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人幫”踢開黨委鬧革命，鬧出一場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開黨委鬧民主，會鬧出一場什么“民主”，難道不同樣清楚嗎？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現在就不那么容易了。為什么呢？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踢開黨委鬧“革命”，黨被打亂了，“四人幫”實行的是幫領導、幫統治。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目前的形勢和任務》（1980年1月16日）

　　筆者檢索了人民日報數據庫，從創刊的1946年5月到2003年，為擴大搜索范圍，筆者以“踢開黨委鬧”作為關鍵詞來檢索。

　　檢索人民日報數據庫，檢索結果如下：

　　一共檢索一共檢索到141條報道，文革期間沒有任何“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報道。

　　“踢開黨委鬧革命”最早的報道是文革結束后，1976年11月22日第3版，批判“四人幫”的一篇《剝掉“四人幫”支持新生力量的畫皮》報道。

　　剝掉“四人幫”支持新生力量的畫皮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表面上裝著“最重視”、“最關心”、“最支持”新生力量，實際上干著拉攏、腐蝕、毒害青年和青年干部的罪惡勾當。現在，是我們徹底剝去“四人幫”支持新生力量畫皮的時候了。

　　......

　　在“四人幫”的唆使和縱容下，什么“層層揪代理人”，“踢開黨委鬧革命”，什么“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等奇談怪論，紛紛出籠，一時間，鬧得一些地方烏煙瘴氣，破壞了革命和生產。

　　作為文革開始標志的五一六通知是如何說的呢？

　　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966年）8月8日上午十一時，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稱“十六條”）。《決定》主要內容是：......三、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五、黨的領導要善于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

　　《紅旗》雜志1975年第三期發表了“四人幫”成員之一張春橋寫的文章：

　　中國的共產黨人是有信心的，中國的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們正在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意氣風發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爭。

　　——《紅旗》雜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筆者在1967年4月19日人民日報第1版查到了這篇文章《首都工業戰線革命和生產形勢大好》：

　　首都工業生產形勢大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發展的結果，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在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下英勇斗爭的結果......

　　1966年11月4日人民日報第1版《毛主席第六次檢閱文化革命大軍》：

　　林彪同志指出，在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指引下，我國廣大革命群眾，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的新經驗。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這種大民主，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新貢獻。

　　從上述報道看，都突出強調了黨的領導。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毛澤東大傳》

　　（二月逆流后）1967年4月30日，毛澤東把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請到自己家里，他笑著對譚震林說：

　　“譚老板吶，你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你要還有氣，今天就痛痛快快地再沖我開一炮。咱們定個君子協定，不許罵娘。”

　　“搞文化大革命，第一要堅持黨的領導，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我們就一事無成。”

　　根據《毛澤東傳》：

　　關于當前運動的發展。毛澤東主張：“當前大辯論主要限于學校及部分機關，不要搞戰斗隊，主要是黨的領導。

　　筆者還以“黨委”作為關鍵字檢索了《毛澤東年譜》，在文革期間出現的頻率極其高，包括毛主席對各黨委的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