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兩條道路的斗爭

　　本文發表于《人民日報》1967年11月23日第1版，同時刊載于《紅旗》、《解放軍報》。

　　當前農村形勢大好。億萬貧農、下中農和城市的廣大革命群眾一樣，充分地發動起來了。他們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斗私，批修，大大提高了社會主義覺悟。偉大的革命運動帶來了生產的新高漲，今年的農業生產獲得了大豐收。農村到處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進一步深入地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在農村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肅清其流毒，是當前發展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的戰斗任務。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億多農民的大國。能不能正確地解決農民問題，是關系我國民主革命成敗的關鍵，又是關系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成敗的關鍵。

　　在全國勝利以后，把中國農民引向社會主義，還是引向資本主義，決定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決定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運。

　　正是在這樣一個頭等重大的問題上，解放十幾年來，一直存在著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針鋒相對的激烈斗爭。

　　全國解放前夕，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就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

　　我們的偉大舵手毛主席，為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制定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這是一條消滅農村資本主義剝削，實現農業集體化的路線，是一條徹底完成農業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康莊大道的路線。

　　而那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中國的赫魯曉夫，十幾年來在農業問題上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他竭力保護和發展富農經濟，反對農業的社會主義集體化；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大搞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瓦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瘋狂地破壞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廣大貧農、下中農。

　　他推行了一條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這是一條妄圖在農村實現資本主義復辟，實際上也就是地、富、反、壞、右復辟的路線。

　　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系統地、徹底地批判中國赫魯曉夫這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對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是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的。

　　中國赫魯曉夫是富農經濟的狂熱鼓吹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國民主革命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就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國內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毛主席還指出：“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按照毛主席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的思想，即不間斷地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轉變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思想，在土地改革以后，必須趁熱打鐵，及時發展互助合作運動，逐步建立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限制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

　　同毛主席這條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針鋒相對，中國赫魯曉夫代表了地、富、反、壞、右的利益，立刻跳出來狂熱地宣揚資本主義，拼命地反對社會主義。

　　七屆二中全會閉幕才一個多月，這個中國赫魯曉夫就跑到天津，卑鄙無恥地吹捧資本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剝削有功”論。

　　全國剛剛解放，這個中國的赫魯曉夫又大力鼓吹發展富農經濟。一九五〇年一月，他在對大叛徒安子文的黑“指示”中，胡說什么“現在剝削是救人，不準剝削是教條主義，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

　　他針對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提出的對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不能“任其自流”的論點，大唱反調說：“雇工，單干，應該放任自流”，“流出點富農來好”。他還宣傳雇人種地“不要限制”，是“合法的”，“對窮人也是有好處的”。

　　他還瘋狂地叫嚷：“三馬一犁一車的農戶，在數年后應發展到百分之八十”。

　　他在同年六月的講話中還說，“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是一種長期的政策”。

　　從這一陣陣吸血鬼的嚎叫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村中資本主義勢力妄想吞掉社會主義的那種剝削階級的貪婪和瘋狂。這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吃人哲學！

　　什么“剝削是救人”！什么“雇工是合法的”！它“救”的是資產階級的人，“合”的是資本主義的法。黨內頭號走資派，如此狂熱地歌頌剝削制度，把萬惡的雇傭奴役制，描繪得像“極樂世界”一樣，他的五臟六腑里裝的是什么黑貨，不是昭然若揭嗎？！

　　什么“發展三馬一犁一車的農戶”！稍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在廣大農村，擁有三馬一犁一車的農戶，絕不是中農，而是富農。所謂發展三馬一犁一車的農戶，就是要發展富農經濟，讓資本主義占領農村陣地，使廣大貧農、下中農重新淪于被壓迫被剝削的悲慘境地，破壞工農聯盟，破壞無產階級專政。

　　什么“不要限制”！這個頭號走資派狂熱地贊美富農經濟，正是為了“限制”、扼殺廣大貧農、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而為資本主義勢力鳴鑼開道。他叫囂“不要限制”的僅僅是資本主義剝削而已。這就是他所謂“自由”的階級內容！

　　中國赫魯曉夫為了欺騙群眾，竟然顛倒黑白地說：“有了百分之七十有三匹馬的農戶，將來才好搞集體農莊。”

　　他切齒仇恨地誣蔑貧農：“不要認為反對單干的就都是集體主義者”。

　　這是對貧農的莫大侮辱，這是對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的極大歪曲！毛主席指出：廣大貧農、下中農有“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他們過去深受地主、富農的殘酷剝削，對剝削制度充滿了深仇大恨。土地改革以后，他們的生活雖然比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

　　但是，許多人的經濟地位還很困難（貧農），或者仍然不富裕（下中農），這就決定他們堅決反對單干，堅決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積極要求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

　　他們是黨在農村中的依靠力量，是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力軍。打擊貧農，就是打擊革命，就是反對社會主義；依靠富農去搞什么“集體農莊”，就絕不會有一絲一毫的社會主義，而只能是百分之一百的資本主義。

　　所謂要到“有了百分之七十有三匹馬的農戶”才能搞集體化的荒謬“理論”，不過是替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剝削加上一塊遮羞布而已。要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單干農民都變成富農，這完全是騙人的，根本是不可能的。

　　并且誰都知道，富農經濟控制農村之日，就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民在地、富、反、壞、右的壓迫下重新陷于赤貧的痛苦生活之時。這就是中國赫魯曉夫對“窮人”的所謂“好處”。

　　中國赫魯曉夫把他這套反社會主義的理論，概括成一個否定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

　　所謂“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就是要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就是要發展城鄉資本主義。說到底，也就是要把解放了的中國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這個反動綱領，遭到了毛主席的痛斥。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講話中針鋒相對地指出這種提法是有害的。他深刻地指出：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揭穿了中國赫魯曉夫發展資本主義的路線的反動本質，為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指明了方向。一場幾萬萬農民參加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了！一場更尖銳更劇烈的兩條道路的斗爭開始了！

　　中國赫魯曉夫是扼殺農業合作化的頭號走資派

　　無產階級革命黨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就發出了“組織起來”的偉大號召，深刻地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

　　全國解放以后，隨著土地改革的完成，在毛主席這條正確路線的指引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提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一九五一年，山西等地廣大貧農、下中農，根據毛主席的教導，提出把互助組提高一步試辦農業合作社的要求。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行動。然而，中國赫魯曉夫卻背著毛主席，在一個報告上惡狠狠地批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請看：這個扼殺農業合作化的頭號走資派，是多么仇恨貧農、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啊！

　　中國赫魯曉夫的這個“批語”，是他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極端仇恨廣大貧農、下中農的自供狀。他竟敢把農業合作化的社會主義路線，誣蔑為“幻想”；他竟敢把現實生活中沖破資本主義勢力而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誣蔑為“危險”的“空想”。他的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革命立場，在這里暴露得再清楚也沒有了！我們簡直可以聽見他咬牙切齒仇恨社會主義的聲音！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看到這個批語以后，以極大的憤慨對這種謬論進行了堅決的回擊。毛主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實行農業合作化的極其完整的理論，并親自制定了黨中央第一個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勝利地引導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向前發展。中國赫魯曉夫的陰謀破產了。

　　一九五三年，在國民經濟基本恢復和全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提出了我們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他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

　　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燈塔照耀下，廣大農民的社會主義熱情空前高漲，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合作社，如雨后春筍，迅速發展。面對這種大好形勢，黨內頭號走資派及其同伙，嚇慌了手腳，趕忙下命令，叫喊什么“反冒進”，強迫已入社的農民“退社轉組”。一些剛辦起的初級農業合作社就這樣被扼殺了。

　　一九五五年，在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遍及全國。可是，中國赫魯曉夫又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機會，再次策劃了“反冒進”的罪惡活動。同年五月，他和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合謀制訂了“停”、“縮”、“整”的反動方針，并親自批準了大砍合作社的計劃。兩個多月的時間，全國就有二十萬個合作社被砍掉了。

　　直到現在，這個中國的赫魯曉夫還死不認罪。但是，鐵證如山，賴是賴不掉的。中國的赫魯曉夫百般狡辯，只能更加充分地暴露他頑固不化、惡貫滿盈的反動嘴臉。

　　中國的赫魯曉夫為了給他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尋找“理論”根據，從他的老祖宗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之流的修正主義垃圾堆里翻出了“生產力論”這個破爛武器。他鼓吹什么“有了工業的國有化，才能供給農民大量的機器，然后土地國有化、農業集體化才有可能。”

　　他的這種“先機械化，后合作化”的“理論”，在我們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早已可恥地破產了。他否認作為生產力中最主要最活躍的因素的人民群眾的偉大革命作用。在他那里，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對生產力的偉大促進作用等等，都統統被拋到了九霄云外。按照他的這種“理論”，在生產力還不發達的國家，無產階級和貧農、下中農取得民主革命勝利以后，沒有資格也不應該及時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必須先讓資本主義發展。沒有機器，受資本家和富農剝削也是活該。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這種“理論”辦事，那就必然是既斷送我國的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化，又斷送社會主義工業化。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這種“理論”辦事，社會主義革命事業豈不早就被斷送，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豈不早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了嗎？

　　事情很清楚，所謂“先機械化，后合作化”，不過是中國赫魯曉夫用來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借口。他的罪惡目的，就是要在我國農村發展資本主義，讓地、富、反、壞、右復辟，使廣大貧農、下中農去給地主、富農當牛做馬。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面臨被黨內頭號走資派扼殺的時刻，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著名報告，接著又親自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序言和按語。毛主席在這些天才的、劃時代的偉大文獻中，科學地、系統地、完整地解決了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徹底粉碎了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同伙的猖狂進攻。

　　毛主席高度地贊揚了廣大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以極大的熱情歌頌說：“現在全國農村中，社會主義因素每日每時都在增長，廣大農民群眾要求組織合作社，群眾中涌出了大批的聰明、能干、公道、積極的領袖人物，這種情況十分令人興奮。”

　　毛主席痛斥了中國赫魯曉夫等妄圖阻擋歷史潮流的機會主義，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

　　毛主席深刻地闡明了農業集體化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辯證關系，批判了中國赫魯曉夫的“先機械化，后合作化”的荒謬“理論”。毛主席指出：“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絕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絕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

　　毛主席的英明論斷，解決了這樣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重大問題：在工業不發達的國家里，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之后，必須而且可能及時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依靠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飛躍發展；在工業還不能提供大量的農業機械的情況下，可能而且必須調動廣大貧農、下中農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先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集體化，發展農業生產，從而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開辟廣闊的道路。

　　機會主義的邪氣垮下去，社會主義的正氣升上來。在毛主席的光輝理論的指導下，幾千萬戶的農民群眾行動起來了，幾萬萬農民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怒濤，把中國赫魯曉夫等一小撮妖魔鬼怪的修正主義路線迅速沖垮了，卷走了。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嘴臉在大浪潮中被照得一清二楚。

　　農業合作化偉大的群眾運動，以空前迅猛之勢向前發展。從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經過一年多時間，就在全國提前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兩條路線斗爭中，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獲得了極其偉大的勝利。

　　中國赫魯曉夫是“三自一包”黑風的總根子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國民經濟出現了蓬蓬勃勃的大躍進局面，我國廣大農村出現了人民公社這一嶄新的社會組織形式。人民公社化的實現，使農業集體化躍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加速了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滅亡。

　　階級敵人并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對社會主義在農村的新勝利，恨得咬牙切齒，做夢都在想著復辟資本主義。

　　就在我國國民經濟由于赫魯曉夫叛徒集團的破壞和連續三年自然災害，遇到暫時困難，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掀起反華大合唱的時候，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以為這一下可該“變天”了，于是指揮他們的大小婁羅，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條戰線上，向社會主義發起了全面的猖狂進攻。

　　黨內頭號走資派大肆攻擊人民公社說，“農民這幾年從集體經濟中間沒有得到好處”。在他的煽動下，我國農村刮起了一股“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的黑風。這是他妄圖瓦解人民公社，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一次大表演。

　　他公然叫囂：“不要怕資本主義泛濫”，“自由市場還是要搞下去的”，“工業上要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單干！”

　　對這一點，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發揮得更形象。他說：“只要能增產，單干也可以，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這兩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還派出親信爪牙，四處“調查”“包產到戶”的所謂“經驗”，妄圖搜羅“炮彈”，攻擊我們偉大導師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假“增產”之名，行瓦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之實，恢復單干，讓資本主義在農村自由泛濫，這就是他們提出的“三自一包”的反動實質。

　　想當初，為了推行“三自一包”，中國赫魯曉夫發“指示”，作“報告”，多么神氣十足！可是現在，這個“修養”到家的“大人物”卻居然厚顏無恥地賴賬說，在三年困難時期，他“沒有攻擊”人民公社。

　　事實俱在，還想抵賴。真不要臉！

　　中國赫魯曉夫鼓吹的“三自一包”，迎合了農村中資本主義勢力的需要，助長了富裕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為投機倒把分子、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大開綠燈。按照中國赫魯曉夫的黑指示強制推行“包產到戶”的少數地方，什么“責任田”，什么“分田到戶”，什么“產量責任制”等等復辟資本主義的花樣，統統冒了出來，嚴重影響和削弱了集體經濟。

　　在刮起“三自一包”黑風的一段時間里，中國赫魯曉夫卵翼下的一小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都得意忘形，以為在絕望之中又終于找到了一條復辟資本主義的妙計。他們搖頭晃腦地說：“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中國赫魯曉夫極力鼓吹的“三自一包”，是撮合城鄉資本主義勢力向農村社會主義陣地發動猖狂進攻的一股黑風。這是為了破壞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挖社會主義的墻腳，把紅色的中國變為黑色的中國。這是替他們篡黨篡政作準備的一場資本主義大復辟活動。

　　無獨有偶。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鼓吹的這一套，同赫魯曉夫及其繼任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在蘇聯農村搞的那一套，是一模一樣的。

　　蘇修叛徒集團的頭頭們大肆推行“產品自由售賣的原則”，下令禁止對市場價格實行“行政調節”。他們宣布“贏利水平應當成為客觀上評價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經營活動的基礎。”他們一再放寬對“自留地”的限制，縱容私分公有土地。他們大搞分田到組、到戶，公然把國有化的土地“從法律上”固定給小組長期耕種，而一家只要有兩三個以上的勞動力，就可以是一個小組。

　　正是在這樣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統治下，在蘇聯的農村，私有經濟泛濫成災，社會主義經濟完全瓦解，兩極分化日益加劇，富者越富，窮者越窮，資本主義已經全面復辟。

　　請同志們想一想，如果讓中國赫魯曉夫的陰謀得逞，在我國農村，將會出現一種什么樣的情景呵！

　　圍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場大搏斗

　　正當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勢力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嚴重關頭，一九六二年秋天，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尖銳地批判了中國赫魯曉夫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煞住了中國赫魯曉夫刮起的復辟資本主義的黑風。

　　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偉大號召，提出了“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偉大任務，吹響了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全面反擊的號角。它如一聲驚雷，震撼了一切牛鬼蛇神。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開展起來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場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革命，是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深入發展。圍繞著這場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中國赫魯曉夫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斗。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集中地體現在兩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件中，這就是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即十條）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

　　按照毛主席這條路線，就是要“抓住階級斗爭這個綱，抓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這個綱”，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按照毛主席這條路線，就是要“依靠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斗爭”。

　　按照毛主席這條路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這些當權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

　　這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觸到了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痛處，打破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美夢。他們見勢不妙，就采取反革命的兩面手法，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口號接過去，拋出一條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首先跳出來的，就是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這個家伙，一貫和中國赫魯曉夫狼狽為奸，反對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大砍合作社有他，鼓吹“三自一包”有他，這次又有他。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十條”發布不過四個月，他就急不可耐地炮制出了一個“后十條”（草案），同“十條”直接相對抗。

　　這個“后十條”（草案），用反革命釜底抽薪的手法，抽掉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這一根本內容，把毛主席在“十條”中所明確規定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丟得一干二凈。它打著要劃清“具體的政策界限”的幌子，千方百計地為農村資本主義勢力開脫罪責，束縛廣大群眾的手腳，竭力包庇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

　　他假“社會主義教育”之名，把斗爭矛頭指向貧農、下中農。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拋出這棵大毒草，就是妄圖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撲滅由毛主席親自點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革命烈火。這是他反對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之一。

　　接著，中國的赫魯曉夫指派他老婆王××下去“蹲點”，搞了一個臭不可聞的“桃園經驗”，恬不知恥地到全國大吹大擂，自賣自夸，并且根據這個“經驗”對“后十條”（草案）作了一番加工修改，搞出一個“修正草案”。這是一個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作，是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反動綱領。

　　中國赫魯曉夫拋出這條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要陰謀篡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領導權，把這場偉大的革命運動引入歧途。這是中國赫魯曉夫一場殘酷地鎮壓貧農、下中農，向無產階級手中奪權的大陰謀。在他操縱的一定地方、一段時期內，在這條形“左”實右路線的毒害下，不少貧農、下中農被打成“反革命”，被奪了權。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偉大成果曾經因此遭到了嚴重的損害。

　　中國赫魯曉夫極力回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大談什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等。

　　他玩弄這種“障眼法”，一是妄圖使革命人民忘記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忘記無產階級專政；二是為了把矛頭指向廣大貧農、下中農，指向廣大好的和比較好的干部，以包庇黨內一小撮走資派不被揭露。這是極其惡毒的陰謀。

　　中國赫魯曉夫極端害怕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干部真正發動起來，掌握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就會把他的婁羅挖出來。因此，他拿出國民黨的“訓政”手段，壓制群眾，打擊革命干部，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妄圖把階級斗爭的蓋子緊緊蓋住，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走過場”。

　　中國赫魯曉夫及其同伙抹殺兩條道路斗爭也好，壓制群眾也好，打擊革命干部也好，歸根到底，就是要把水攪渾，搞亂階級陣線，轉移斗爭目標，打擊一大片，以便保護黨內的走資派，保護他們自己。

　　中國赫魯曉夫這條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一條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納入復辟資本主義軌道的路線，是一條瓦解無產階級專政，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的路線。

　　這條路線一出籠，就受到了廣大革命群眾、廣大革命干部的抵制和反對。毛主席親自制定的“二十三條”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文件的發布，宣告了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破產。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取得了偉大的成果。農村的資本主義勢力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人民公社進一步鞏固了，農村的社會主義陣地進一步加強了。接著而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農村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又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以“斗私，批修”為綱，把農村中兩條道路的斗爭進行到底

　　我國五億農民，緊跟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繞過暗礁險灘，戰勝妖風迷霧，沿著社會主義的航道走過了十八年光輝的戰斗歷程。

　　十八年來農村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給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經驗。其中最重要的是：

　　第一、“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農村，由于被推翻的地主、富農不甘心于滅亡，總是企圖復辟，由于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由于存在著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階級斗爭一直是非常復雜、非常尖銳的，在每一個歷史的轉折關頭，總是十分激烈的。在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中國赫魯曉夫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就是這種斗爭在黨內的集中反映。廣大貧農、下中農和革命干部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把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進行到底，必須徹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肅清它的流毒。

　　第二、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農村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歸根到底，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斗爭。在無產階級專政新的歷史條件下，階級敵人為了達到他們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目的，總是要采取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軟硬兼施的辦法，在黨內尋找自己的代理人。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是廣大貧農、下中農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中國赫魯曉夫是他們的總后臺。他在農村頑固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他妄圖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復辟，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陰謀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如果讓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篡奪了政權，那就要走回頭路，吃二遍苦。

　　第三、在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后，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結束。鞏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同破壞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的斗爭，仍然是很突出的一個問題。大搞“三自一包”，就是階級敵人腐蝕和瓦解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一種重要形式。無產階級和貧農、下中農必須運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力量，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四、廣大貧農、下中農，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社會基礎，是在農村中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依靠力量。中國的赫魯曉夫，為了實現農村的資本主義復辟，總是堅持依靠地、富、反、壞、右，打擊貧農、下中農的資產階級階級路線。我們必須反其道而行之，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堅持依靠貧農、下中農，團結中農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使印把子牢牢地掌握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手中。

　　第五、“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黨在農村“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向農民群眾不斷地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批評資本主義傾向”。而中國赫魯曉夫則要拼命打擊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大搞物質刺激，竭力誘發和利用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為資本主義復辟服務。這是一場爭奪對農民的思想領導權的嚴重斗爭。廣大農民群眾和革命干部，一定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在狠批中國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的同時，狠斗資產階級的“私”字，逐步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十八年來，中國赫魯曉夫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同廣大貧農、下中農為敵，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到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于遭到了徹底的滅亡。他那一條對抗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正在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農村中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一定要進行到底。廣大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進行到底。

　　讓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祖國的農村高高飄揚！永遠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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