道：美猴王現在是不是還壓在五行山下?9月5日下午，當時的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有關人員，傳達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后來，紹劇團的著名演員都很快“解放”了。
這里，毛澤東把“對中間派采取統一戰線政策”、對著名演員的“解放”政策，和《西游記》中的有關故事聯系起來，話說得不多，但寓意深刻，通俗易懂，字字句句都印在了人們的心中。
五、從戰略和戰術的視角讀《聊齋志異》
毛澤東讀《聊齋志異》，如同讀《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西游記》等中國古典小說一樣，也有多個視角。不同的歲月，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外部條件或不同的內在要求，閱讀的視角是不同的。這是毛澤東讀《聊齋志異》的一大特點。
戰略和戰術的視角。這也是毛澤東讀《聊齋志異》的一個獨特之處。《聊齋志異》不是兵書，也不是戰略戰術的專著，毛澤東怎么從戰略和戰術的視角去閱讀的呢?
為了說明毛澤東從戰略和戰術的視角閱讀《聊齋志異》，這里，筆者先向讀者介紹一下毛澤東在60年代初與何其芳的一次談話。
時間是1961年1月4日上午，地點在中南海毛澤東豐澤園住地的頤年堂。大約在1959年4、5月間，毛澤東根據國際國內政治斗爭的形勢的需要，提議編選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中央書記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將編選工作落實到當時屬于中國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由所長何其芳具體負責。大概是到這一年的夏天，《不怕鬼的故事》基本編成。1960年，毛澤東指示何其芳將已經編好的初稿再加以精選、充實。全書定稿后，何其芳請毛澤東為這本書寫個序言，說明編選出版這本書的目的，以便引導讀者結合實際更好地閱讀。序言，毛澤東讓何其芳先起草，起草好后再送給他看。何其芳幾易其稿，寫了一篇近萬字的序言。毛澤東看了這篇序言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時左右，在他的住地頤年堂約見了何其芳。毛澤東在與何其芳談話時說：“你比在延安時候書生氣好象少了一些。”接著，談話就轉入正題，談到何其芳寫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澤東說：
你的問題我現在才回答你(指請他審閱稿子)。除了戰略上藐視，還要講戰術上重視。對具體的鬼，對一個一個的鬼，要具體分析，要講究戰術，要重視。不然，就打不敗它。你們編的書(指《不怕鬼的故事》——筆者注)上，就有這樣的例子。《聊齋志異》的那篇《妖術》，如果那個于公戰術上不重視，就可能被妖術害死了。還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過河，發現他身體重。他就欺騙它，說他是新鬼。“新鬼大，舊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來又從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東西，就用那個東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說完《妖術》和《宋定伯捉鬼》這兩篇故事，毛澤東特別叮囑何其芳：“你可以再寫幾百字，寫戰術上重視。”(《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頁)
這次談話之后，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何其芳對序言又作了修改。1月16日，何其芳將修改稿又送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收到這個修改稿時，正值北京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會議間隙，毛澤東又一次審閱了何其芳的這個序言修改稿，并且在這個修改稿的結尾處以何其芳的口吻親筆加寫了以下一大段話：
這本書從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組織反華大合唱的時候，就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著手編輯，到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編成。那時正是國內修正主義起來響應國際修正主義、向著黨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的時候，我們決定將本書初稿加以精選充實，并決定由我寫一篇序。一九六O年底，國際情況起了很大變化，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舉行了代表會議，發表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反動派、反對修正主義的聲明。這個“不怕鬼”的聲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聲勢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喪，反華大合唱基本上摧挎。但是讀者應當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它們還需要一段時間;國內的困難也還很大，中國型的魔鬼殘余還在作怪，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本書出世就顯得很有必要。當著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對國內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條件下的革命斗爭的戰略戰術又已經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時候，我們出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會那么驚世駭俗了。
除了加寫的這一大段話之外，毛澤東對這個序言修改稿還有兩處重要的修改。一處是，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難道它們有氣，我們反而沒有氣嗎?難道按照實際情況，不是它們怕我們，反而應該是我們怕它們嗎?”毛澤東在這段話后增寫了：“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歡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另一處是，序言中原話是這樣寫的：“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難和挫折，都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都不過是前進的道路上的阻礙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轉的。”毛澤東看了這段話之后又加寫了一句話：“事物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向著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轉化的。”(這句話后來毛澤東又改作：“事物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通過斗爭同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的地位轉化的。”)
1月23日下午兩時半，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住地又一次約見了何其芳。一見面，毛澤東就對何其芳說：“你寫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現在的形勢聯系起來了。”說著，他還把他自己添加的上述那一段話念給何其芳和其他在座的幾位同志聽，像是征求意見，然后又傳給大家看。大家傳閱后，毛澤東又對何其芳說：“你這篇文章原來政治性就很強，我給你再加強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為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的工具。”他還要何其芳再增寫幾句，講講半人半鬼。他說：“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經過改造，又會走到人。”(《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版，第129-130頁)
在毛澤東的精心指導下，《不怕鬼的故事》終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本書序言中說：“這里選的不怕鬼的故事，都是著重描寫人的勇敢，描寫他們對于鬼怪無所畏懼，而且敢于打擊它們，因之或許更多地表現了戰略上藐視的精神。但其中有些故事也是可以用來說明戰略上藐視和戰術上重視的密切結合的必要的。《聊齋志異》中描寫的許多個妖、狐、鬼的故事，如同《不怕鬼的故事》一書中許多故事一樣，既表現了戰略上的藐視，又描寫了戰術上的重視。正如毛澤東所說：“對具體的鬼，對一個一個的鬼，要具體分析，要講究戰術，要重視，不然，就打不敗它。”就拿《妖術》這篇故事來說吧。這個故事里的于公，不相信街上的算卦人說他三天就死的預言，沒有受到訛詐。但他回去以后，并不是毫無警惕的。到了第三天，他靜坐在屋子里看究竟有什么事情發生。白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他便關門點燈，帶劍坐著等待動靜。那個會妖術的算卦人果然派一個荷戈的“小人”來殺害他，他用劍砍斷了它的腰，原來是一紙人。接著又一個猙獰如鬼的怪物來了，他用劍砍斷了它，原來是一個土偶。后來又來了一個高與檐齊的巨鬼，它一推窗子，墻壁都震動得要倒塌的樣子。于公怕房塌被壓，就開門出去和它搏斗。因為它會武術，這個巨鬼終于被他打敗了，原來是一個木偶。如果這個于公不是既對妖術和鬼怪無所畏懼，同時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器和武術的準備，他不是就會被那個算卦人派來的鬼怪所殺害嗎?這個故事說明，鬼并沒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夠打敗它、制服它的。但對于每一個具體的鬼，對于每一個同鬼相周旋的具體的場合，人又必須采取謹慎的態度，必須有智謀，然后才能最后取得勝利。這就如同毛澤東說的那樣：“《聊齋志異》的那篇《妖術》，如果那個于公戰術上不重視，就可能被妖術謀害死了。”人只要不怕鬼，敢于藐視它，敢于打擊它，敢于戰勝它，鬼就怕人了，鬼就必然要失敗。
說到毛澤東從戰略的視角讀《聊齋志異》，還有這樣一段歷史趣聞：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在第16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向與會的同志通報當前的形勢和黨的大政方針。他在講了1958年炮擊金門的事之后說，這是“我們祖國的土地”，我們有理由捍衛，別人(美國)管不著。所以，“我看要奮斗下去，什么威脅我們都不怕”。說到這里，他那如同我國歷史文化知識庫的大腦里立刻又浮現出了包括《聊齋志異》在內的我國古代小說里不怕鬼的故事，說著，他就很有興趣地給大家講了《聊齋志異》中那篇“狂生夜坐”的故事：
《聊齋志異》里有一個狂生，晚上坐著讀書，有個鬼嚇他，從窗戶口那個地方伸一個舌頭出來，這么長，它以為這個書生就會嚇倒了。這個書生不慌不忙，拿起筆把自己的臉畫成張飛的樣子，畫得像我們現在戲臺上的袁世海的樣子，然后也把舌頭伸出來，沒有那么長就是了。兩個人就這么頂著，你望著我，我望著你。那個鬼只好走了。
毛澤東繪聲繪色地給大家講完了這個故事后，又強調說：
《聊齋志異》的作者告訴我們，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進來把你吃掉。
毛澤東還把這個故事與當時炮擊金門、馬祖的實際聯系起來。他說：我們不怕鬼，所以炮擊金門、馬祖。這一仗打下去之后，現在臺灣海峽風平浪靜，通行無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毛澤東風趣的一番話，說得在場的人們哄堂大笑。當時的會議記錄上，注明“笑聲”二字的就有六處之多。毛澤東認為，一切敵人、對手和困難，都屬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戰勝它，克服它。
在這次講話之后的第21天，即5月6日，在與周恩來、陳毅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11個國家的訪華代表團和這些國家的駐華使節的談話中，毛澤東又一次講了上述“狂生夜坐”這個故事。在毛澤東看來，對鬼也要講究斗爭的戰略和戰術。他相信，任何鬼都是可以戰勝的。
毛澤東閱讀《聊齋志異》就是這樣，他不僅在看故事，而且在看與妖、狐、鬼作斗爭的戰略和戰術。他在閱讀過程中，還緊密結合國際、國內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的實際，由與與妖、狐、鬼作斗爭的戰略和戰術，聯想到當時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現實斗爭的戰略戰術。既聯想到世界上的各式各樣的妖魔鬼怪，又聯想到中國國內的種種魔鬼殘余。他把《聊齋志異》中一個個與妖、狐、鬼作斗爭的故事，“作為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的工具”，這不能不說是毛澤東讀《聊齋志異》的一大特點。50年代，60年代，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幾年，毛澤東閱讀《聊齋志異》之所以那樣用心，那樣津津有味，這大概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筆者知道，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毛澤東身邊就一直放有多種不同版本的《聊齋志異》。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的歲月，他辦公桌旁還放著《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毛澤東終身愛讀《聊齋志異》，《聊齋志異》一直拌隨在毛澤東的身邊。如今，毛澤東已經離去，然而，他生前閱讀和批注過的各種不同版本的《聊齋志異》，還一直存放在中南海故居里，成為人們永久的紀念。
六、從戰爭和戰略、戰術的視角讀《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記載著我國長達40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眾多史學家、文學家等經過長時間的嘔心瀝血編纂而成的。毛澤東所以對這樣一部的宏偉巨著始終充滿著濃厚的興趣，除了史書本身獨特的吸引力之外，還有書中記載的著多的內容吸引著他。它是一部史書，又是一部百科全書。毛澤東除了把它當成史書來讀之外，還有其他很多的視角，因為視角不同，所以，興趣就不同，理解就不同，啟示就不同，思維方法就不同，收效就不同。顯然，從不同的視角去讀《二十四史》，這也是毛澤東讀《二十四史》的一個獨到之處。
《二十四史》雖然不是兵書，但它記載和敘述了許多關于戰爭和戰略、戰術的內容，歷朝、歷代許多著名的戰爭、戰役，《二十四史》中幾乎都有記述。毛澤東愛讀《二十四史》，更愛讀《二十四史》中關于戰爭和戰略、戰術的記載和描述。《二十四史》不是兵書，可是毛澤東把它當成兵書來讀。《二十四史》中關于戰爭、戰役和戰略、戰術的記述，他讀得多，劃得多，批注也多。
我們在服務工作中知道，《二十四史》一書中，凡記述農民運動的文字，毛澤東都有濃厚的興趣，在閱讀中都有圈劃和批注。就是起義軍作戰的路線，毛澤東也字字披覽，圈圈點點。例如在《舊唐書·黃巢傳》后，附有毛澤東親筆畫的黃巢行軍路線圖一張(黃巢與秦宗權合傳，在全書之末)，從此可以看出他讀《黃巢傳》時是多么地用心。毛澤東高度肯定農民起義戰爭的積極作用，他說，陳涉、吳廣的功績甚至連封建統治階級也不否認。司馬遷在《史記·陳涉世家》中說：“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競亡秦，由涉首事也。”《漢書·陳勝(陳勝字涉)、項藉傳》里也承認，“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競亡秦”。同時他對于農民起義軍的失誤和領袖的錯處，也總是惋惜地標出或批注，如在《史記》和《漢書》的陳涉傳中寫他斬殺故舊的地方，毛澤東特地加了“可惜”，“不當如是”類的批語。
1958年12月武昌會議期間，毛澤東披讀《三國志·張魯傳》時，心潮洶涌，曾寫了大段文字，揭示出中國歷史上前赴后繼的農民起義戰爭的巨大意義，并指出了這種斗爭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在性質上的原則區別;同時，又說明其間相同的地方，即：“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級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他認為廣大農民群眾，不僅在長期的封建時代是歷史發展的推動力，而且直到今日，仍然蘊涵著要求改變一窮二白、擺脫貧困、追求平等自由的旺盛的革命積極性。農民美好的愿望和革命積極性，只有在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才能成功地得到發揮。他認為：“二千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沒有停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這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中國漫長的農民起義戰爭的歷史，得出的一個完全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的科學結論。
我們在圖書服務工作中還知道，毛澤東在讀《二十四史》過程中，對唐太宗李世民的戰略戰術思想很為欣賞，曾對李世民“堅壁挫銳”的戰略戰術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樣，先守不攻，讓敵人進攻，不準士兵談論進攻的事，談論者殺。待敵人屢攻不克，兵士氣憤已極，才下令反攻，一攻即勝。這樣一可練兵，二可練民。”
與“堅壁挫銳”戰術相配合，李世民在戰爭中還有效地利用了“以弱當強、以強當弱”的戰術。明朝馮夢龍編著的《智囊》第22卷《兵智部·制勝》中闡述孫臏的“駟馬法”時，引用了唐太宗的自述：“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過數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后，反而擊之，無不潰敗。”
毛澤東讀到此處深有同感，提筆批寫：“所謂以弱當強，就是以少數兵力佯攻敵諸路大軍。所謂以強當弱，就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以五六倍于敵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圍，聚而殲之。”毛澤東也因此盛贊李世民：“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頁。)
在讀《新唐書》卷八十《李恪傳》第3頁，書中記載：在立皇諸問題上，唐太宗明知李治為人柔弱，思慮不精，缺少雄主的韜略;李恪則“英果類我”，文武兼備，堪當重任。卻只因國舅長孫無忌極力保舉李治，而放棄了改立李恪為太子的打算，結果釀成了武則天的專權。毛澤東認為這一禍患的根源應始于立李治為太子。因此毛澤東在《新唐書·李恪傳》這段文字的天頭上無不遺憾地寫了批注：“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聽長孫無忌之言，可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毛澤東的這條批注，對李世民既有稱頌，也有批評。盡管如此，在眾多的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還是毛澤東很欣賞的一代雄主。在建立唐王朝和統一天下的過程中，李世民的軍事思想和才能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
史籍記載：李世民在軍事決策上，他首先做到了縱觀全局，深謀遠慮。繞過河東，先取長安;鞏固關中，再伐關東;大勝劉武周;搶占虎牢，一舉克雙……一次次正確的戰略決策充分體現了李世民能夠從全局出發，不以暫時的優劣決定進退的思想，而且一旦決策，就能果斷執行，貫徹始終。
在戰術運用上，敵強我弱時李世民善于打持久戰。休兵秣馬，豎壁挫銳，而一旦時機成熟，又兼具連續作戰精神。窮追猛打，不給敵軍喘息之機。
李世民對騎兵的運用也十分精妙。相持階段，他善于分遣騎兵抄襲敵軍后路或切斷敵軍糧道;決戰階段，他又經常率騎兵迂回到敵后或側翼，攻其不備;敵軍潰敗時，他也常運用精騎的高速度追擊敵軍，擴大戰果。
李世民經常深入戰略要地，勘察敵情。多次遭遇伏擊，但他都臨危不亂，鎮靜應對，化險為夷。每次戰役中，他都親自率軍沖鋒陣前，與士兵同場殺敵。這是李世民用兵的又一可貴之處。對史書上的這些記述，毛澤東讀得很細，字字句句，入腦入心。
毛澤東稱贊李世民是自古以來最能打仗的人，確實是言之有據，名不虛傳。
毛澤東欣賞李世民，稱贊李世民，愛讀李世民。不僅對《二十四史》一書中關于李世民的記述，他都一一閱讀，一遍又一遍閱讀，而且其他史籍如《智囊》等，他也讀得很細，批注，圈畫滿書。
讀歷史，讀戰爭，讀戰略和戰術，把史書當做兵書來讀，這是毛澤東讀史的又一獨到之處。翻開毛澤東讀批過的《二十四史》，很多的批注，都是讀有關戰爭和戰略、戰術的記載時寫下的，如讀《三國志集解》卷五十八《吳書·陸遜傳》，先后寫了三條批注，全是關于戰爭或戰略、戰術的評論。把史書當兵書讀，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我國歷史上有名的大戰，例如晉楚城濮之戰，楚漢成皋之戰，韓信破趙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等，還有著名的農民革命運動，等等，大戰、小戰，戰爭、戰役，戰略、戰術，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毛澤東說“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中國歷朝歷代的帝王，有許多都是用槍、用刀等武器打、殺出來的。《二十四史》中記載的帝王，民族之間的戰爭斗爭，比比皆是，很多很多。毛澤東所以愛讀《二十四史》，這是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緣由。從戰爭和戰略、戰術的視角讀《二十四史》，常讀常新，越讀情致越濃。
在圖書服務工作中，我們知道，毛澤東讀《二十四史》還有許多的視角。例如：歷史的視角，把《二十四史》當歷史來讀，這是很自然的;政策和策略的視角，歷朝皇帝治理統治國家，都有各自的政策和策略。這些政策和策略，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有經驗、有教訓，有啟示，學習、借鑒這些歷史經驗，對做好當前和今后的工作定會是有益的;選人、用人的視角，干部教育管理的視角，組織工作的視角，借用歷史成功做法和經驗，建設好當今的干部隊伍等是很有必要的;還有外交的視角，讀歷史，讀外交，妥善處理好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用歷史為現實服務，這也是不能缺少的;還有民族統一的視角，民族團結的視角，等等，所有這些視角，都是毛澤東在讀史過程中常用的。這里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聯系毛澤東的讀書實際，我們認識到，書是同一部書，人是同一個人，從不同的視角去讀，就會有不同的認識，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思維，不同的效果。在讀書過程中，常變換變換視角，常換換方法，這樣讀起來新穎，讀起來有新意，讀起來有興趣，讀起來有新的效果。這樣讀書就會越讀越愛讀，越讀越有興趣，越讀越想讀。這就是毛澤東的讀書實踐留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
(作者系毛澤東晚年圖書服務管理工作人員、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干部局原局長。本文節選自作者撰寫的《毛澤東讀書十法》，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2023年9月第7次印刷，第334—3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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