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說，辯證法，就是趕毛驢上坡。
1936年西安事變后，毛主席在陜北紅軍大學作報告，為了讓將士們懂得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和全面抗戰的關系問題，他借用陜北老鄉們趕毛驢上坡的例子說：“老百姓讓毛驢上坡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對待蔣介石在抗日的問題上，我們就像是對毛驢上坡一樣，他不愿上山，不愿拿槍打日本，我們怎么辦呢？就得向老百姓學習，采用對付毛驢的一套辦法，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西安事變就是這樣，打了他一下，他會上山抗日的。”他借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事業成敗的關鍵：
勝在辯證思維，敗在形而上學思維。
提起形而上學思維，中國古代有守株待兔、刻舟求劍之類婦孺皆知的寓言故事。這種思維方式之所以會導致失敗，在于它以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并且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
擁有這種思維方式的人，即使知道“唯一不變的是變化”這條至理名言，也把社會發展的原因歸結為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
中國古人對思維規律研究甚少，直到毛主席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改造傳統辯證思維，才改變了中國人觀察和分析問題的基本立場跟方法。毛主席說：“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法則，因此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
他強調，對事物要一分為二地進行分析，對事物的變化則要進行內因與外因的分析。
經過長期的宣教，無論是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還是販夫走卒、基層官兵，許多人都學會了這樣的思維方式，他們拿個小本子，記錄一天以來有哪些優點，哪些缺點，應該繼續保持什么，應該拋棄什么。
毛主席把這種分析叫做批評，要求不僅要分析自己，也要分析別人。他把這種方式用于全黨，讓大家學會把握事物的兩重性，分清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不正確的，找出好的光明的一面和不好的黑暗的一面，形成了“團結——批評——團結”公式，提升了黨的戰斗力，為黨最終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對于內因與外因的分析，他說：“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意思是事物的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事物與其他事物的相互聯系與相互影響則是第二位的原因。
比如，在適當的條件下，雞蛋可以孵出小雞，但無論外界條件如何，石頭不會變成小雞。
這樣一來，辯證的思維方法就是處理好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處理好同一性與斗爭性的關系。
首先，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間的矛盾反映到黨內，就是不同思想和斗爭經常在黨內發生，而“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正確的東西總是在于錯誤的東西作斗爭中發展起來。
毛主席運用對立統一規律，揭示出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將矛盾看作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形成了他不怕矛盾、歡迎矛盾、善于斗爭的思維方式和行為品格。
其次，處理好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處理好共性和個性的關系。
我黨早期面臨的困難重重，面對我們需要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這一時代課題，吃過“洋面包”的人們似乎更有說服力，“山溝溝”里自然飛不出純正的馬列主義。但毛主席把辯證法用活了，他寫下《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等光輝著作，處理好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整改具體實踐的關系，用辯證思維把廣大干部的目光、思想和實踐帶回深厚的中國大地，終于開辟出一條前所未有的寬廣大道。
再次，處理好同一性與斗爭性的關系，是為了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反者，道之動”，矛盾雙方各以對方的存在為條件，又可以相互轉化。
在矛盾上產生的世界，自然需要以辨證思維去認知與改造。推動事物的發展，就不得不以矛盾為靶向，使主觀意識反作用于客觀，認識矛盾、利用矛盾，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促使事物由量變到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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