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勞動人民真正享受教育的權利，已被剝奪殆盡。它必將激起廣大人民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和憤怒，必將促使人民的進一步覺醒，加速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的垮臺。”
蘇修叛徒集團為了維持其反動統治，總要在“社會主義”的招牌掩蓋下，制造一些謬論，大搞復辟資產階級專政的罪行。在教育方面，也不例外。蘇修叛徒集團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竭力標榜什么 “蘇聯的教育事業是真正的全民事業”，蘇聯的教育是什么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還大言不慚地要向別國“傳授自己的經驗”，等等。蘇修叛徒集團正是在“全民教育”的幌子下，利用教育陣地灌輸資產階級思想，把在修正主義路線統治下的學校變為培養特權階層、繁殖資產階級的土壤，把教育變成了蘇修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現在，我們就對蘇修的“全民教育”進行一些研究和剖析，看看它販賣的究竟是什么貨色。
“教育平等”——拉薩爾幽靈的再現
一九七三年，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炮制了一個《蘇聯和加盟共和國國民教育立法原則》（以下簡稱《教育立法》），聲稱蘇聯國民教育的基本原則是：“全體公民不分種族、民族、性別、宗教、信仰、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人們記得，一百年前，革命導師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曾對拉薩爾所謂“平等的國民教育”謬論加以痛斥和批判，并徹底揭露了當年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德國，拉薩爾之流鼓吹“平等的國民教育”的機會主義口號的偽善面目。現在，蘇修叛徒集團公然又揀起了“平等的國民教育”這面破旗來欺騙蘇聯人民，可見他們已墮落到何等地步！ 在今天的蘇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統治下，廣大工農群眾所能受到的教育極為有限。普及教育已經成為空話。蘇修統治集團多年來大吹大擂要“普及中等教育”，但是連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認， “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工人只受過小學教育或更低水平的教育”。這種情況在農村尤其嚴重。廣大農村不僅沒有高等學校，普通中小學也為數不足，學校的設備極差，教師奇缺。廣大工農子女為生活所 迫，常常不得不被迫退學，中斷學習去尋找工作以維持生活。這就使廣大工農永遠處于沒有知識、沒 有文化，被壓迫被奴役的處境。
但是，蘇修叛徒集團卻拿出“職業技術教育”來點綴對工農的“關懷”。《教育立法》中規定， 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的任務是培養“有技能的工人”，“為了保證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得到熟練工 人”。廣大工農子女上了幾年這類學校之后，只能成為廉價勞動力。實際上蘇修的普及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主要是訓練為資產階級創造剩余價值的奴隸，因此他們給勞動者的教育，正如恩格斯所說 “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點點。而這一點實在并不怎么多”。因此，“所謂義務教育也只是在名義上存在”。
“天才教育”——培養精神貴族的搖籃
同工農子女形成鮮明的對照，蘇修特權階層的子女則可以沿著蘇修學校的金字塔向上爬，大學畢業后能以“專家”的頭銜，世襲其父母的特權。蘇修的高等教育已成為資產階級子女升官發財的階梯。勃列日涅夫公然宣稱：“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干部。”蘇修統治集團通過他們把持的高等教育，在各個部門排斥異己，打擊工農干部。他們把一批批工作多年，富有實踐經驗的人，從各個崗位上趕下來，唯 一的罪名就是沒有一張“大學文憑”。據蘇修報刊透露，有的人從戰后年代就參加了工作，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幾年前竟在機關縮減編制時被裁掉，當局直接告訴他的理由是：“你沒有大學畢業證書。”于是，這些工農干部就被那個《教育立法》所規定的、從高等學校培養出來的“生產的 組織者”和“高級技術專家”等等一批為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驅使的各種“專門人材”所代替了。
為了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蘇修還在各種學校中大搞所謂“天才教育”，對特權階層的子女進行特殊培養，以適應其對內加強法西斯專政，對外侵略擴張、爭奪世界霸權的需要。勃列日涅夫宣稱：“一定要選拔真正有天賦的人入學，以造就高材生”。通過所謂“尋求天才和天才選拔制度”，一批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子女被捧為具有獨特的“先天素質”、“特殊天資”的“天才生”，作為它那個階級的“精華”，從優施教。
蘇修叛徒集團為了培養“天才”，費盡心機，不惜工本。例如在西伯利亞就通過由三輪考試組成的“西伯利亞奧林匹克”，選拔“天才”學生，并特地開辟了一座集中造就“天才”的“科學城”。蘇修還專門為特權階層子女設立軍事、政治、物理、數學和藝術等方面的“天才學校”。這種學校不僅有較好的設備，還有經過精心挑選的“較高水平”的師資，學生們也享有比其他學校遠為優厚的獎學金和生活待遇。這種學校采用不同于其他學校的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有的學生在中學學習，同時又在大學聽課。一切都顯示了對待“天才”的與眾不同。這儼然是沙俄時代地主資產階級貴族學校的復活。
“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么平等。”蘇修叛徒集團在教育領域內復辟了資產階級的等級教育制度的事實，恰好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所謂全體公民“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的謊言。
“知識仲裁”——排斥工農的大棒
蘇修教育愈是反動、專制，統治階級愈是把它粉飾得又“平等”又“民主”。蘇修頭目公開販賣知識是“最高仲裁者”的謬論，說什么招生考試的“唯一要求”是知識、分數，淘汰學生的唯一標準 還是知識、分數。蘇修《真理報》還專門以“知識是進入高等學校的通行證”為題大作文章，制造輿論。用知識、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來標榜“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這是蘇修“全民教育”的又一副偽裝，是蘇修叛徒集團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把工農排斥于學校大門之外的一種毒辣手段。
蘇修推銷以知識為“最高仲裁”的貨色，就是維護和加強資產階級法律上的和實際上的特權，它是為資產階級和高薪的特權階層的子女服務的。這些子女們靠著他們家長的優越的物質條件，可以進入收費昂貴的“補習班”、“預備班”，可以聘請家庭教師，比較容易弄到“好分數”，進入高等學校。而勞動青年和工農子女要想升學特別是進大學，除了經濟壓力之外，單憑“好分數”的“入學考試”又是一道難關。即使有的進入大學，或因經濟困難，或因所謂“天賦智力落后”，隨時都可能被趕出校門。一些貧苦學生，為了維持生活，下課后還得出外去做零工，直到晚上十點鐘才能回家。一個叫薩沙的電工考入高等學校后，因家庭困難逼得他經常去醫院賣血。不少人由于考試分數不及格， 被迫中途退學。在烏拉爾，退學率竟達百分之四十五點七。
蘇修叛徒集團為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造輿論，別有用心地誣蔑工農子女“知識水平低”，工農子女上大學“會降低教育的一般水平”，“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等等。他們在積極推行“分數掛帥”的同時，還改變了助學金制度，排斥工農學生。嚴酷的事實說明，蘇修推行的“知識仲裁”， 實質是強化資產階級法權，對工農實行文化專制，借助“知識仲裁”復辟了資產階級獨霸教育領地的統治權。
唯一的原則——盧布和特權
教育在蘇聯已成為蘇修特權階層進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大學從入學、考試到取得畢業文憑， 到處出現擺弄權勢，行賄收買，營私舞弊的種種丑惡現象。蘇修的一些大小頭目，可以濫用職權送自己的子女入學。格魯吉亞一個市蘇維埃副主席竟給他的女兒開假證明信，說是“市蘇維埃代表”，硬塞進了大學。為適應特權階層子女獨霸大學的需要，近年來一些專門替資產階級子女解決入大學問題的“商行”，假造文憑的“工廠”，辦假大學的“企業”……各種行當應運而生。有人專門生產各種 精致的“小抄”，供有錢的子女在考試中用以作弊。列寧格勒一個假造高等院校文憑的“工廠”，兩年間出售數百張，每張平均五、六百盧布。特權階層的子女，盡管游手好閑，不學無術，卻可以依仗 錢勢，混進大學，撈到“成績”，弄得“文憑”。所謂對考生的“唯一要求”，什么“入學考試”、 “好分數”等等，不過都是騙人的把戲而已，在蘇修權貴們的眼里，他們唯一的原則就是盧布和特權。
與此同時，在蘇修教育中，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原則越來越同樣起著支配作用。勃列日涅夫就曾露骨地把教育經費的開支，稱為“合算的、有盈利的投資！”蘇修不僅宣揚什么“求知識就是為了盈利，受教育就是為了賺錢”，而且把他們實行的以利潤原則為核心的“新經濟體制”貫徹到學校中去。蘇聯一些報紙公然主張高等學校開展自由競爭，象商品一樣對大學生進行自由買賣。畢業生在半年的“試用期”內，如果企業、機關認為“是有完備學識的，就把他列入編制之內，而企業則付給學校培養一個專家的價值，平均是六千盧布”；如果畢業生被認為“不適宜于工作”，就把他退回原學校去。這種“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的現象，徹底反映了蘇修教育的日益反動、腐朽和沒 落，充分暴露了蘇修利用教育這個工具復辟資本主義、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實質。
綜上所述，蘇修叛徒集團鼓吹的“全民教育”，是一切反動沒落階級意識形態的大雜燴，既有老沙皇的等級制度，又有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商品化”；既繼承了老機會主義拉薩爾的“教育平等”，又發揮了“上智下愚”“生而知之”“學而優則仕”等等腐朽的孔孟之道一類的東西。“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特點是全面的反動。”（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所謂的“全民教育”，實質上是反映在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蘇聯，享受教育的權利完全是由資本和政治特權的大小決定的。勞動人民真正享受教育的權利，已被剝奪殆盡。它必將激起蘇聯廣大人民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和憤怒，必將促使蘇聯人民的進一步覺醒，加速蘇修叛徒集團的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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